揹著相機走街串巷的攝影人龔建華：那對從自忠路老弄堂裡走出來的新郎新娘，記錄了上海的變遷

口述｜龔建華 整理｜王嵐

從興趣到開始有主題的創作

1971年初中畢業後，我來到吳淞口東海艦隊當兵，準備行李時，我把父親的一架蘇制相機放進了行李中，可以說從小就對攝影產生了濃厚興趣。到了部隊，我總喜歡拿出照相機給戰友們拍點留影照。那時候還沒有創作的概念，就是喜歡而已。1975年復員後，我被分配到上海客車廠工會，專職搞宣傳，主要拍勞動模範、先進人物和會議場景、文藝演出等等。工會給了我一個很寬廣的舞臺，讓我有了發揮文藝特長的機會。我的父母親都是南下幹部，父親是上海文化廣場的第一任負責人。文化廣場的前身是跑狗場，上海解放後成為第一個公共文化的聚集地。我的家就在文化廣場邊上，推開窗就能看到裡面各種演出，大型史詩《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上海之春》、蘇聯的《天鵝湖》等等，每場必看，可以說是從小耳濡目染。在上海客車廠，黃永生、俞曉夫和我是當時廠裡的風雲人物，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多年後，黃永生成了家喻戶曉的滑稽名家，俞曉夫成了著名畫家，現在是上海美協副會長。因為愛好，我參加了盧灣區工人俱樂部和文化宮的攝影小組，學到了許多攝影技巧。我還在家裡搭了一個暗房，和兩個兄弟一起想籌錢買一架屬於自己的照相機。那時大多數人的工資只有36元，而我們看中的照相機要169元，是外婆圓了我的夢，她拿出私房錢給我們，就這樣我擁有了第一部照相機——鳳凰205。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我調到《音像世界》雜誌社做攝影記者和傳媒編輯，任職期間，我還在北京廣播學院攻讀“攝影理論學”，積累了豐富的攝影藝、技術理論和實踐經驗。那時本職工作主要就是採訪中外歌星，在一般人眼裡，這份工作既體面又風光，大陸的劉歡、韋唯、毛阿敏等當時風頭正健，臺灣的童安格、齊秦、齊豫、小虎隊以及香港的張國榮、劉德華、譚詠麟、張明敏等等，凡是到上海的各地歌星，我幾乎拍了個遍，有的到現在還保持著很好的關係。雜誌是月刊，每星期只要去一次，一個月只要發一次稿就算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了，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拍我想拍的內容了。從此，我開始了自己的創作，一有空就揹著照相機走街串巷。

其實，自70年代末起，我就開始關注“上海弄堂之人文、社會、歷史文化”與“石庫門建築藝術”，悉心鑽研上海弄堂建築與人文社會歷史的特點、變遷與發展。我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將諸多真實寶貴的原始藝術和影像資料留在了自己的攝影作品中，用一些攝影評論家的話來說，就是“它們既具有高度的藝術欣賞價值，又成為已永遠逝去不可複製的寶貴歷史社會遺產”。確實，現在相當一部分石庫門弄堂隨著城市發展和社會變遷已不復存在，但我的鏡頭裡永遠有他們的影子。

鏡頭對準普通老百姓

1977到1978年，我在上海市盧灣區工人俱樂部攝影組學習，到過祖國的新疆、西藏、雲南等地去採訪，起初，也沒有什麼主題，看到什麼、覺得什麼好就拍什麼，但是走的地方越多，越是覺得身邊的景色不能忽略，我開始關注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上海弄堂進入了我的視野，成為我攝影的第一個主題。

