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的角色更像是中國重要歷史時刻的記錄者，在毛主席對外公開的700多張照片裡，有400多張出自侯波之手。因為在中南海里擔任了12年專職攝影師，侯波被稱為“紅牆攝影師”。而由她拍攝的《開國大典》黑白照片，在所有出版物中被不斷使用。如今，早已融入了中國人的公共記憶之中。
周總理“輔助”拍照
1949年開國大典那一天，是侯波攝影生涯中最銘刻於心的記憶。作為唯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共和國開國大典拍攝的女攝影師，25歲的侯波拍下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告新中國成立的激動人心瞬間。而能夠順利按下快門，周總理也有“功勞”。
當時侯波端著只能裝12張底片的120型照相機，為了抓住好的鏡頭，不斷地調整位置，甚至冒著危險臥在天安門城樓琉璃瓦面上。“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站在天安門的前廊上，離前面的護欄不遠。為了能拍到他們的正面，我只好將身體伸到護欄外面。毛主席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剎那，我的快門同時按下。這時，我感到身體一晃，差一點掉下去。周總理看到了，忙用手拽住我的衣角，等拍完後，發現總理還拽著我的衣角。”
後來成為專職跟隨毛主席的攝影師，侯波習慣了毛主席所到之處必是前呼後擁。於是，侯波只好在眾多警惕的衛士中，在歡呼的群眾中，鑽來鑽去找角度。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河南農村看棉花豐收。棉農們、地方官員們形成了幾道人牆，把毛澤東完全隔在了侯波的視線外。終於，她看見了堆積成山的棉花，就踩著囤積棉花的圍子往上爬，上去後，忽悠一下陷進了棉花堆。正同棉農交談的毛澤東忽聽得侯波的尖叫聲，樂了，跟周圍人說：“侯波掉進去了，去把她拉上來。”
懷揣著非常人的敏感，侯波對毛澤東微妙情緒變化的瞭解，幾乎到了細緻入微的程度。比如，如果晚上沒有休息好，毛主席看上去就氣嘟嘟的。這時候，侯波是不敢舉相機的，“不用拿出相機，主席就會衝我發火”。
攝影伉儷
將侯波帶進攝影這扇大門的，其實是她的丈夫徐肖冰。
14歲時，面對著鮮紅的黨旗，侯波高舉起右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安吳堡西北青年戰時訓練班學習幾個月後，侯波來到延安，先是讀邊區中學，後又進了延安女子大學，先後上了7年學，當時許多中央領導都在延安大學講過課。
18歲不到的侯波和徐肖冰相識了。有一天，幾個女同學約她到延河邊上散步，徐肖冰迎面走來，同學向侯波介紹說：“這是咱們團的大攝影師。”當時，侯波感到奇怪，“為什麼對我說這些?”後來才明白，是同學有意介紹他倆相識。
戰爭年代的愛情樸實真摯，侯波回憶說：“我們選了一個晚上，買了些紅棗，把平時積攢下來的饅頭切成片，晒乾當餅乾。大家聚在窯洞裡為我們祝賀，就算結婚了。”
抗戰結束後，侯波跟著徐肖冰來到當時位於鶴崗的東北電影製片廠（現長春電影製片廠前身），並被分配在攝影科當科長。從這時起，侯波開始學起了攝影，“後來隨著工作的需要，拍攝難度越來越大，機器也更復雜了，有問題時，我就回家向徐肖冰請教，取景、採光、洗印等等，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
1949年，侯波先後轉任北平電影製片廠攝影科科長、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攝影科科長，徐肖冰則調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導。
此後，在近30年的時間裡，侯波夫婦倆拍攝了無數張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照片。
開創中國攝影界大會的最高規格
侯波曾說，“做了這麼多年的攝影工作，我悟到了一個道理。我在為偉人尋找背景拍攝的時候，偉人們已經做了我的‘背景’；在他們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記錄下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瞬間。中國有許多優秀的攝影師，由於歷史的偏愛，我才能成為這樣一個幸運者。”
謙遜如她，始終希望能夠傳承與培養新一代的攝影師。
侯波和丈夫離休後，只要有益於少年兒童的事情、活動，他們都積極參加。他們先後擔任北京三里屯小學少年攝影學校，浙江紹興、臨安市一些青少年攝影學校的顧問。
1995年，正值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已經是70歲的侯波，抓住契機提出創辦中國女攝影人的組織——中國女攝影家協會。為了完成夙願，侯波克服重重困難，奔波到文聯、民政部等主管部門申報，聯絡各個方面的有識之士，爭取大家的支持。同年，中國女攝影家協會成立，首屆名譽主席有王光美、聶力、黃啟操，開創了中國攝影界大會的最高規格。
侯波在擔任中國女攝協第一任主席期間，組織了蓬萊閣杯全國攝影大獎賽等多場大型攝影比賽。其中，“中國婦女、兒童攝影大賽”投資方曾出現變故，為了避免活動半路夭折，年逾古稀的侯波愣是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到湖南請求援助，最終活動有始有終地完成。
時至2017年11月底，侯波離開了。她留下的，是無數傳世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珍貴的、具有文獻級別的老一輩革命家影像。
（本文選自《中外文摘》2018年第7期，作者青亭。圖片來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