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上海重回中國懷抱。但在抗戰勝利後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上海灘接連發生鑽石大王範回春被綁、五金大王唐寶昌被綁、廣東鉅商陳炳謙的兩個兒子被綁等一連串綁架大案。在人們的驚恐和詛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聞發生:麵粉棉紗大王榮德生又被綁架!
這起綁架案被稱為上海灘第一綁票大案,因為肉票名頭最大,勒索的贖金最巨,最後實際付出的錢款也最多。
榮德生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企業榮氏集團當家人,榮氏企業集團擁有工廠23家,其中麵粉廠14家,紗廠9家,分佈在上海、無錫、漢口、重慶、寶雞等全國各地,總資產超過億元。在20年代,榮氏企業的麵粉、棉紗產量就佔這兩行業全部民族企業產值的三分之一;抗戰勝利後短短一年,僅其下屬的申新二紗廠和五紗廠就分紅5次,紅利高達5000兩黃金,其中半數為榮家所得。
如此龐大的財富,令多少人眼紅,榮德生早已是綁票團伙的目標。作為上海商界的頭號領袖人物,71歲的榮德生深知世道險惡,對自身安全防範不可謂不嚴密,只要出門,必有武裝保鏢護衛,所坐的也是防彈汽車。然而再森嚴的防範,也抵不住處心積慮的綁票黑手。
策劃實施了這起綁票大案的是嵊縣幫。該幫駱文慶和袁崇杼這兩個年已50多歲的資深綁匪密談後敲定,把目標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榮德生。他們網羅了藍衣社特務、曾在榮家麵粉廠供職過的朱連生,在朱連生的指認下,駱、袁二人摸清了榮德生的面相和出入習慣,看到榮德生警衛嚴密,感到尋常手段難以得手,再找當過慣匪、漢奸的黃阿寶磋商綁架方案。
將肉票劫持,是綁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單身一人時塞進汽車就跑,也有機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車停到受害人身邊,綁匪下車走到受害人身後,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說:猜猜,我是誰?受害人當然說不知,然後綁匪捂著他的眼睛邊拽邊說:好久不見,走走,車上談車上談……就這樣把肉票塞進了汽車開走。還有的把車停到受害人身邊,綁匪一人打開車門向受害人熱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轉身走近車邊看,另一先下車的綁匪這時便站到受害人身後,受害人靠近車門,車內綁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一彎腰,在路邊人看來,這正是一個彎腰上車的動作,身後綁匪立即將其往車上推,車內綁匪順勢將其往車裡一拖,就大功告成……
顯然這些常規方法都對榮德生無效,駱文慶和袁崇杼找到黃阿寶商量。黃阿寶眼珠一轉,說:這還不容易?我們逮捕他嘛!也就是說,以警方逮捕的名義將榮德生弄上車。駱、袁茅塞頓開,連連稱高。
黃阿寶拉上他的侄子、黃錦堂入夥,此人常常花天酒地,巴不得有發財機會,立即一拍即合。黃錦堂搞來了軍統專用的柯爾託式手槍、陸軍第三方面軍的逮捕證和淞滬警備司令部的轎車這樣一系列道具。幾番謀劃分工,準備就緒。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號榮德生住宅,一輛黑色軍用雪佛萊轎車停在了榮宅門前,車前窗上貼著蓋有淞滬警備司令部印章的特別通行證。就在榮德生所乘坐車輛開出院門的時候,一個在院門前溜達的人向軍車一揮手,黑色軍車衝上前去,擋住去路。
駱文慶和袁崇杼及另一綁匪跳下車走到車門邊,拔出手槍,喝令司機下車。鐵甲車內一共6人,司機一名,保鏢兩人,還有榮德生的兒子榮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就是綁架目標榮德生。
兩名保鏢見狀立即迎向前去,來人拿槍一指,厲聲說:別亂動,我們是在辦公事!接著把一張蓋有陸軍第三方面軍大印的逮捕證遞到榮德生面前,並說到:榮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請你去一趟,請你下車,跟我們走。
車上人莫名其妙。榮一心問:到底什麼事?非要我父親到司令部?來人說:這就不清楚了,我們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說,快下車!
榮德生在吃驚意外中打量著來人。他熟悉軍警界情況,見他們所乘是有特別通行證的軍用轎車,使用的是柯爾託式手槍,出示的也是陸軍第三方面軍的深紅色逮捕證,覺得的確是來自軍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業規模這麼大,下屬工廠那麼多,牽涉面那麼廣,與軍警方面發生了什麼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釋一下。於是,榮德生就下了車。
榮一心覺得此事還是太蹊蹺,就一把拉住父親,說:那你們前面帶路,我跟著一起去。來人把逮捕證一晃,說:我們只要榮老先生一人,難道你想妨礙公務?
車上5人無可奈何,看著榮德生上了黑色軍用轎車,一溜煙開走。
榮一心、唐熊源回頭立即和陸軍第三方面軍聯繫,那邊回答是既沒看見榮老先生來,也沒派人去請過他。二人大吃一驚,再火速派人去淞滬警備司令部打聽,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
榮一心、唐熊源瞬間明白過來，原來老爺子就這麼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兒子、女婿和保鏢的跟前,被大模大樣的綁匪堂而皇之地綁架走了!