《七十二家房客》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作品。那時，中國攝影家協會組織“上海一日”攝影賽，邀請了全國一百多位攝影家，在7月1日黨的生日那一天，從各個領域、各個角度拍攝，拍攝主題則由抽籤決定。我當時抽到的主題，有徐家彙地鐵開挖、凌晨出生的第一個嬰兒、殘聯主席張海迪、出入境管理所、上海弄堂等等。那一天，我真的是從凌晨拍到半夜。7月1日凌晨，我在中山醫院拍到了上海第一個出生的嬰兒，之後趕到徐家彙地鐵工地，拍好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然後來到北京路貴州路口的一條弄堂，當時大概是上午八點左右，弄堂裡已是人聲鼎沸了，家家戶戶都在門口做事：有在水斗裡淘米洗菜的，有擺個小方凳做作業的，有懷抱小孩“嘎三胡”的，甚至有給小孩洗澡的……最壯觀的是幾乎所有人家都把洗衣機搬到弄堂裡，因為當時不僅住房面積小，而且沒有下水道。我向弄堂口一戶人家借了個臺子，站到上面，對好奇地朝我看的居民們說，你們就做你們的事情吧，不要管我怎麼拍，不要影響你們的生活。居民們都慢慢恢復了常態，我一口氣拍了十多張，獲得“日本Olympus國際攝影大賽”特別獎的《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其中的一張。2017年1月，美國弗吉尼亞博物館收藏了我50張上海老弄堂的照片，《七十二家房客》也在其中。也是2017年，上海電視臺採訪我，我就帶他們來到了這條弄堂，正巧碰到一位老媽媽在洗碗，她說怎麼又來拍啦。我說是呀，30年前我就來拍過。老媽媽端詳了我一會兒說，對，我女兒還保存著這張照片吶。於是我們又進到她家裡拍。現在不僅她家裡，而且整條弄堂裡都已經沒有馬桶了，家家戶戶都可以在家裡洗澡洗衣服了，弄堂還是那條弄堂，房子還是那個房子，但除了老年人，其他幾乎都是外來租客了。

改革開放40年來，由於經濟的飛速發展，已有5000多棟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遍佈上海灘，作為上海基層居民生活的象徵——弄堂，正在逐漸地隱退，伴隨著弄堂文化各種生動豐富有趣的生活現象，也在青年一代的視野中逐漸消失。美國作家、規劃師簡·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就有一段關於美國大城市街頭鄰居都相互熟悉的描寫。攝影大師們鏡頭中的弄堂，鄰居之間如家人般的生活景觀，讓我們不禁留戀和憧憬城市中，普通市民之間的親切和信任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在於這座城市是有溫度的，柔和的和充滿人情味的。我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拍攝的大量具有上海風情的照片，真實細膩地還原了上海街區和弄堂文化的變遷，每次開攝影展，看到觀眾們駐足在照片前細細觀摩，我都很欣慰。

我拍上海弄堂和弄堂裡的人，並不是拍了就過去了，而是經常會和被拍者保持良好的互動，不間斷地持續拍攝，我希望從弄堂的變遷和被拍者的人生變化，來反映社會的進步。1995年秋天，我受朋友之託，去盧灣區自忠路一條老弄堂裡，為一位新娘拍結婚照，其中一張取名為《從自忠路老弄堂走出來的一對新郎新娘》流傳甚廣。我一直關注著這對夫婦，這次回滬在黃浦區文化館舉辦餘慧文、龔建華“1978-2018上海黃浦時空影像”攝影展，我又特意拜訪了他們，他們給我寫下了這樣的話語：

我就是這幅《從自忠路老弄堂裡走出來的一對新郎新娘》照片裡新郎。我名字叫謝今，照片拍攝於1995年11月11日，當時我28歲，現已51歲。我的夫人叫俞炯，當時24歲。這條弄堂當時是上海自忠路210弄9號，當天我隨迎賓車去接夫人蔘加婚禮，如今這條弄堂已改造成新天地的太平湖。我們結婚當天，攝影家龔建華先生全程幫我們拍照，留下很多珍貴的回憶。當時的我在交大昂立上班，夫人俞炯在應昌期圍棋學校任職英語教師。

