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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是牛津大學頂尖學者彼得•弗蘭科潘的著作他在《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用散文一般的筆法將張騫通西域、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崛起、波斯帝國輝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鬥爭、十字軍的東征、成吉思汗的西征、美洲大發現、明代《金瓶梅》等文學的出現、王陽明心學的繁盛、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中東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911事件、“一帶一路”等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絢爛故事全都串聯在一起，為我們帶來一部包羅萬象的史詩級鉅著的同時，也為我們揭示出中國政府為什麼要打造“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絲綢之路的歷史就是一部濃縮的全球通史、一部人類簡史，它不僅塑造了人類的過去，更將主宰世界的未來。
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著者 [英] 彼得·弗蘭科潘
譯者 邵旭東 孫芳
4
絲綢之路的誕生
中國和羅馬沒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漢人對喜馬拉雅山脈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區都知之甚少。能確定的一次接觸發生於公元166年，一個羅馬使團被派往中國朝見漢桓帝。羅馬的目光也並未延伸到遠東，它正堅定地注視著波斯——這並非一個對手或競爭者，而是一頭徹徹底底的獵物。早在羅馬尚未全面控制埃及之時，維吉爾（Virgil）和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就已激動地展望著羅馬的擴張。賀拉斯（Horace）在一首歌頌屋大維及其成就的詩中並未提及羅馬佔領地中海，而是強調統治整個世界——包括印度人和中國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羅馬必須先解決波斯，這已成為統治階層的首要任務。宏偉的計劃已經確定，帝國的邊疆將拓展到波斯帝國腹地的裡海湖口：羅馬必須控制全球的心臟！
事實上，羅馬人一直在努力實現這些夢想。公元113年，皇帝圖拉真（Trajan）親率大軍遠征，他迅速越過了高加索山脈，然後轉頭向南，朝幼發拉底河流域進發。他征服了尼西比斯（Nisibis）和巴特內，通過迅速發行錢幣宣稱美索不達米亞已經“向羅馬人稱臣”。隨著抵抗力量的逐漸衰弱，圖拉真繼續前行，並將其兵力一分為二。波斯帝國的一座座偉大城池迅速淪陷：在一場歷時數月的漂亮戰役之後，艾登尼斯特拉（Adenystrae）、巴比倫、塞琉西亞（Seleucia）和泰西封（Ctesiphon）均落入羅馬人之手。發行的錢幣上刻著“PERSIA CAPTA”，即“波斯已被征服”。隨後圖拉真乘著一艘偽裝成駛往印度的貨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灣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傷地看著貨船：要是他像亞歷山大那樣年輕，他可能已經渡過了印度河。
從建立亞述省和巴比倫省的設計藍圖來看，羅馬人似乎對揭開歷史的新篇章信心十足：將邊疆擴張至印度河谷，然後繼續開拓，最後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但圖拉真的成功之路並沒有走得太遠：美索不達米亞各城市的大規模反攻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皇帝本人因患上了腦水腫而離世，猶太地區迅速蔓延的暴動讓帝國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不過，繼位的統治者仍堅定地緊盯波斯這個目標，大筆的軍費都集中在這裡。哪裡是邊界，邊界之外還有什麼，這些都是羅馬人非常關心的。
