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夏之夜》劇照
北京人藝供圖
黑擇明
《瑞典夏之夜》以《犧牲》
的理念為核心
“白夜的季節來臨了。”
這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最後一部電影《犧牲》劇本的第一句話。這部電影也是瑞典電影的驕傲——它是瑞典電影人邀請塔可夫斯基全程在瑞典拍攝的，主要取景於斯德哥爾摩，以及波羅的海的著名旅遊景點哥特蘭島。“白夜”，正是其最迷人的一道“景觀”。
最近，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瑞典皇家劇院來到首都劇場，帶來了一出《瑞典夏之夜》，講述了發生在三十多年前拍攝現場的某個“白夜”的、“如夢”般的故事。
在觀眾還沒進場的時候。演員實際上已經在劇場外出現了。和我一起進劇場的是一個典型的光頭北歐美男子，他拿著一杯咖啡，緩緩走向觀眾席，我想當然地以為：這是使館工作人員吧？
美男子再出現的時候，已經在舞臺上——在彷彿“白夜”的光線中（整齣戲的布光顯然經過了精心安排），觀眾沒有覺察到故事已經開始，就彷彿在瑞典夏夜光線的明暗交替中，在短短一個多小時內感受到“白夜”的漫長：漫長，來自猝不及防的觀眾心理時間，它的故事背景與核心毫無疑問就是塔可夫斯基電影《犧牲》的拍攝和理念，但對於大多數觀眾來說這是非常陌生的。戲劇中使用的幾段《犧牲》中的影像，準確地體現了塔可夫斯基的創作指向：片頭的達·芬奇名作《博士來拜》（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參觀烏菲齊美術館的時候深受感動，當時就決定要把這個主題用於下一部影片），在斯德哥爾摩老城區拍攝的奇妙的核災難場面（奇妙的是外景地與《博士來拜》的某處細節完全重合），以及片尾海邊那棵復活的樹，等等。
但是對臺上的演員而言，他們只不過在演出一個日常的時刻，好比漫長夏夜的一段小憩，做了一個短暫的夢而已。在夢裡，他們和日常一樣談論藝術與人生，由於工作和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與導演產生了矛盾，只不過夢醒來後，他們似乎對這個俄羅斯人有了更深的理解，因為，這個拍攝過程，隨時都能讓他們見到真實的“夢境”。
兩位影史最偉大導演
相鄰卻未見面
劇本的編劇厄蘭·約瑟夫森是瑞典國寶級演員，也是英格瑪·伯格曼的御用演員、《犧牲》的主演。我們知道瑞典皇家劇院與伯格曼密不可分的關係，實際上，《犧牲》主要用了伯格曼的班底，尤其是他的御用攝像師凱文·尼克維斯特。在島上的時候，塔可夫斯基就輪流住在尼克維斯特和約瑟夫森家裡。伯格曼的親密戰友、御用女主角麗芙·烏曼也參加過這部影片的試鏡。但耐人尋味的是，這兩位電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竟然從沒見過面。當時伯格曼並沒有“忙”，他所居住的法羅島就緊挨著哥特蘭島；而在斯德哥爾摩的時候他們甚至曾經在同一座樓裡——就是不見面。但他們無疑是非常認可彼此的，在這裡很有必要將伯格曼的那段評價重新翻譯一下：
第一次看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就給我留下了奇蹟般的印象。我意想不到地來到了自己一直想進入，卻久久沒有找到鑰匙的那扇門口，而塔可夫斯基卻已經自信、自如地待在裡面。我找到了一個可以將我一直想表達卻無法表達的內容呈現出來的人。這令人激動、鼓舞。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電影大師，他創造了新的、有機的電影語言，像一面鏡子、一場夢一般反映了生活。
電影，除去紀錄片的話，就是夢和幻想。所以我說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對他來說，夢境是顯明的，他什麼也不解釋——但順便插一句，對於他來說，有什麼可解釋的呢？他是一個先知，能夠用如此繁複，卻同時又如此輕柔的藝術風格將自己的夢境一一呈現出來，我一生都在叩響的那扇大門，他卻自然而然就已經在裡面了。而我卻只有兩三次機會進入而已。
