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7期，原文標題《上海垃圾分類：弄堂裡的新煩惱》
記者 張從志
實習記者 魏怡
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上海成為全國首個強制垃圾分類的城市。行政力量之外，垃圾分類更是一場依託複雜社區管理的持久戰，推動每個居民去思考：人跟環境的關係是什麼、跟社區的關係是什麼，是否願意為這種關係的調整而改變？
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正式實行，為了迎接大考，各小區垃圾箱房進行了精心改造，設專人全天值班
強制分類來臨
6月26日下午，5點還差一刻，薩福基和陳龍樹已經出現在崗位上。65歲的薩福基在白襯衫外套上了一件黃綠色志願者馬甲，59歲的陳龍樹則穿著紅黑色的保潔員制服，他們打開垃圾箱房，翻騰了一陣。5點鐘，天下起雨來，垃圾箱房開始“營業”，弄堂裡陸續有人撐著傘，拎著垃圾袋朝箱房走來。“儂好伐”——老鄰居來招呼，薩福基胖胖的圓臉上露出了笑容。
垃圾箱房在弄堂深處，裝了四扇不鏽鋼鐵門，每道門上開一個四四方方的窗口，窗口上方分別貼“幹垃圾”“溼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標籤。老熟人接下薩福基的問候，一邊應道“儂好儂好”，一邊把白色塑料袋裡的瓜皮菜葉和剩飯剩菜倒進“溼垃圾”窗口，袋子轉手扔進旁邊的幹垃圾桶。扔完垃圾，老熟人向陳龍樹遞過一張印有二維碼的小卡，陳龍樹擺擺手，用帶著濃重揚州口音的普通話告訴他：“今天刷不了，系統在做數據遷移，要到28號之前才能刷卡積分。”老熟人聽明白後訕訕一笑，轉身離開。
雨越下越大，弄堂裡漸漸只聽得見雨聲了。冒雨來扔垃圾的多是老居民，積分卡還是習慣性地向陳龍樹遞過來，陳龍樹便再解釋一遍。這是一個叫“綠色賬戶”的積分系統，在上海全市通用，居民分類投放垃圾就可以找值班的志願者或保潔員掃碼積分。算起來，積分的價值簡直可以忽略不計，按規則，一天最多隻能積20分，滿兩三千分才能換來一條毛巾或者一塊香皂。不過，老居民很多已經習慣了扔完垃圾後找陳龍樹刷一下卡，這似乎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儀式。
離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越來越近，垃圾分類在網上的熱度越來越高，上海人使出了渾身解數，改歌詞，編劇本，甚至連豬都派上了場：“豬能吃的叫溼垃圾，豬都不要吃的叫幹垃圾，豬吃了會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賣錢換豬的叫可回收垃圾。”來上海的一週裡，本刊記者在餐廳碰見了食客七嘴八舌地議論乾溼分離；某天在酒店走廊看到了新擺出來的四分類垃圾桶；在地鐵上聽到家庭主婦電話指導家人該把袋裝咖啡扔進哪個桶；還聽說不少人去網店裡下單分類垃圾桶，卻被店家告知已經售罄的悲慘遭遇。走在上海的街頭，藍色或橙色裝的環衛人員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路邊的垃圾桶齊齊換上新裝，明確“表示”只收可回收物或幹垃圾——這時節的上海，要跟任何一個陌生人搭訕，垃圾分類恐怕都是比天氣更好的話題。
7月1日，薩福基也在掐著指頭算日子，他關心的是，《條例》實施後，志願者們在垃圾箱房的值守安排會不會有新變化。去年6月，他所在的愚園路1032弄開始推行垃圾分類，原本在街口當交通文明志願者的薩福基被調到了垃圾箱房旁，和保潔員陳龍樹成了搭檔，此後風雨無阻，每天早上7點到10點，晚上5點到8點，準時來守垃圾房。
愚園路1032弄，又名“岐山村”，是借了周武王發祥於岐山的典故。這裡至今保留著錢學森、施蟄存故居，也住過愛國人士杜重遠、電影演員祝希娟等。岐山村是新式里弄，弄堂兩側建築興建於1925年至1931年間，現存有70幢三層聯排花園住宅和5幢獨棟花園洋房。
