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籃“歷史最差名次”背後 夢碎的不只是球迷，還有國際籃聯'

相比賽場上運動員的爭奪，賽場之外的拼搶也毫不遜色，各種體育賽事為了獲取更多關注和資源而進行的博弈和角力，時刻在上演

巴西足球世界盃給國際足聯帶來了48.2億美元收入，同年舉辦的西班牙籃球世界盃據估計收入大概在1.4億美元左右，僅為前者的2%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7期

文 | 本刊記者 陳洋

編輯 | 孫凌宇 rwzkzx@126.com

全文約4112，細讀大約需要9分鐘

相比賽場上運動員的爭奪，賽場之外的拼搶也毫不遜色，各種體育賽事為了獲取更多關注和資源而進行的博弈和角力，時刻在上演

巴西足球世界盃給國際足聯帶來了48.2億美元收入，同年舉辦的西班牙籃球世界盃據估計收入大概在1.4億美元左右，僅為前者的2%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7期

文 | 本刊記者 陳洋

編輯 | 孫凌宇 rwzkzx@126.com

全文約4112，細讀大約需要9分鐘

2019年9月8日，廣東廣州，2019男籃世界盃17-32名排位賽，中國以73-86不敵尼日利亞。易建聯（左）與姚明

時隔五年再度歸來的男籃世界盃沒能見證中國隊十六強出線，反而目送東道主帶著“歷史最差名次”鬱郁離場。

要知道今年3月世界盃抽籤結束後，國際籃聯（FIBA）官網曾發佈預測文章稱，雖然中國僅位列“FIBA世界盃實力榜”第30位，但在同時擁有主場優勢和上乘籤運的情況下，如能把握這一“絕佳機會”，中國隊是極有可能挺進16強的。

然而，事與願違，沒能創造歷史，反而將中國男籃拖入至暗長夜。夢碎的不只是中國球迷，同樣受影響的還有國際籃聯寄望借勢豐收的心。已逝的前任國際籃聯祕書長帕特里克·鮑曼曾公開表示，對賽事收入等的預期是中國贏得2019年FIBA世界盃主辦權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公開資料，2018年俄羅斯足球世界盃上，來自中國的7家企業幾乎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贊助商席位，而期間中國品牌以各種贊助形式投入的資金總數甚至超過20億元。對於國際籃聯來說，中國巨大的市場和企業強烈的體育營銷需求背後，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據2019年國際籃聯世界盃中文官網的信息，本屆世界盃共有18家合作方，其中12家來自中國，覆蓋電子、地產、金融、保險、飲料等領域。而許多沒能成為賽事贊助商的企業，也在積極通過各種方式借題營銷。

如果中國男籃能在家門口走得更遠，無疑會為這一國際賽事吸引更多的關注，尤其是贊助商真金白銀的加持。畢竟上屆西班牙籃球世界盃，就有評論將賽事收入不達預期的原因之一歸因於東道主西班牙隊的過早出局。

看來難過的不只是中國球迷。事實上，相比賽場上運動員的爭奪，賽場之外的拼搶也毫不遜色，各種體育賽事為了獲取更多關注和資源而進行的博弈和角力，時刻在上演。

收入僅為足球世界盃的2%

對於很多人，甚至是搜索引擎來說，2019年之前，“世界盃”三個字幾乎可以直接跟足球畫等號。無論是那些耳熟能詳的主題曲，還是就著啤酒龍蝦吹著微風的夏夜，足球世界盃陪伴了多少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人生四年。

毫無疑問，足球世界盃的號召力是目前包括籃球在內的任何單項體育賽事都無法企及的。

以盈利能力為例。根據公開信息，2014年，為期一個月的巴西足球世界盃，給國際足聯帶來了48.2億美元收入（按當時匯率約合近300億元人民幣），包括電視轉播收入24.2億、市場營銷收入15.8億、門票收入5.27億、接待收入1.85億，以及特許經營權收入1.07億。而同年舉辦的西班牙籃球世界盃則相形見絀。由於國際籃聯並未公佈官方數據，根據新華網等援引業內人士的估計，後者的收入大概在1.4億美元左右，僅為前者的2%。

