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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牛津大學頂尖學者彼得•弗蘭科潘的著作。他在《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用散文一般的筆法將張騫通西域、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崛起、波斯帝國輝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鬥爭、十字軍的東征、成吉思汗的西征、美洲大發現、明代《金瓶梅》等文學的出現、王陽明心學的繁盛、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中東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911事件、“一帶一路”等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絢爛故事全都串聯在一起，為我們帶來一部包羅萬象的史詩級鉅著的同時，也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政府為什麼要打造“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絲綢之路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全球通史、一部人類簡史，它不僅塑造了人類的過去，更將主宰世界的未來。
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著者 [英] 彼得·弗蘭科潘
譯者 邵旭東 孫芳
1
絲綢之路的誕生
自文明伊始，亞洲的中心就是帝國的搖籃。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為人類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土壤，正是在這裡，誕生了世界最早的村鎮和城市。系統化的農業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並擴展到整個“新月沃地”——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在這裡頒佈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為他的臣民制定了詳細的行為規範，並對違法者實施嚴厲的懲罰。
在所有崛起於此的王國和帝國當中，最偉大的莫過於波斯帝國。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從位於今天伊朗南部的家園迅速擴張，統治了鄰國，將勢力延伸到愛琴海岸，征服埃及後一路向東，直抵喜馬拉雅山腳。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們的開放態度。“波斯人十分樂意接受外來的風俗習慣”，他寫道，如果他們覺得某個被征服者的服裝樣式更好，他們就會放棄自己原來的服飾，這使得他們能夠借鑑米底人（Mede）和埃及人的穿著風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一個多民族合作、運轉平穩的帝國管理體系，主動接受新的思想並進行新的實踐是一個重要因素。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員們監督著帝國的日常運轉，從記載如何給皇室侍從支付酬勞，到監督市場進出貨物的數量和質量；他們還負責監督維護、整修帝國內縱橫交錯、令古代周邊國家羨慕不已的道路系統。
將小亞細亞沿海地區與巴比倫、蘇薩（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縱橫相連的交通網，使人們可以在一週內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羅多德將此成就視為奇蹟：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農業生產的投入和先進的灌溉技術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吸引了周邊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進而促進了城鎮的發展。人口不僅來自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岸的富足農區，還來自烏滸河（Oxus）和藥殺水（Iaxartes）——即現在的阿姆河（Amu Darya）和錫爾河（Syr Darya）——河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後被波斯軍隊佔領的尼羅河三角洲。總之，波斯帝國是一片富庶的土地，連接著地中海和亞洲的心臟。
波斯還是一座代表著穩定和公正的燈塔。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塊分別用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得語三種語言所雕刻的石碑，記錄了古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亂和起義、擊退外國入侵者、公平對待窮人和權貴的事蹟。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為正義是帝國的基石。帝國對少數族裔的包容同樣令人稱道，某位波斯國王被稱作“彌賽亞”（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讓猶太人從“巴比倫之囚”中獲得自由。
古波斯帝國的貿易繁榮昌盛，為統治者的軍事遠征提供了財力支持，而遠征本身又反過來為帝國帶來了更多的資源。貿易的繁榮同樣助長了統治者的奢靡之風。在巴比倫、波斯波利斯、帕薩加第（Pasargadae）和蘇薩，一座座華麗的建築拔地而起。在蘇薩，大流士國王還用埃及的上等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黃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絕倫的宮殿。據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以享樂聞名，僅僅是聽說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撐著商業帝國的是野心勃勃的軍隊，他們推進並保護著帝國的邊界。波斯帝國的北方一直存在隱患，那裡的乾草原是以放牧為生的遊牧部落的地盤，從黑海經中亞一直延伸至蒙古高原。這些遊牧部落十分殘暴，據說他們喝敵人的血，並把敵人的頭皮做成衣服，有時甚至還會吃掉自己的父親。不過，與遊牧民族的交往情況比較複雜。儘管史料說他們混亂無序、喜怒無常，但他們卻是牲畜特別是優質馬匹的重要供應者。當然，遊牧部落也會帶來災難，比如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就在試圖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的戰役中被殺，他的頭顱被兜在一個盛滿鮮血的皮囊中。一位學者這樣諷刺道：現在，他對權力的渴望終於被熄滅了。
然而，這一罕見的挫折並沒有遏制波斯帝國的擴張步伐。希臘的指揮官們帶著恐懼與崇敬交織的複雜心情遙望東方，希望能學到波斯人的戰爭策略及軍事技術。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等希臘詩人用擊敗波斯人來讚美自己祖國的英勇軍隊，展示諸神的眷顧，並在史詩劇和文學作品中弘揚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圖的英雄事蹟。
“我從神奇富饒的東方來到希臘，”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侶》的開場白中這樣寫道，“那裡有著沐浴在陽光下的波斯平原，有著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著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狄俄尼索斯所說的地方就是希臘人以前不曾見過的亞洲和東方。
沒有人比馬其頓的亞歷山大（Alexander）更熱衷於閱讀這些描繪東方的作品了。亞歷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後於公元前336年繼位。當時，這位年輕的將軍對於未來追求榮耀的方向已確定無疑。他對一無所有的歐洲沒有絲毫的興趣，那裡沒有城市，沒有文化，沒有尊嚴，沒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臘人一樣，對亞歷山大來說，文化、思想和機遇——同樣還有威脅——統統都來自東方。於是，他最終將目光落在了實力最強大的帝國：波斯。