從出生到現在，薩福基在岐山村生活了65年。從影視公司退休後，他成了弄堂最活躍的志願者，既是黨員，又是樓組長，大事小情，任勞任怨。岐山村只有一個託底物業，只負責最基礎的維修和保潔，陳龍樹是唯一的保潔員，在岐山村幹了26年，他以前主要工作是掃弄堂，現在要提早到4點左右開始打掃，到了7點就要去垃圾箱房值守。上午10點到下午5點的非開放時間段裡，也有志願者輪流值守，以防居民把垃圾丟在箱房旁邊。
岐山居委會一干部李勇告訴本刊，岐山村是從2018年6月開始推動垃圾分類，那時整條弄堂剛剛完成大規模歷史建築修繕。“修繕是市裡財政撥款，居民從中獲益，最直觀的比如大修後，居住環境改善，出租租金上漲，所以這時候來推，阻力會小很多。”岐山村目前有519戶，其中近一半是外來出租戶，本地居民以中老年人為主。據陳龍樹的觀察，如今岐山村有80%上下的居民會主動分類，有小部分分得不好的，他和薩福基會做二次分揀，拿著火鉗從桶裡面夾出不屬於其中的垃圾。
弄堂再發現
晚上8點左右，天色暗了下來，垃圾箱房結束“營業”。陳龍樹用小推車推著溼垃圾桶，穿過狹長的弄堂，出了大門，把垃圾桶卸在街邊。弄堂裡500多戶人家平均一天製造兩桶溼垃圾，晚上10點左右，環衛部門的溼垃圾運輸車開始沿街收運，包括岐山村在內的大部分弄堂通道狹窄，垃圾車進去後不好掉頭，於是一到晚上，弄堂臨街的入口處都整整齊齊地立著兩個圓鼓鼓的、蓋緊了蓋子的溼垃圾桶。到了每年五六月的蠶豆季節，鍾愛蠶豆的上海人常常會再多扔出一桶廚餘垃圾。
垃圾分類定時定點被寫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成為各個社區推行垃圾分類的做法，但它和人們生活作息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衝突，這不僅是岐山村，也是上海大部分社區遇到的普遍問題。李勇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去區裡開會時也反映過，“一個是年輕白領上班時間跟規定扔垃圾的時間完全不一樣；另一個是有些老人僱了保姆，保姆中午做好飯、服侍完老人，吃好喝好怎麼也要到12點以後。我們提出壓縮一下上午的時間，中午再增加一個時間段，但這涉及物業、志願者、街道各個方面，包括管理成本的問題，很難改”。他還告訴我，白天非開放的時間段裡也有志願者值班，但如果私自開了垃圾箱房，上面來檢查發現就是不合格。
“制度上有問題，不遵守也是有原因的。”22歲的蔣小姐四五個月以前搬來岐山村。一個週六下午，她拎著六袋垃圾和一個紙箱子到垃圾房，其中大多數是外賣盒子。剛剛入職廣告傳媒業的她每天早上9點出門，經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到了休息日，又是另外一套作息——“週末的時候我12點醒，已經不能丟垃圾了，而下午有時候出門，回來的時候時間又過了。”
推出垃圾桶，整理好箱房，鎖上鐵門，8點已過，陳龍樹和薩福基打了招呼，便各自往家去。晚歸的年輕人身影慢慢出現在昏暗的弄堂裡，送外賣的電動車不時穿梭其中——入夜以後，岐山村進入另一種節奏。等第二天一早，天矇矇亮，陳龍樹回弄堂清掃路面時，總能找到扔在垃圾箱房一旁地上的垃圾袋，有的分好了類，有的混在一起。
去年開始推行垃圾分類時，為了發動居民，岐山村也準備給每家每戶發垃圾桶，但桶往哪裡放卻成了難題。“很多人家居住面積總共就五六平方米，只放得下一張床，廁所、廚房都是公用的。我們有一個門洞裡最多住了21戶，但公共廚房頂多只能容下五六家，有的就把廚房放在走道里。那麼擁擠的地方，再讓他擺兩個桶很不現實。”李勇說。為了做垃圾分類，有的人家在門把手上掛兩個塑料袋，有住一樓的則把裝廚餘垃圾的袋子放到外面的花壇或牆角下。
某種意義上，垃圾問題已經不單是關乎垃圾，也是生活現實的投射。岐山村在近百年曆史中，居住空間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新中國成立後住房資源長期緊缺的背景下，當初達官貴人、高級職員等上層階級居住的獨棟花園洋房和聯排花園式住宅逐漸平民化、邊緣化，由於缺少維護投入，弄堂一步步走向衰敗，居住空間不斷被壓縮。