2007年龔老師美國回來，又專程來我們的新家拍攝了一組全家生活照，當時女兒也已十歲，在讀小學，我們的新家位於徐家彙路上永業公寓，是2002年購買的，三房二廳二衛，146平方米。2017年老師再次從美國回來，繼續來我家拍攝，女兒已是上海大學電影學院兩年級的學生，那次上海電視臺也專程過來採訪，並在新聞頻道播出。

從1995到2007年，直至2017年，龔老師為我們拍攝了許多珍貴的照片，它們見證了上海的變遷，見證了我們家庭生活環境的變遷，從弄堂走出來的我們，邁入了嶄新的生活，在這裡我們全家感謝龔建華先生。2018.11.23

80年代初，我發現有一位民警總是在幫助一位坐殘疾車的女士上下橋，一打聽，原來他叫龔健民，是一位普通民警，他樂於助人，身邊的群眾如有困難需要幫助，他總是及時伸手相助。1981年他調至打浦橋地區值勤，見每天早晨有一位殘障女士坐著手搖車艱難地過橋去上班，他便主動給予幫助，每天推車過橋，直到離開這個值勤點。龔健民樂於助人的精神感染了他的三個兒子龔曉平、龔曉春、龔曉慶。

1999年6月5日，全國首家紅十字骨髓捐贈志願者俱樂部在上海成立。發起人之一的龔曉平為第一任祕書長，曉春、曉慶也先後加入了俱樂部，為壯大骨髓庫、挽救更多白血病患者做著努力。他們關心白血病患者及他們的家庭，幫助汶川地震受傷的兒童，支助雲南貧困地區的大學生等等。三兄弟長期堅持無償獻血，多次獲得全國無償獻血金獎及上海市無償獻血白玉蘭獎，他們累計獻血487次，總捐血量達14.29萬毫升。其中三弟曉慶就捐獻了246次計8.61萬毫升。老大曉平雖已近60歲了，仍堅持定期捐獻血小板。老二曉春是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志願服務基地的一名資深志願者，在兒科醫院志願服務了13年，帶領100多位志願者關心、陪伴、照顧白血病患兒，深得患兒的喜愛和家長的認可。老大和老三也不定期地參與服務。兄弟三人均為中華骨髓庫的五星志願者。“病人需要，我們能夠，我們願意”，一直是龔氏三兄弟熱心社會公益工作的內在動力。而我，只要有空，就去他們做公益的場所拍照。從上世紀80年代拍他們父親開始，到今年我還在為他們三兄弟拍，我是被他們的愛心所感動，同時也希望通過我的鏡頭為普通人保留一份視覺檔案。

當一名合格的攝影記者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我創作的一個高峰期。1988年，我就在上海美術館舉辦了第一屆個人攝影展，時任副市長劉振元為我的攝影展題了詞。

雖然我是一名文藝記者，但是我沒有把中外歌星的照片拿出來炫耀，也許那些照片更引人眼球，但我更願意把側重與關注社會的照片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表情，及時又真實地記錄這個表情，是我最願意做的事情。攝影家陳海紋先生評價我的作品說：龔建華作品最可貴的地方在於真。他只是憑直覺和本能按下快門，沒有調動任何東西，拍下他所看見和感受到的真實，作品卻格外具有生命力。

追求真實，是我醉心於紀實攝影的動力。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發，一夜之間就有成千上萬的人得了甲肝。當時我很震驚。媒體報道的第一天，我一早就趕到徐彙區中心醫院，到那兒一看，簡陋的隔離診室牆面上已經貼出了公告：各位病員同志，經全院職工的努力，已從原來的24只床位，增加到142個。人們穿著冬衣，在隔離病房門外排起了長隊。當時我還在《音像世界》，雖然是跑文藝條塊的記者，但是我還是對社會紀實類的題材更感興趣。見此情景，職業敏感讓我迅速舉起了照相機，我喜歡在被攝者不知情的狀態下按下快門，這樣才是最生動真實的。除了徐彙區中心醫院外，我還跑到瑞金醫院、中山醫院、盧灣區中心醫院等拍了一組照片，拍下了擁擠而有序的排隊場面，拍下了人們焦慮的神色。在人人談甲肝色變的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過可能會被傳染，就是跑醫院不停地拍。也不去投稿，就這樣放著，幾十年過去了，回過頭來看看，真的是非常的珍貴。