綁架案在上海屢見不鮮。榮家在喪魂落魄之中,第一個決定就是拿錢贖人。
但是,經過榮德生被“逮捕”後榮家兩次到軍警方面問訊,消息立即流傳開。連企業界頭號鉅子都逃不了綁匪的魔爪,社會上輿情沸騰,人們紛紛議論:如此膽大包天,必有軍警界參與。
因為綁匪作案時使用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汽車和證件,淞滬警備司令部無法擺脫干係。為了洗刷清白,上海軍警方面在案發後出動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圖早日破案。但榮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榮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還千方百計避開軍警方面。此案變成了綁匪、榮家和軍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複雜。
載著榮德生的汽車開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開去,在街上繞了幾圈後,開到了閘北郊外一條長滿蘆葦的小河邊。
榮德生這時終於明白,自己被綁架了,成了綁匪的刀俎之肉,商界一呼百應的社會威望在此時一無是處,只能任由擺佈,聽天由命了。
綁匪告訴他,這樣做只是為了錢,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會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裡展開大搜捕之時,榮德生被帶上一條小船,在飄滿垃圾的骯髒河道里蕩悠了好幾天。隨著警方的搜捕範圍向郊區擴大,駱文慶等人又把榮德生送進城,關在曹家渡五角場老公益裡100號的一間很隱蔽的小屋裡。
這裡四面無窗,不許點燈,一片漆黑,另有一老頭日夜守護。關在這間小黑屋的一個月裡,綁匪的財神爺榮德生被禁止大聲說話,咳嗽都不允許,有痰只能往肚裡咽。
4月30日,綁架案發生後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榮家終於接到了綁匪的電話,勒索的金額前所未聞:高達200萬美元!榮家立即表示,願意拿錢贖人,但金額實在太大,一下沒法湊齊這麼多現金,希望商量。綁匪再來電話,指定了談判地點,榮家趕到接頭地點,卻不見人影。一連兩次,都是這樣。
原來,警方為早日破案,監聽了肯定會和綁匪聯繫的榮家的電話。綁匪和榮家一商定接頭地點,警方立即派大批便衣到場。經驗豐富的嵊縣幫發現勢頭略有不對,就不現身,決定以信件聯繫。
落在綁匪手裡的榮德生也在和綁匪談判。綁匪提出贖金為200萬美元,榮德生當即說,我的攤子看起來很大,但都是固定投資,沒有這麼多現金,如此之巨的錢款只能從下屬企業提取,而下屬企業都有專人負責,並非由我支配,抽走這麼多錢,工廠無法運轉,因此這個條件無法辦到。綁匪火冒三丈,說難道你不想活了?榮德生唱起了高調,說我活著是為民眾服務的,如果因為我的老命而影響員工生活,那還不如不活了,說著就要來紙筆寫遺書,把各項事務都做了交代。
沒想到肉票視死如歸,綁匪這下傻了眼,可不能處心積慮忙乎半天,最後一個死人爛在手上,失去忌憚的警方必痛下殺手。於是駱文慶等換了面目,勸起他來,說事情不至於此,200萬美元太多了是吧?那就100萬吧!綁匪們擬好榮德生給家人的信,叫他照抄。
這封由嵊縣幫擬好、榮德生要求改動而被拒絕只好照抄的信是這樣的:此間長官頗為震怒,餘求之再三,乃允捐資美金100萬元……信中對哪個廠出多少錢都一一做了交代,語氣求生心切,希望及早籌足。
綁匪將信放在亞爾培路詳生飯店一樓盥洗室的水箱頂上,然後打電話給榮氏集團下屬的一個廠長告知。榮家接信後趕緊籌集資金,準備下一次聯繫。
不料3天后,榮德生的兒子榮毅仁再次收到兩封信,一封為榮德生手跡,說贖款已降至50萬美元,自己認為這個數還可以籌集,不要再存其他幻想,否則餘之老年不保,汝等亦恐遭不堪設想之惡果。另一封出自綁匪之手,大肆恐嚇:……令尊已淪入極為危險之境矣……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義……限文到兩日內切實籌妥,以清手續,否則除將令尊處以死刑之外,閣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謂言不預也!
榮家哪敢怠慢,立即籌足50萬美元,只等交錢贖人。
榮案發生近一個月,警方的偵破毫無進展,社會輿論壓力越來越大,在此情況下,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及蘭和緝查處長程一鳴被迫辭職。此後,上海軍警界精兵強將全被動員,大隊人馬日夜盤查。
這卻苦了只求榮德生平安的榮家。榮家千方百計擺脫警方的監聽和跟蹤,終於和綁匪接上頭,約定5月15日在蒲石路交款贖人。
這一消息卻被警方偵知,派出大批便衣和警察潛伏在接頭地點。這一接頭地點正是京滬警備司令湯恩伯的公館隔壁,湯公館衛兵發現周圍忽然潛伏了這麼多便衣和警察,不敢掉以輕心,就報告了湯恩伯。湯恩伯不知要出什麼事情,立即調來大隊人馬加強保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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