“岐山村的房子大部分都只有使用權，極少有產權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上個世紀計劃體制下給國家幹部的增配房，也就是在其他地方分了一室一廳，但面積沒有達到國家標準，還差幾個平方，就在岐山村給他補上幾平。”李勇告訴我，原則上，增配房的房票簿上沒有廚房，有的在搬過來後找人又加上了廚房，這樣一來，有的人家有使用廚房的資格，有的人家沒有，居民之間常常為此鬧意見。
經濟騰飛後的上海，老舊的弄堂要為發展讓道，被大面積拆除，但岐山村作為歷史文物建築被保護下來。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據報道，去年的大修耗資2800萬元。而修繕後，建築的外立面嶄新如初，紅牆青磚，整齊亮堂，居民們卻抱怨，最大的問題——肆虐的白蟻，還是沒有得到解決。今年6月初，白蟻捲土重來，上海阿婆們提及此是滿肚子苦水。長出翅膀的白蟻晚上6點鐘就出來活動，“撲稜撲稜的”，一直到晚上10點半。“我們下午兩點鐘就開始燒菜了，不然白蟻飛過來掉到菜裡。”阿婆說，她們下午也都早早洗了澡，否則晚上就要摸黑洗——到了晚上，是萬萬不敢開燈的。
李勇也被白蟻的問題弄得頭大，調到岐山村後，他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大修，整個岐山村變成了一個擁擠的大工地，每天都有不同的居民來投訴施工問題。大家都想徹底除掉白蟻，但岐山村的老房子內部是木結構，施工隊只更換了一些被白蟻蛀空的樑柱，要想更換所有的木樑必須騰空整棟房子的住戶。這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需要籌一筆高昂的費用，在修繕期的幾個月裡給居民們安排住處。
薩福基認識弄堂裡的八成居民，很小的時候，他還經常在弄堂裡撞見施蟄存，“進進出出都能打上照面”。施蟄存是中國“新感覺派”的著名作家，從1952年遷回岐山村居住，其間歷經“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直至2003年因病逝世，在這條弄堂裡蟄伏了近半個世紀。弄堂裡的名人軼事，薩福基知道的不少，但對自己的生活，他卻諱莫如深。他心頭的包袱似乎是從“薩”這個姓氏發端的，他家是福建雁門薩氏流入上海的其中一支，雁門薩氏發源於西域，元朝中期從內陸入閩併成為當地名門望族，在國民政府時期達到鼎盛，出過多位軍政要員。然而，作為其中一個默默無聞的後裔，薩福基一輩子似乎都對自己的身世疑慮重重，至於究竟發生過什麼，他選擇閉口不談。和他的謹慎相比，弄堂裡有不少老住戶無所顧忌，有的揚言要跟政府打官司，要回祖上被搶佔的房產；有的對曾住在洋房裡的“戲子”至今耿耿於懷……
被扔出的垃圾可能是最誠實的。在垃圾箱房前，薩福基知道哪對老夫婦為了給女兒帶孩子要搬走，也能知曉誰最近要出遠門，還有，比如老鄰居愛喝哪個牌子的白酒，哪棟樓的年輕人鍾情紅酒，而那種提著幾個垃圾袋在垃圾桶前徘徊的年輕人，薩福基一眼就能猜出，這是新搬來的租客。儘管有種種不便，弄堂裡的住戶還是盡力遵守垃圾分類的規則，大家不僅在學習分類的知識，也開始重新發現和審視自己所在的社區。
扔垃圾社會學
和岐山村垃圾箱房旁，由志願者、保潔員和監控探頭嚴防死守的場面不同，靜安區永興路58弄的揚波大廈在即將實行的強制垃圾分類政策面前顯得從容不迫。我在沒有預約的情況下進入小區後發現，這裡的垃圾箱房沒有鐵門，完全敞開，也沒有定時投放的標識。除了新近掛出的橫幅提示大家，“從7月1日起，個人如果不分類投放垃圾，最高可罰200元”。這裡既不見穿馬甲的志願者，也沒有保潔員，中午時分，仍不時有居民來扔垃圾。
揚波大廈的垃圾房由兩個隔間組成，左手邊是幹、溼垃圾，右邊是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其中有害垃圾又單獨設置了一個過期藥品桶，可回收物則被細分為玻璃、紙張、金屬、塑料瓶、塑料製品、利樂包等6類，垃圾房對面則擺放了一箇舊衣物的智能回收櫃。算下來，揚波大廈的垃圾分類達到了11類。
業委會主任鄭忠芳向本刊介紹，揚波大廈從2011年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當時一個叫愛芬環保的公益機構找到他們，希望幫小區做垃圾分類，但業委會很猶豫，便乾脆向全體居民徵詢意見，調查表收上來，有90%的住戶同意做垃圾分類，“業委會就只能硬著頭皮做了”。