1988年上海第一屆人體油畫展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當時的社會對性文化是禁止的、封閉的，傳播裸體照片更是流氓罪，起碼判三年刑。當得知要舉辦裸體油畫展的消息後，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震驚的。那天的開幕式是上午九點鐘，我憑記者證先進去參觀。到了開門後，人們一擁而進，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我發現參觀者的神色有緊張的，茫然的，興奮的，恐慌的，有的人甚至流著口水，也有的人在微微發抖。當時室內光線很暗，我穿行在人群裡，用1600度膠捲從各個角度抓拍了一組彩色照片。這些照片是談不上構圖布光等技巧的，只能是純粹的記錄，因為許多表情都是瞬間的。參觀結束，我趕到照相館，要求他們把彩色照片特意弄成黑白的，我覺得只有黑白照片，才能反映出某種質感。等沖印好，我就拿回家了，當時也沒有想到要發表。2018年11月30號，我收到法國蓬皮杜博物館發來的郵件，問我願不願意把其中一張照片作為他們畫冊的封面？我回復說願意。我覺得能夠把自己的作品，通過各種方式傳播出去，讓更多的人瞭解照片背後的時代背景，也是我作為攝影記者的一種責任。

我的鏡頭，更多的是關注基層百姓的日常點滴。我每天揹著照相機，拍下了弄堂裡手牽手的老夫妻，通陰溝的師傅，泡開水的老人，巡邏中的警察，打乒乓的少年，黃浦江上放木排的工人，外來農民工……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掀起了大規模的城市基礎建設，需要大量農民工。那時，我就有意識地想去做一個農民工的主題。我跑建築工地、黃浦江船碼頭、北站，發現每天都有大批的農民工來到上海。一天早上，我騎著自行車來到十六鋪碼頭，正好一批農民工下船，我跟隨他們沿黃浦江邊，一直走到外白渡橋附近。一路上，我不停地觀察著他們，望著這些農民工兄弟東張西望好奇的眼神，手裡拎著肩上扛的各種行李，我猜測著他們在老家的生活，想象著他們今後在上海的新生活，我不停地按下快門。我始終覺得，上海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這些背井離鄉的農民工。

當一名合格的攝影記者，必須具備一些常人缺乏的韌勁和機靈。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以蘇共中央總書記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雙重身份，對我國進行4天的正式訪問。到上海訪問時，行程之一是到岳陽路普希金像前獻花。得知消息，我來到現場，發現安保力量非常強，有中方的警衛人員，有俄方的克格勃。我雖然當時還在《音像世界》，不可能像時政記者那樣拿到採訪證，但我憑著機靈進到現場，抓拍了一組戈爾巴喬夫與衛士的照片。憑藉這組照片，我獲得了1989年中國十大青年攝影記者提名獎。

四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二十年在故鄉上海，二十年在美國。在美國，我一直擔任中英文報刊的首席攝影記者，我放不下照相機，鏡頭裡的世界就是我對過往的留戀，對生命的致敬。現在，我還經常回國舉辦攝影展，2017年就回國舉辦了4場攝影展；帶領上海視覺藝術大學的學生進行現場教學；平時，我還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對老照片進行修正。幾十年過去，許多底片都已黴斑點點，我常常在電腦前一坐就8小時，只為了修好一張照片，但我樂此不疲。我平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做一名文藝的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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