與羅馬帝國在歐洲的省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皇帝需要頻繁地在亞洲征戰，而且並非總能獲勝。例如在公元260年，皇帝瓦萊裡安（Valerian）成了階下囚，被當作“下賤的奴隸”，飽受凌辱。他躬下腰，給波斯國王充當上馬的腳凳。他遭受了毒打，“被打得皮開肉綻，脫離肌肉的皮膚都染成了猩紅色，最後被扔在一座供奉異族神靈的廟宇。他獲勝的記憶或許可以長存心中，但這樣的景象也該被記住，以此警示我們的外務官”。他所經歷的苦難讓所有人看到了羅馬的愚蠢和羞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羅馬的擴張和野心反倒有助於波斯的發展。比如，來往於東西方之間的長途運輸就讓波斯獲利匪淺，成功將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出來。從前，波斯優先考慮在臨近草原的地方設立重鎮，以便和遊牧部落商談牲畜與馬匹的交易事宜，並監督外交協議的實施以斷除草原上其他危險部落可能產生的任何非分之想。這就是為什麼尼薩（Nisa）、阿必瓦兒的（Abivard）和達拉（Dara）等綠洲之城如此重要併成為皇家豪華宮殿所在地的原因。
地方貿易和長途運輸不斷增加，中央財政靠稅收和運輸費便有大筆的收入，於是一些重大建設項目開始上馬。包括將美索不達米亞中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泰西封轉型為大都市，以及在波斯灣的查拉塞尼（Characene）等港口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滿足海上物流需求的不斷增長。海運貨物並非完全以羅馬為目的地：在公元1世紀至2世紀，波斯釉面陶器的貿易量劇增，產品分別被銷往印度和斯里蘭卡。
羅馬軍事力量的最大效應是它引發了一場政治革命。在鄰國的強大壓力下，波斯經歷了一場重大變革。公元220年前後，一個新的執政王朝——薩珊（Sasanian）開始出現。它提出一種新的政治理念，取消過於獨立的省級總督的決策權，推行中央集權制。一系列行政改革涉及帝國的方方面面，總之是嚴加管控：責任制被提到了首位，配有印章的波斯官員會記錄決策的過程，使責任可以被追究，確保上報信息的準確。上千枚留存下來的印章表明，當時的行政重組已深入到各個角落。
商人和市場都感覺到了新規則的約束。信息中心記錄著生產商和交易商（大多已組成行會）都分佈在集市的什麼地方，這樣監督人員就可以檢查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是否符合標準，更重要的是確保有效的收稅和納稅。對都市環境的關注、對商業交易地點的考察，慢慢延伸到水源系統的改進，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統甚至擴展到幾英里之外，只為促進有效資源的利用，併為都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保障。無數的新城橫空出世。遺存下來的波斯文獻證明，當時整個中亞、伊朗高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近東地區都處在城鎮發展的繁榮期。
胡齊斯坦（Khuzistan）和伊拉克的大規模灌溉系統正在構建，這是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步驟之一，而且一定會有助於降低糧食價格。考古學的發現證明，出口的包裹必須經過嚴格檢查，任何與合同相關的紡織品都要加蓋印章，存在登記處。波斯人有意強化與東方的貿易活動，而貴霜帝國對城鎮和疆域長達兩百年的整合也恰合波斯的這一心意。
波斯既然崛起，羅馬自然衰落。薩珊帝國並非唯一的問題所在。到了公元300年，羅馬帝國的整個東方邊界——從北海到黑海，從高加索到也門的最南端——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帝國一直都建立在擴張的基礎之上，靠著訓練有素的軍隊做保障。隨著地域擴張的結束——已抵達萊茵河及多瑙河的天然邊界和小亞細亞東部的托羅斯山脈（Taurus）——羅馬成為典型的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它已成為漫長邊界線以外所有對手的攻擊目標。
面對日益減少的稅收和迅速增長的邊疆防禦開支，羅馬採取了多項極端措施以防不測。一位評論家曾感嘆，羅馬皇帝戴克裡先（Diocletian）很想解決每年的財政赤字問題，結果他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他的貪婪和焦慮把整個世界弄了個底朝天”。他盤查了帝國資產的根莖和枝葉，以此作為改革稅收體系的開端。他將稅務官員派往帝國各地，未經通告便突擊檢查每枝藤蔓、每棵果樹，試圖以此增加帝國的收入。他發出一道全國性的法令，給日常必需品和高檔進口商品——如芝麻、孜然、山葵和桂皮——定價。近來在土耳其博德魯姆（Bodrum）發現的該法令殘片表明了當時的帝國想要觸及的領域有多深：至少有26種款式的鞋子——從鍍金的女性涼鞋到“紫色巴比倫風格”的低幫鞋都被羅馬稅務檢查官設定了價格上限。
重建羅馬帝國的努力把戴克裡先折騰得精疲力盡，他退位後住到克羅地亞海邊，將注意力集中到帝國事務之外更讓他高興的事情上。“我希望你能到薩羅納（Salona）來，”他在給前下屬的信中寫道，“看看我種的白菜，它們是如此的可愛以致讓人能夠完全忘記對權力的渴望。”在羅馬近郊著名的奧古斯都雕像處，屋大維把自己稱作戰士，而戴克裡先寧願將自己稱作農夫。這基本上是三百年間羅馬人野心變化歷程的縮影——從關注怎樣將領土擴張至印度，到關注怎樣種植最棒的蔬菜。