揚波大廈一共有兩幢樓，各18層，原本是區教育局下屬的一個少年宮，2000年，為了改善教師的住房條件而改建成住宅小區。小區佔地面積很小，被繁華的街區包裹著，一共160戶，其中三分之一是教師，另外的三分之二出售給了當時的企事業單位職工、個體工商戶。頭幾年，揚波大廈聘用了物業公司，但物業服務太差，業主們都不滿意，就把他們炒了魷魚，組建業委會自主管理。他們的做法是每個樓層5戶選出一個業主代表，一共30多名業戶代表組成業主代表大會，再從中選出9名委員組成業委會，每個業主代表同時也是小區志願者，所有的社區事務他們必須衝在前面。
做垃圾分類，成了業委會遇到的第一個重大考驗。從2011年9月開始，業委會在愛芬環保的支持下，花了幾個月時間進行宣傳動員，利用已有的志願者網絡，設計、改造垃圾箱房，帶領居民參觀填埋場、焚燒廠，邀請環保人士開展講座，辦分類知識學習班。到11月，垃圾分類正式啟動。“那時是早上一班，下午一班，晚上一班，凡是有人來投放垃圾，分類不當的，我們就不斷地做示範，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好多人都不適應，搞不清楚怎麼分類。”鄭忠芳說，最初的半年裡，也會遇到不願意分類的居民，他們就不斷上門做工作，耐心溝通。後來從4分類變為11分類，志願者撤離垃圾箱房，居民們已經能夠自覺進行分類投放，有外來的鐘點工和租戶剛開始不適應，業委會就一對一上門指導。
居民自治網絡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化解矛盾、激活社區的作用。比如在垃圾箱房是採取封閉式還是開放式設計的問題上，業委會召開會議徵詢居民意見，最後大家一致覺得，開放比封閉好。“我們不需要門，24小時敞開，因為我們相信大部分業主會自覺分類，而且敞開後，你扔在地上或者不好好分類，大家一眼就能看見，這無形之中也是一種監督。”緊挨著垃圾箱房的轉角上還建了一處玻璃亭，對鄭忠芳的採訪就在這裡進行，旁邊有老居民讀報、鍛鍊，垃圾房裡沒有任何臭味飄出，這也是鄭忠芳一直引以為豪的事情。
愛芬環保聯合創始人郝利瓊回憶起當初在揚波大廈做垃圾分類的過程。“那時候我們就像寫詩一樣，請大家坐下來慢慢溝通，在葡萄架下面拉家常，給小區做黑板報，送自制的獎勵卡給居民。從很小的地方開始，做人的工作，商量、溝通，讓大家一點點對社區產生認同感、歸屬感。”這個過程講起來是玄虛的，和垃圾分類似乎沒有直接關聯，但郝利瓊覺得它很重要。
郝利瓊給我講了一個案例。2016年時，她認識的一個居委會書記要在社區裡開展垃圾分類，但其中一個高檔小區硬是找不到志願者，業委會主任是個強勢人物，對居委會愛答不理。後來居委會有一次幫助小區解決了一處建築垃圾的清運問題，藉機打開了突破口，居委會書記結識了社區裡的一名工會退休人員，請她幫忙到社區裡去找志願者。這位前工會成員先找了幾個黨員，又挨家挨戶上門去問，在小區裡找帶孩子的父母、爺爺奶奶，還有跳廣場舞的大媽們，一個帶一個，最後拉了一支40人的志願者隊伍。最後，業委會主任態度也鬆動了，主動給值班的志願者買保溫杯，定做馬甲。
“一個以前人與人之間非常冷漠的社區，連接變得越來越多，就是從一個人開始，你說是不是很神奇？很多時候就是要有個人邁出第一步，整個社區就會發生一些神奇的化學變化。”
定點定時投放開始實行後，年輕人，特別是“996”上班族成了一個焦點問題，他們對定點定時意見很大，反過來，社區對這些年輕人的意見也不小。本刊走訪的多個社區裡，沒有分類的、亂扔的垃圾袋相當一部分都被算到了年輕人頭上。不少居委會、業委會抱怨，年輕人平時見不著人影，等規定出來了又抱怨，不配合執行。
“有些人會焦慮，說年輕人怎麼樣，我說你不要著急，社區的本質就是一群彼此需要的人在一起互幫互助，年輕人現在天南海北，本來對社區的需求就很小。等他們做了父母，要帶孩子在社區裡玩耍，或者年紀大了，想在小區裡散個步，看見亂扔的垃圾自然會看不過去。”郝利瓊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年輕人在社區討論中是缺席的，他們沒有機會或者不敢去表達意見，等垃圾投放的規定時間出來後，他們覺得自己的利益沒有受到尊重。“我就會告訴他們，你們是對的，這個時間確實更適合老年人，很抱歉，因為你們沒來，如果你們想改變，那我們選個日子再來一場討論。你想再延長一個小時或者再開一個投放時間段，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們能保證有人出來當志願者管好這段時間，保證你們的分類準確率。”