為什麼會如此懸殊？這是兩項運動本身的差別麼？不是也是。

說不是，最直接的反例就是和美國職業橄欖球聯賽（NFL）、美國職業棒球聯賽（MLB）並肩北美聯賽收入前三甲的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沒人能否認NBA的品牌和商業變現能力。根據globalsportmatters的數據，2017賽季NBA給聯盟帶來的總收入就達到74億美金，相較前一賽季增長了25%。

說是，似乎也有證據。比如根據Bleacher Report 2014年的數據，收入達到10億美金的12大全球聯賽中，籃球類的僅有美國的NBA，而足球類則豪佔了剩餘的七席，其中就包括英超、德甲、西甲、意甲等。

不少足球愛好者試圖列出這項“全球最受歡迎運動”相對其他群體運動的優勢：比如沒有條件的時候，一個易拉罐就可以滿足你踢球的興致；比如不同於NBA運動員動輒兩米的身高門檻，許多足球明星靠的更多是奔跑和靈活性……

但除此之外，正如Bleacher Report的數據顯示的，真正讓足球運動獲得全球號召力的一個典型優勢在於足球強隊散佈在世界各地。不同於籃球只有美國這樣的超級強隊，除了歐洲的眾多足球勁旅，南美和東亞的足球實力同樣強勁。這就使得無論是足球聯賽，還是足球世界盃，都能調動起更廣泛的球迷群體，以及背後摩拳擦掌的贊助商。

這一點為什麼重要？其實不僅關乎參與的廣度，也關乎比賽的精彩程度。和其他所有比賽一樣，賽事是否精彩要看參賽雙方的競爭是否激烈，從而呈現競技的魅力。籃球當然有世界頂級水平的競技表演，只是這種表演大多出現在另一個地方——NBA。

NBA每年的全球選秀活動保證了其能將全球最優秀的青年籃球運動員以高薪吸納到聯盟裡，將最頂級的賽事囊括其中，延續其在籃球賽事上的壟斷地位。根據公開數據，在NBA 2017-18賽季，聯盟的30支球隊共召集了來自全球42個不同國家的108名非美籍球員。可即便這些國際球員不乏星光熠熠，但在NBA佔絕對優勢的還是數量龐大的美國球星。以Hoopshype統計的2018-19賽季NBA球員薪酬榜單為例，包括斯蒂芬·庫裡、勒布朗·詹姆斯在內的前十位明星球員均為美國國籍。

也就是說，如果籃球世界盃想要呈現好看的比賽以提升商業價值，國際籃聯就務必要請來足夠多的優秀球員，即便做不到像足球世界盃一樣勁旅分散，但中心化的另一面也意味著如果能搞定NBA，似乎就解決了問題的一半。但想從既得利益者手中分一杯羹，談何容易。

對NBA的球隊老闆們來說，最直接的顧慮還是無法預料的風險。以NBA馬上開始的2019-20新賽季為例，揭幕戰會在北京時間10月23日打響，相關的訓練會從9月份陸續展開。而本次男籃世界盃的決賽安排在9月15日，這意味著如果頂級球員們選擇參加世界盃，則在新賽季開始前將不再有充足的時間做休整和磨合，而更大的風險則是在比賽對抗中可能出現的傷病。

上屆籃球世界盃開幕前就曾出現這種情況。當年7月，連續兩年入選NBA最佳陣容的年輕球星保羅·喬治在一次隊內對抗賽中意外折斷右小腿，導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等到他康復歸來，已是次年6月。雖然復出歸來的喬治狀態並未受明顯影響，但據ESPN 2014年報道，2013年，步行者隊剛剛與喬治簽署了一份5年9000萬美元的頂薪合同；喬治的因傷缺席除直接影響球隊的整體戰績外，給球隊帶來的經濟損失可能超過1758萬美元。

相比賽場上運動員的爭奪，賽場之外的拼搶也毫不遜色，各種體育賽事為了獲取更多關注和資源而進行的博弈和角力，時刻在上演

巴西足球世界盃給國際足聯帶來了48.2億美元收入，同年舉辦的西班牙籃球世界盃據估計收入大概在1.4億美元左右，僅為前者的2%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27期