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閃電戰中驅逐了波斯的埃及總督之後，亞歷山大開始向帝國的心臟發起全面攻擊。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地點則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塵土飛揚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庫爾德斯坦（Kurdistan）地區的埃爾比勒省（Erbil）。在這裡，他戰勝了大流士三世指揮下的強大的波斯軍隊。勝利的原因也許是他在戰前睡了一個好覺：據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亞歷山大那天堅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將領很擔心，必須使勁搖他才能將他喚醒；精神煥發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緻的頭盔，“如同最精緻的銀器”般光彩奪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劍，率領他的部隊打開了通往勝利的帝國大門。
亞歷山大受教於亞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負載著很高的期待。他未負眾望，在高加米拉擊敗波斯軍隊後又繼續東進。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誠，巨大的城邦、富足美麗的城市，紛紛拜倒在這個年輕英雄的腳下。巴比倫投降了，城市居民帶著鮮花和花環聚集在通往這座偉大城市的道路兩旁，銀色的祭壇上堆滿了乳香精油和各種香料，裝著雄獅和獵豹的籠子被作為上貢的禮物。沒過多久，連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連接小亞細亞海岸和中亞的整個交通網絡全部為亞歷山大大帝所有。
儘管某些現代學者把亞歷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群方面似乎還真有其驚人的巧妙手段。在對待當地的宗教信仰和習俗方面，他通常表現出仁和、寬容和尊重。比如，他對居魯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滿，不僅重修了陵墓，而且懲罰了曾經毀壞帝陵的人；當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謀殺並扔在一輛貨車裡後，亞歷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應當享受符合他級別的葬禮，且必須與其他波斯統治者葬在同一陵園。
亞歷山大能夠治理越來越多的疆土，是因為他願意依賴當地的高層精英。“如果我們想要守住亞洲，而不僅僅是路過亞洲，”他說過，“我們必須對這些人表現出足夠的仁慈。他們的忠誠才能使我們的帝國穩定長久。”地方官員和元老可以保留原有的職位，繼續管理被征服的城鎮和地區。亞歷山大本人也採用地方傳統頭銜，身著波斯服裝，表示他對地方習俗的認同。他極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個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個古代王國的最新繼承者——儘管嘲笑之聲也提醒著人們他曾血洗大地並帶來無盡的災難。
要記住的是，我們對亞歷山大征戰事蹟的瞭解，對他的成功和策略的瞭解，大多是從歷史學家那裡得來的。這些歷史學家的陳述通常都帶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極大的熱情描述這位年輕將軍的征戰歷程。但不管怎麼說——即便我們應當對波斯崩潰的史料持謹慎態度——亞歷山大向東方疆域持續迅速擴張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質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創建者，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別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當時的名字是阿里亞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ia）、坎大哈（Kandahar，阿拉霍西亞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achosia）、貝格拉姆（Bagram，高加索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ad Caucasum）。這些臨時建立的堡壘城，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費爾干納谷地（Fergana），構成一張點綴在亞洲屋脊上的全新網絡。
新城市的防禦能力強大，建有獨立的要塞和堡壘，這主要是為了防禦草原遊牧部落的威脅——他們非常擅長向周邊地區發動災難性攻擊。亞歷山大不得不修建防禦工事以保護新近征服的領土。而幾乎與此同時，在更遙遠的東方，那裡的人們也在擔心同樣的事情：中國已經形成了“華夏”的觀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為了抵抗來自草原遊牧部落的入侵，他們不斷修建、延伸牢固的防禦網絡，最終形成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這種做法的出發點與亞歷山大不謀而合：一味擴張而忽略防衛，終將一事無成。
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繼續征戰，他環繞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興建新的要塞並添置駐軍——儘管此時的他已必須時常面對那些思鄉心切的士兵的哭訴和抱怨。從軍事角度來講，到公元前323年32歲的亞歷山大在巴比倫去世（此事件仍籠罩著神祕色彩）時，他一生的成就絕對稱得上非凡。他東征的速度和廣度令人難以置信。影響更深遠的一點是——儘管常常被人們忽視——他留在身後的巨大遺產，以及古希臘文明與波斯、印度、中亞及中國文明的交匯融合。
儘管亞歷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發了一場他手下高級將領之間的動盪和內訌，但另一位領袖人物不久便出現在新徵服的東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軍官，生於馬其頓王國的北部，參加過大帝發起的所有重要的遠征。他在統帥去世後的幾年時間裡，發現自己已成為從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領主。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經不像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個帝國。於是他建立了一個王朝，稱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其統治延續了近三個世紀之久。亞歷山大的勝利很容易被視作是曇花一現，但他所帶來的影響絕不是轉瞬即逝的：它們翻開了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這片地域的歷史新篇章。
亞歷山大死後的幾十年間，隨著古希臘的思想、觀念和意象逐漸傳入東方，人們目睹了漸進的但確定無疑的希臘化進程。亞歷山大手下眾將軍的後裔沒有忘記他們的希臘之根，他們積極進行宣傳，比如說通過設立在貿易中心或農業中心的造幣廠所鑄造的標準化錢幣：正面是當今統治者的頭像，捲髮加王冠，而且像亞歷山大那樣永遠側視著右方；背面是阿波羅的頭像，並標有希臘字母。
在整個中亞和印度河谷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希臘語。在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紀念碑上，刻著來自希臘聖地德爾斐（Delphi）的箴言：
童年時，聽話；
青年時，自律；
成年時，正義；
老年時，智慧；
死去時，安詳。
“每日一讀”欄目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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