羅馬人緊張地關注著局勢。風暴的烏雲在空中聚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開始行動了。他是帝國某高層領袖的兒子，有野心、有能力、有天賦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他看到了羅馬的前景，清晰瞭然，令人震驚。帝國需要強勢的領導人和主心骨——其實人人都明白這一點，但他在個人權力之外還有更大膽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顆連接地中海和東方世界錦帶上的新明珠。他的選址也再恰當不過，那裡正是歐洲和亞洲的交會點。
一直有傳言說羅馬統治者在考慮遷都。據羅馬一位學者稱，尤利烏斯・凱撒曾考慮將亞歷山大港或小亞細亞的特洛伊舊址作為都城，因為這裡更便於管理羅馬的利益所在地。公元4世紀初，遷都終於實現。在歐洲和亞洲的交會點上，一座宏偉的新城拔地而起，標誌著帝國的關注焦點已然確定。
一座輝煌的新都市在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兩岸的拜占庭舊址橫空出世。它的出現不只是為了和羅馬競爭，而是要超越羅馬。宏偉的宮殿被建立起來，中心廣場大得如同戰車的競技場。城市中心豎立起一根大型的紀念圓柱，由巨型單一斑岩雕鑿而成，上邊有皇帝的雕像，俯視全城。這座新城的名字起初叫作新羅馬，不過很快就以其創建者君士坦丁的名字而著稱——君士坦丁堡。新城相應地設立了一套與羅馬城平行的機構，包括一個元老院，其成員被一些人嘲笑為暴發戶——其中包括銅匠的兒子、浴療人員、做香腸的師傅等。
君士坦丁堡將成為地中海地區最大、最主要的城市，在規模、影響力和重要性上遠超羅馬。儘管許多當代學者不認同君士坦丁打算建造帝國新都城的說法，但其在興建過程中耗費的大量珍貴資源已經證明了他的意圖。君士坦丁堡坐落在統攝交通要道的關鍵位置，特別是把守著進出黑海的海上通道，同時還可以洞察東部和北部的發展動向——巴爾幹半島和潘諾尼亞平原（Pannonia）的動盪正在醞釀。
對大多數古代人來講，世界的概念其實還侷限在當地，人與人之間的貿易交流都在小範圍內進行。然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由此產生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人們的趣味和觀念都會受到商業產品、藝術風格和幾千英里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
兩千多年前，中國手工製造的絲綢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圍其他城市的權貴富豪們穿戴，法蘭西南部生產的陶器能夠出現在英格蘭和波斯灣，產自印度的調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羅馬的廚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築雕刻著希臘文字，中亞畜養的馬匹驕傲地馳騁在千里之外的東方。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兩千年前一枚金幣的生命歷程。它在羅馬帝國的一個省級造幣廠鑄造，作為一名士兵的部分軍餉被用來在英格蘭北部邊疆購買物品，隨後又回到了羅馬帝國稅務官的保險櫃裡，接著到了一個去往東方的商人手裡，後又被用作支付購買在巴里加沙銷售的食品。它深受興都庫什地區統治者的喜愛，他們感嘆錢幣的設計、形狀和樣式，然後讓雕刻師照原樣製作——而雕刻師本人可能就是羅馬人，或波斯人，或印度人，或中國人，或就是學過造幣技術的當地人。這是一個相互聯繫、非常複雜、渴望交流的世界。
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隨意塑造過去的歷史，但古代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繫更不為我們所知。如果把羅馬看成是西歐文明的祖先，我們就忽略了一個事實：它與東方緊密相連並在許多方面受到東方的影響。古代社會確實是我們今日社會的原始模板：充滿生機，競爭進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個佈滿了城鎮的區域帶，形成了一條橫跨亞洲的鎖鏈。西方開始注視東方，東方開始注視西方。東西方共同增進了印度、波斯灣和紅海之間的交流溝通——古絲綢之路充滿了生機。
從由共和轉向帝制之日起，羅馬的目光就一直鎖定在亞洲，由此它擁有了自己的靈魂。對於君士坦丁來說——同樣也是對羅馬帝國來說——他們找到了上帝，而這種新的信仰同樣來自於東方。令人吃驚的是，信仰並非來自波斯或印度，而是來自一個不起眼的行省——三個世紀之前，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那裡的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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