文 | 本刊記者 陳洋

編輯 | 孫凌宇 rwzkzx@126.com

全文約4112，細讀大約需要9分鐘

2019年9月8日，廣東廣州，2019男籃世界盃17-32名排位賽，中國以73-86不敵尼日利亞。易建聯（左）與姚明

時隔五年再度歸來的男籃世界盃沒能見證中國隊十六強出線，反而目送東道主帶著“歷史最差名次”鬱郁離場。

要知道今年3月世界盃抽籤結束後，國際籃聯（FIBA）官網曾發佈預測文章稱，雖然中國僅位列“FIBA世界盃實力榜”第30位，但在同時擁有主場優勢和上乘籤運的情況下，如能把握這一“絕佳機會”，中國隊是極有可能挺進16強的。

然而，事與願違，沒能創造歷史，反而將中國男籃拖入至暗長夜。夢碎的不只是中國球迷，同樣受影響的還有國際籃聯寄望借勢豐收的心。已逝的前任國際籃聯祕書長帕特里克·鮑曼曾公開表示，對賽事收入等的預期是中國贏得2019年FIBA世界盃主辦權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據公開資料，2018年俄羅斯足球世界盃上，來自中國的7家企業幾乎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的贊助商席位，而期間中國品牌以各種贊助形式投入的資金總數甚至超過20億元。對於國際籃聯來說，中國巨大的市場和企業強烈的體育營銷需求背後，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據2019年國際籃聯世界盃中文官網的信息，本屆世界盃共有18家合作方，其中12家來自中國，覆蓋電子、地產、金融、保險、飲料等領域。而許多沒能成為賽事贊助商的企業，也在積極通過各種方式借題營銷。

如果中國男籃能在家門口走得更遠，無疑會為這一國際賽事吸引更多的關注，尤其是贊助商真金白銀的加持。畢竟上屆西班牙籃球世界盃，就有評論將賽事收入不達預期的原因之一歸因於東道主西班牙隊的過早出局。

看來難過的不只是中國球迷。事實上，相比賽場上運動員的爭奪，賽場之外的拼搶也毫不遜色，各種體育賽事為了獲取更多關注和資源而進行的博弈和角力，時刻在上演。

收入僅為足球世界盃的2%

對於很多人，甚至是搜索引擎來說，2019年之前，“世界盃”三個字幾乎可以直接跟足球畫等號。無論是那些耳熟能詳的主題曲，還是就著啤酒龍蝦吹著微風的夏夜，足球世界盃陪伴了多少人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人生四年。

毫無疑問，足球世界盃的號召力是目前包括籃球在內的任何單項體育賽事都無法企及的。

以盈利能力為例。根據公開信息，2014年，為期一個月的巴西足球世界盃，給國際足聯帶來了48.2億美元收入（按當時匯率約合近300億元人民幣），包括電視轉播收入24.2億、市場營銷收入15.8億、門票收入5.27億、接待收入1.85億，以及特許經營權收入1.07億。而同年舉辦的西班牙籃球世界盃則相形見絀。由於國際籃聯並未公佈官方數據，根據新華網等援引業內人士的估計，後者的收入大概在1.4億美元左右，僅為前者的2%。

為什麼會如此懸殊？這是兩項運動本身的差別麼？不是也是。

說不是，最直接的反例就是和美國職業橄欖球聯賽（NFL）、美國職業棒球聯賽（MLB）並肩北美聯賽收入前三甲的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沒人能否認NBA的品牌和商業變現能力。根據globalsportmatters的數據，2017賽季NBA給聯盟帶來的總收入就達到74億美金，相較前一賽季增長了25%。

說是，似乎也有證據。比如根據Bleacher Report 2014年的數據，收入達到10億美金的12大全球聯賽中，籃球類的僅有美國的NBA，而足球類則豪佔了剩餘的七席，其中就包括英超、德甲、西甲、意甲等。