伯格曼對塔可夫斯基的評價之於瑞典電影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我們無須放大《瑞典夏之夜》中的矛盾、隔閡、語言障礙，這是他們必然要經歷的一個過程，然後他們能做的就是跟著導演經歷各種“顛倒夢想”，至於他們是否認同導演，我想幾十年後還能排演這齣戲就已經是最好的說明。
塔可夫斯基：“最會做夢”的先知
總體來說，塔可夫斯基可能是世界導演中最會做夢的。不僅是說他的影像“如夢幻泡影”，而是在實際生活中他的夢也非常多，而且都像電影一般。當然，這些夢大多數是“夢魘”，最離奇的是，他的夢總是會“成真”，不是在電影裡就是在生活中。
拍《犧牲》的時候，塔可夫斯基已經知道自己罹患肺癌，次年就去世了。這一年，他做的夢非常多，《犧牲》中那些莫名的鬼魅氣息正是他自己的噩夢。這個故事帶有“末世論”色彩，表達的是在一個信仰崩壞的世界，培植信念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信念，道德、價值觀的坍塌會導致災禍的發生，主人公就預感到核災難的一幕。神奇的是，這部影片剛殺青，切爾諾貝利核洩漏就發生了。也是在拍攝《犧牲》的時候，攝製組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勘景，走到一條街道上，塔可夫斯基突然變得非常緊張，對約瑟夫森說這個地方不吉利，很快會有災禍發生。次年，即《犧牲》上映當年，瑞典首相帕爾梅就恰好在那個地點被刺客槍殺，至今沒有找到凶手。
這樣說起來似乎有點“怪力亂神”，但恰好印證了伯格曼關於塔可夫斯基“先知先覺”的判斷。《瑞典夏之夜》中，演員們抱怨他整夜等他需要的“晨曦微光”的到來。第一天因為他們到達哥特蘭島的時候都已經凌晨六點了，根本拍不到他需要的效果，於是演員們原地等待，又等了一整天到次日凌晨四點，這就是這齣戲劇的“故事背景”。實際上他等的不僅是光，他還等風到，等雲到。奇妙的是，需要的那些自然現象都被他等到了。在哥特蘭島上的重頭戲，亞歷山大火燒自己的宅子，他嫌風不夠大，燒得不精彩，於是又重新建起房子，這回就像孔明借東風一樣，燒了個透，成為電影史上經典的一個長鏡頭。
劇組（大約五十人）登島的時候，塔可夫斯基給大家開會。他說：“我們必須祕密地跟大自然簽約，得讓它幫助我們拍攝。”這聽起來非常“萬物有靈論”，但他就是這麼想的，甚至是這麼做的。為了營造孤寂的氣氛，他在島上摧花折柳，將好端端的稠李樹都給砍了。影片中演員的表演都帶點“鬼”氣，那都是他一點點“調教”的結果，因此電影的拍攝進度非常慢。影片中有一幕“公雞的夢”，就是他在島上做的夢直接轉換為影像。他事先向製片人（在《瑞典夏之夜》中她的“抓狂”是非常真實的，她差點給逼瘋了）描述了自己的夢：他夢見自己死了，穿著白衣服躺在沙發上。房間裡有很多人跪在那裡。他在鏡子裡看到了自己的母親，她穿著白衣服，如同天使一般。然後他說夢見了幾乎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場景：一個赤身裸體的小女孩在趕公雞。一切都真真兒地清晰，“好像電影裡那樣”。他還夢見腳下坐著一個女人，好像他的妻子，她轉臉，轉臉……卻並不是。
然後，他在一天之內，動員整個攝製組上陣充當演員，在黃昏與夜晚交替之際，用一個長鏡頭把這個夢境拍了出來。所有人臉上都是大寫的“服”。
當然我們首先應當將這些偶然與巧合歸結為塔可夫斯基作為偉大藝術家的敏銳洞察力。正是這種洞察力，對人類命運的責任感，深遠的洞見，讓瑞典藝術家們至今對他難以忘懷，《瑞典夏之夜》就是如明鏡一般的證據。很多傑出的藝術家都有這種“穿透力”，比如他最崇敬的達·芬奇。恰好今年是達·芬奇逝世五百週年，我們可以一起紀念，或許這也是“偶然與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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