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時著名文學家劉禹錫《陋室銘》有詩“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子云就是西漢時代著名文學家楊雄，是繼司馬相如之後，西漢最著名得辭賦家。揚雄是中國文化的標誌性人物。中國的文化、中國的道、中國的儒、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他都能代表。這樣看來，他似乎應該是一位很張揚的人物，而其實，他的性格卻以“玄默”著稱，“默而好深沉之思”，還有口吃的毛病，講話不是很流利的。他的特點是“博覽無所不見”，好讀書，好求勝解，耐得住寂寞。後來初唐四傑之一的盧照鄰入蜀，專門瞻仰他的墨池，深深地感嘆：“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立志要向他學習。他不慕虛榮，多年不遷官，“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 。但他卻偏偏寫了一篇《劇秦美新》去歌頌復古狂的王莽。他應該是頂天立地的大儒，而他卻畏崽跳天祿閣躲避追捕，結果摔斷了腿。他痴迷於詞賦，卻又認為這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可見他是一位性格矛盾的人。恩格斯曾說歌德把崇高和渺小集於一身。揚雄正是這樣一位矛盾型的人物。在他身上有巴文化的剛，也有蜀文化的柔。他是四川郫縣人，所以薰染了蜀文化的柔。他的父輩和祖輩避仇江上，從巴楚輾轉來到成都，所以，在他身上又有巴文化的剛。剛柔相濟，陰陽相和，相反相成，相輔相成，諸多矛盾的因素統一於一體，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常態，折射出巴蜀文人的文化性格、文化傳統——多樣性和兼容性，構成巴蜀文人的文心蜀韻。
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正是以巴蜀文人的文化性格作為聚集點，以巴蜀人的文心蜀韻作為靈魂，解讀在漢代就已有“孔子”之譽的這位人物，並以此為基礎建構情節衝突。加上本書文筆暢達，因而書中高潮迭起，讀來引人入勝，一點也不呆悶。作者以科幻似的浪漫主義手法，把一個死板板的哲學性人物寫活了，寫鮮了，讓人進入時空隧道，撫摸古人的亡靈，親近似遊天地之間，令人何等愜意。
深一層次地說，這種手法，這種探掘內心性靈的寫作技法，正是巴蜀文人思維特點的體現。是巴蜀文統自然的傳襲和浸潤。這裡順便談一談西蜀的文學和文統，以便讀者更深層次地領悟一下這本書和揚雄這個人。
“文宗自古出西蜀，錦江春色與天長”，這是郭沫若的話。“詩人自古例到蜀”，這是四川大文人趙熙的歸納。“蜀女自古多才”，這是凌濛初《二拍》裡“女秀才移花接木”一回裡總結西蜀才女的特徵。這三句話，說的是巴蜀文學發展的三大規律，凸顯出巴蜀文化的神奇神祕神妙性。
元代人張翥《謁文昌閣》：“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文章不寫則已，寫出必為天地大文，傑才不出則已，出則必是文壇巨匠，這就是吾蜀的特點，吾蜀曩有“文宗在蜀”的傳統。這個傳統由文翁倡其教，賦聖司馬相如開其端，“鄉黨慕循其跡”，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雄成為“以文辭顯於世”、“文章冠天下”的漢代四大家，他們都是蜀人。揚雄在其中具有獨特地位。他被尊為漢代的“儒聖”。他的朋友桓譚說他既是“西道孔子”，又是“東道孔子”，是全國的“孔子”，具有漢代儒聖的地位。揚雄之後，則有文學革新前驅、文起八代之衰、孕育唐宋八大家之父的陳子昂，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千古第一文人蘇軾，宋代文宗陸游，明代文壇著述第一人、秀冠天下的第一狀元楊升庵，清代百科函海大家李調元，“東袁西張”的性靈詩宗張問陶，直到現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和巴金，這些“天下第一秀才”均出於蜀，有的雖不是蜀人，卻是受巴蜀肥壤沃土孕育而成就為文化巨人的。他們不僅是文壇宗主，而且是百科全書型大家。揚雄在巴蜀文宗系列中，居於承前啟後的關鍵典範地位。後世以“揚馬”並稱，甚至於揚還在馬的前頭。“揚馬”是他們之後的文宗傾心師法、儀型效法的榜樣，李白尤其真心服膺。杜甫也曾真誠地說：“草玄吾豈敢，賦或似揚雄”。揚雄是百科皆通的通儒，而不是窮首一經的俗儒。“揚馬”開闢了西蜀文宗重文學，重今文經學的傳統，這正是蜀人發散式球型思維方式的生動體現。它在文學上形成浪漫主義傾向，富於文采和想象力，這對後世富於激情，奇幻的文化心理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西蜀的“文心”是什麼？“蜀韻”是什麼？“揚馬”有共同的文化性格，是西蜀“文心”的代表。司馬相如專心於賦（其實其文也相當好）。他的獨創性在賦論，其獨到之處是分為“賦家之心”與“賦家之跡”。“賦家之心”就是指的蜀文學的“文心”，是性靈，是賦家的本性，是心靈，是眼界與境界。“苞括宇宙，總攬人物”，“控引天地，錯綜古今”，這是何等開闊的世界眼光。這種“文心”是“斯乃得於內，不可得而傳”，可意會不可言傳，可捉摸而難於形諸文字，猶如佛祖拈花迦葉含笑一樣，靠內在心靈的開悟與精神的流動。這就是巴蜀人的“文心”，巴蜀人的文化性格。它構成巴蜀浪漫主義文學的根基，開巴蜀文學好夢幻迷離好想象的浪漫主義先河。從相如到揚雄，再到蘇軾、郭沫若，直到今天蜀中的朦朧派詩群，始終傳承著，流淌著，形成了神奇夢幻的巴蜀文學藝術的歷史長河。司馬相如為這條長河的形成，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揚雄則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所以“揚馬”成為了“鄉黨慕循其跡”的楷模。