不少足球愛好者試圖列出這項“全球最受歡迎運動”相對其他群體運動的優勢：比如沒有條件的時候，一個易拉罐就可以滿足你踢球的興致；比如不同於NBA運動員動輒兩米的身高門檻，許多足球明星靠的更多是奔跑和靈活性……

但除此之外，正如Bleacher Report的數據顯示的，真正讓足球運動獲得全球號召力的一個典型優勢在於足球強隊散佈在世界各地。不同於籃球只有美國這樣的超級強隊，除了歐洲的眾多足球勁旅，南美和東亞的足球實力同樣強勁。這就使得無論是足球聯賽，還是足球世界盃，都能調動起更廣泛的球迷群體，以及背後摩拳擦掌的贊助商。

這一點為什麼重要？其實不僅關乎參與的廣度，也關乎比賽的精彩程度。和其他所有比賽一樣，賽事是否精彩要看參賽雙方的競爭是否激烈，從而呈現競技的魅力。籃球當然有世界頂級水平的競技表演，只是這種表演大多出現在另一個地方——NBA。

NBA每年的全球選秀活動保證了其能將全球最優秀的青年籃球運動員以高薪吸納到聯盟裡，將最頂級的賽事囊括其中，延續其在籃球賽事上的壟斷地位。根據公開數據，在NBA 2017-18賽季，聯盟的30支球隊共召集了來自全球42個不同國家的108名非美籍球員。可即便這些國際球員不乏星光熠熠，但在NBA佔絕對優勢的還是數量龐大的美國球星。以Hoopshype統計的2018-19賽季NBA球員薪酬榜單為例，包括斯蒂芬·庫裡、勒布朗·詹姆斯在內的前十位明星球員均為美國國籍。

也就是說，如果籃球世界盃想要呈現好看的比賽以提升商業價值，國際籃聯就務必要請來足夠多的優秀球員，即便做不到像足球世界盃一樣勁旅分散，但中心化的另一面也意味著如果能搞定NBA，似乎就解決了問題的一半。但想從既得利益者手中分一杯羹，談何容易。

對NBA的球隊老闆們來說，最直接的顧慮還是無法預料的風險。以NBA馬上開始的2019-20新賽季為例，揭幕戰會在北京時間10月23日打響，相關的訓練會從9月份陸續展開。而本次男籃世界盃的決賽安排在9月15日，這意味著如果頂級球員們選擇參加世界盃，則在新賽季開始前將不再有充足的時間做休整和磨合，而更大的風險則是在比賽對抗中可能出現的傷病。

上屆籃球世界盃開幕前就曾出現這種情況。當年7月，連續兩年入選NBA最佳陣容的年輕球星保羅·喬治在一次隊內對抗賽中意外折斷右小腿，導致脛骨腓骨開放性骨折。等到他康復歸來，已是次年6月。雖然復出歸來的喬治狀態並未受明顯影響，但據ESPN 2014年報道，2013年，步行者隊剛剛與喬治簽署了一份5年9000萬美元的頂薪合同；喬治的因傷缺席除直接影響球隊的整體戰績外，給球隊帶來的經濟損失可能超過1758萬美元。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飛人”喬丹在比賽中扣籃

博弈

但為什麼同樣具有風險，籃球球星們對奧運會的態度會有所不同呢？

比如今年7月，在與費城76人隊達成一份5年1.7億美元頂薪合同的次日，球星本·西蒙斯發表聲明稱不會代表澳大利亞男籃參加2019男籃世界盃。但在隨後的採訪中，他卻表示很期待明年的奧運會，希望能有機會幫澳大利亞隊贏得一枚奧運獎牌。

事實上，同樣作為世界盃，同樣是專業隊員代表國家隊出戰，足球也曾面臨世界盃和奧運會的資源之爭。但由國際足聯頒佈的一項開創性政策幫助世界盃順利奠定了自己在足球領域的絕對地位——規定參加奧運會足球比賽的球員年齡必須低於23歲，從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開始。

這項政策的背後策劃者正是在足球領域享有“教父”之稱的時任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雖然是運動員出身，但阿維蘭熱極具商人頭腦。正如他任職時提出的目標，國際足聯不應該只是一個每四年辦一次世界盃的行政組織，而應該是一個專業的商業組織，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合作伙伴，推動足球產業市場化。