“垃圾分類其實是一個介入社區的議題，我們更關注的是通過它來提升社區的治理，促進社區自治和社區參與，根本目標是指向人的改變、社區的改變。”在過去十幾年裡，郝利瓊一直堅持用社區的方法來做垃圾分類，她認為環境意識的覺醒可能是人的覺醒的一個起點，“人不再只是為小我而活，還可以為更大的東西、為公共的精神而活。我們工作本身就是不斷啟發每個人去思考，人跟環境的關係是什麼，跟社區的關係是什麼，你是否願意為這種關係的調整而去付出。”
郝利瓊前不久走訪一個項目小區，看到一個有藝術家氣質、留著長髮的年輕人在垃圾箱房旁邊值班——要知道，平時站在這裡的可都是大爺大媽——她覺得特別好玩，上去一問才知道是住小區的一個畫家。
一場持久戰
李勇總結岐山村開展垃圾分類這一年來，居民配合度較好的原因時說道：“大家對居住在岐山村是引以為豪的，好像覺得比其他弄堂要高出一等，所以大家關心自己的社區，願意參與、維護它。他們現在有的老同學聚會，岐山村的人都會主動把大家帶到弄堂裡來，走一走看一看，我們禮拜天要接待好幾撥這樣的訪客。”
除了1032弄，岐山居委會還管理著其他幾條弄堂，只有七八個編制的居委會常常忙得暈頭轉向。弄堂裡住著不少老幹部、老教師，還有企業的技術、管理人員，他們退下來後組織了各種自治團體，比如老年協會、讀書會、合唱團、歌舞團，還有專門負責歷史建築講解的工作室，這些團體在推動垃圾分類上功勞不小。如果說上海有可能成為真正實現垃圾分類的第一個城市，郝利瓊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也基於此。
郝利瓊記得，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其他館都在展示高科技，而臺灣館展示了臺北市的垃圾分類，她很震驚：“這個事情也值得拿來展示嗎？後來才知道臺北做的事情有多麼了不起。”如今上海全城熱議垃圾分類的奇特景象，讓扎入垃圾分類十幾年的郝利瓊又喜又憂。一方面，她覺得終於看到了曙光，中國城市垃圾分類實踐從近20年來的喊口號階段進入到法治時代，但她同時也擔心行政命令推動下的問題：“像揚波大廈那種推行方式，在現在的上海看來確實是很奢侈的。我們只是開了一條路，證明這樣是可行的。但一旦變成用暴風驟雨式的行政命令去強制推動，大家都忙著去完成任務指標，容易忽略垃圾分類真正要給社區帶來什麼改變。”
雖然許多小區垃圾箱房裝了監控攝像，立法也納入了處罰手段，但居委會和物業都沒有執法權，即使居民亂扔垃圾，也得找城管來執法，上海全市這麼多小區，執法成本可想而知。
在上海走訪的許多社區裡，衝在垃圾分類最前沿的居委幹部、物業人員不少都顯出了疲態。“誰願意做？誰做誰得罪人。”一名負責衛生工作的居委幹部告訴我，他們從2016年年底就成了試點，做了幾年，效果還算不錯，但問題一直不少，物業公司不想管，居民有問題就來找居委會，讓居委會幹部們疲於奔命。前不久，他所在的街道還有一個小區一名老年志願者在守垃圾箱房時和居民吵了起來，導致心臟病發作不幸去世，給整個社區蒙上了一層陰影。後來招收志願者，他們規定必須在75週歲以下，還要看身體狀況，沒有什麼大毛病的。
不過，小區裡的老人倒是非常積極，甚至有的搶著值班。我見到一位70多歲的紡織廠退休工人，她做了兩年多志願者，無論颳風下雨，每週雷打不動值班兩天。2003年，她23歲的獨生子因病離世，三年後她退休，和老伴在家裡眼瞪眼憋了好幾年，後來出來做志願者，繞著垃圾桶忙前忙後，把小區裡的老人、小孩認了個遍，終於宣告自己從陰霾裡走出來了。
（實習生李秀莉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中李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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