雖然在“賦家之心”上，“揚馬”有共同性，但在“賦家之跡”上，二人則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開闢了不同的方向。相如的本性是文學，揚雄的本性是哲學（經學）。揚雄前期醉心於仿效相如的賦，後期又反對作賦，認為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今天來揣摸揚雄態度前後矛盾的心理，他是從“賦家之跡”的視角提出反對意見。“賦家之跡”是指有善於“列錦繡而為質”寫作錦繡文章、謀篇佈局的路徑和方法。作為鋪排呆滯的形式主義手法，賦確實無什麼益處，但是，它靈動的心脈是很值得傳襲的。也就是說：“賦心”是可取的，“賦跡”是不可取的。揚雄反對的是賦家的“賦跡”（形式主義的創作方法），而承襲的卻是賦家的“賦心”（性靈與思想）。所以，他所說的“雕蟲小技”正是指謀篇佈局的“賦跡”。只不過，相如把“賦心”引向了文學的方向，而揚雄則把“賦心”引向了經學（哲學）的方向，脫離了文學，這才有“誓不再為賦”的奇怪舉動。相如的“文學”與揚雄的“經學”兩個發展走向，構成兩千年蜀學的兩大支柱，成為蜀學重文學，重今文經學（重玄學與重史學）兩大特徵。而“揚馬”則成為雙星並列的漢代蜀學雙子星座，對他們之後的蜀學起著引領星光的作用。本書對揚雄的“棄賦從玄”作了形象的描繪，我這裡作為第一讀者略略揭櫫一下它的內涵。
除了“文宗在蜀”這一特點外，我還要說一說“儒源在蜀”、“才女在蜀”的特點。儒家學派是孔子在齊魯創立的，但儒學之源則在西蜀。儒學之祖是大禹，大禹興於西羌。他的治水經驗形成上善若水，五行以水為首的哲學，成為治國首要在治水的國家、民族大一統的觀念，至今在《尚書》“洪範五行”篇中還保存著大禹闡述這一觀念的56個字。這同時也是留給後世蜀人“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的治水分洪灌溉的寶貴經驗，這是物質傳承。在精神上的傳承則是“易學在蜀”、“天數在蜀”。以上諸點，構成巴蜀儒學發展的主要特色。揚雄對這些主要特色做出了全局性、全方位、會通式的貢獻。他被視為漢代“孔子”，實為實至名歸。他仿《論語》作《法言》，仿《易經》作《太玄》，仿《爾雅》作《訓纂》、《方言》，一系列對儒家經典的創新，正是因為有儒源在蜀的根脈。對本書後四章，正應從這樣的視野來加以解讀。
《太玄》一經是很難懂的，司馬光也是終身研讀才讀懂，然後佩服得五體投地。《太玄》不同於老子以“道生一”作為萬物的始基，也不同於易經的陰陽兩儀對立的“太極”，而是發展了孔子仁義忠信禮孝悌的學說，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相生相和的觀念，提出了“中和”為貴的思想，創出了以天地人三才為內核的“太玄觀”。在哲學上，這不是單純的同而不和的“一”，也不是隻有一分為二的“二”，而是三才三生三玄相和諧對立的統一，這就是“三”。這是揚雄對中華文化傳統和諧思想最偉大的貢獻。讀者不妨在讀本書時再加以聯想，沿著這個思路，把蜀人的創新思維繼承和發展下去。
西蜀不僅是道源發生地，更是仙學的起源地。古蜀仙道起源於蠶叢魚鳧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y），蜀人“羽化成仙”，“飛奔日月成仙”的富於奇幻想象力的信仰和觀念來源很早。到了杜宇、開明時代，還發展為啼血化鵑和天門開明獸的仙化傳說。而這這些歷史記載，是揚雄的《蜀王本紀》最先留下來的，揚雄有開創古蜀史研究的功勞。更廣義地說，對於人類命運的終極思考，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是古往今來各地區各民族的人們共同關注的問題。中國人的獨特話語解釋是“道”，“道”的文本闡釋權集中在道教裡，所以，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尊道貴德、重生貴和、存思守一、關愛人生、利益群生、中和為本、天地之間人為貴等等話語，都在揚雄創作的“文本”裡，它在今天對我們文化闡釋權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把上述諸方面總和起來，揚雄對中國文化的根柢做出的承先啟後的奠基性貢獻、全局性貢獻，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算為過，給他帶上一頂“漢代儒聖”的桂冠，封為“漢代孔子”，把他視為中國文化的標誌性人物，應是恰如其份的。本書作者，是一位鄉土文化研究的儒者，長期從事地方誌工作，這是玄默性的研究。揚雄的故里需要玄默式的脫離市井喧囂的學者。本書雖然採取了從於大眾的通俗形式，其實，它的內容很玄默，很嚴肅，還有不少考據心得化為輕鬆筆調，相信讀者會細讀出韻味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