2009年，國際足聯在歐洲足球俱樂部老闆們的壓力下，曾再次向奧組委提出建議，試圖將奧運會足球項目的參賽年齡進一步下調至21歲，希望將那些剛剛20歲出頭便嶄露頭角的足球巨星們也擋在奧運賽場之外。但這次，國際奧委會不打算再次退讓。有奧委會官員就公開發言稱，如果國際足聯堅持變更23歲的年齡限制，足球可能會被踢出奧運會。最終，國際足聯只有作罷。

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之後，時任NBA總裁的大衛·斯特恩也曾提出模仿足球，為參加奧運會籃球比賽的運動員設置23歲的年齡門檻。但這次，最先站出來反對的不是奧組委，而是美國知名球星、兩屆奧運會籃球冠軍科比·布蘭特。他覺得聯盟一直都是投資者（NBA球隊老闆）的利益至上，但是否參加奧運會的決策權應該交給球員自己。

事實上，無論是對於美國籃球明星，還是提出這一提議的斯特恩本人，奧運會都具有特殊的意義。當年，正是在頗有商業頭腦的斯特恩的力推下，由“飛人”邁克爾·喬丹、“魔術師”埃爾文·約翰遜等NBA超級巨星組成的美國“夢之隊”才得以亮相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藉助奧運會這一舞臺，NBA球星們開始為全球所知，也打響了NBA的全球擴張之路。

後來，包括斯科蒂·皮蓬、沙奎爾·奧尼爾、勒布朗·詹姆斯、阿倫·艾弗森等眾多我們熟知的超級球星都曾代表美國隊出戰奧運。奧運會對於很多NBA球星來說，不只是一枚金牌，也是一項NBA聯盟榮譽之外的重要補充。

而另一方面，不同於國際足聯積極推進奧運會的年齡限制條款以確保世界盃的絕對地位，斯特恩的限齡提議也沒能獲得國際籃聯的支持。

時任國際籃聯祕書長的帕特里克·鮑曼同時也是國際奧委會委員，在他看來，這是因為世界盃尚未做好準備走上舞臺中心，如果過早調整奧運會籃球賽事的參與門檻，反而會拉大奧運會上美國和其他國家籃球隊間的差距，畢竟其他國家並不具備美國的人才儲備深度、培養體系和發展速度，這將更不利於籃球賽事擴大影響力。

雖然和長袖善舞的斯特恩一樣，鮑曼也是律師出身，但目前對於國際籃聯來說，可選擇的餘地並不多。雖然鮑曼希望NBA的球隊老闆們能看到NBA市場的侷限性，願意向奧運會和世界盃這樣的國際賽事敞開懷抱，但想要勸服精明的商人並不容易。2012年倫敦奧運會，公牛隊同意英籍球員羅爾·鄧代表東道主參賽的前提就是，英國隊必須為鄧支付一份每年50萬美元的高額保險，以防範傷病影響。

雖然為了緩解球隊老闆們的擔憂，國際籃聯也採取了一系列針對性措施，比如在比賽前限制訓練營的長度，加強傷害保險和隨隊醫療質量。但要從球隊老闆們手中拿到通行證，還是得提供足夠的利益回報。曾經有消息稱，FIBA未來將會與NBA分享籃球世界盃收入，各球隊老闆都能從中分成。

鮑曼很清楚，撬動的關鍵在於“足夠”二字。“蛋糕足夠大，自然會有更多人想參與進來，NBA的球隊老闆們也不會例外。我們不介意分享蛋糕，問題是分享前，你得先把蛋糕做出來。畢竟以籃球世界盃目前的狀態，還不足以調動起大家的興趣。”

而無論是從“世錦賽”改名“世界盃”，還是推遲一年避開其他熱門賽事，抑或是來到中國，都是國際籃聯做大蛋糕的嘗試，只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死亡循環並不容易擺脫。和中國男籃一樣，擺在國際籃聯面前的課題同樣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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