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關珺冉 編輯|漆菲

踏上日本國土的那一刻，“鬼子演員”高島真一覺得一切都變慢了。

他的老家良鄉位於日本北陸地區石川縣，一個靠近日本海的地方。抵達當日，他在寫著“歡迎來北陸”的觀光標語前駐足了幾秒，接著從新幹線換上慢車，電動門變成了手動門。出站後，他先搭乘一段出租車，再步行一小段路，終於見到了闊別30年的老宅。

49歲的高島此前在中國演藝圈“混”了16年，累計參演了26部電影、54部電視劇。他常常自詡為“50億票房”演員——這是因為電影《流浪地球》票房47億、《廚子戲子痞子》票房近3億，即便他在其中的戲份屈指可數。但隨著這兩年中國影視圈進入資本寒冬，以及因影星范冰冰而起的“稅務地震”，他的戲路走到了盡頭。

今年5月1日，高島在微博撰寫了《惜別》一文，對外公佈了決定中止演員工作，回日本生活的消息。離開前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是為之前參演的管虎導演的新作《八佰》配音。殊不知，“息影”前的最後一部作品，近來卻因為技術原因“爽約”上海國際電影節。

每年在橫店產出的影視劇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作品與抗日戰爭題材相關。雖然其中一些神劇因為細節誇張頻被吐槽，但在不少影視節目接連被叫停的日子裡，抗日劇依舊得以霸屏。這其中，總有幾張熟悉的日本面孔。

這些人不敢奢望像木村拓哉那樣在《2046》裡與影帝梁朝偉對戲，也難以得到小松拓也在商業大片《東京攻略》中獲得的演出機會，更不會遇到高倉健在《千里走單騎》中那種感人至深的本土化角色。他們反覆詮釋的角色只有一個——抗日劇中的日本軍官。

高島真一不是第一個從中國離開的日本演員。他們中的一些人已在中國演藝圈“摸爬滾打”十餘年，從沒有臺詞的群演到名字位於演員表中的顯著位置。回到日本之後的生活意味著一個全新開始，也會有著諸多的“水土不服”與無可奈何。

從風俗區生意人到上戲留學生

5月27日登機前，高島發了一張自拍，留下“後會無期”四個字，便踏上了回鄉的征程。四個黑色書包，是他帶回去的全部行囊。

回家幾日，高島慢慢適應了這裡的慢節奏——他跑去朋友開的點心店吃刨冰，到郵局銀行辦理各種手續，逛超市買零食，但更多時間是留在老宅收拾庭園。

晌午的陽光炙熱，他身著橘色的揹帶除草服，腳上蹬著一雙綠色膠底鞋，在院子裡架起手機錄像。他刮掉了之前留的絡腮鬍，紅白條紋的背心遮不住被晒紅的粗壯雙臂。勞作一會兒之後他便滿頭大汗，於是擰開一瓶夏日涼茶，咕嘟咕嘟喝了起來。旁邊的空地上，堆滿了這幾日清理的木頭樹杈，等待新一輪就地焚燒。

離開老家時，高島才19歲。他跑去東京尋找營生機會，並激發出了一段“演員夢”。

當時他找到當地一家小劇團打工。在日本的小劇團，演員習慣稱自己為“役者”，意為舞臺上演一個角色，舞臺下做一個普通人。排練以外的時間，大部分演員只能靠打零工餬口。雖然興趣滿滿，但高島沒能堅持下來。為了生計，他跑去東京知名風俗區討­了份工作。

不久的功夫，高島便將幾條街的“生意”打理得妥妥當當。當時的老闆對中國很感興趣，就問他說：“你想去中國嗎？我可以每月出3萬元人民幣供你在中國學習，將來幫我打理中國的生意。”

高島同意了，2003年飛去了上海。33歲的他邁入人生中的第一所大學——上海戲劇學院。學習漢語的日子讓他難忘，每天吃食堂、睡寢室，還談了箇中國女朋友。平日裡，他有機會蹭看上戲小劇場的話劇，“當時一下想起在東京小劇團學表演的日子”。不到一年，日本老闆放棄了在華做生意的想法，切斷了對他的資助。高島卻決定留下來——曾經的演員夢又燃起來了。

類似的經歷也在矢野浩二身上上演。作為“天天兄弟”而在中國為人熟知的浩二，在決定當演員之前，曾在大阪的一家酒吧打工。

在大阪鄉下長大的浩二，一家六口擠在十幾平米的房子裡。18歲高中畢業後，他做過郵遞員、送奶工，20歲來到一家酒館做酒保。某天，一位經常光顧的客人誇他帥氣：“你在這種地方能做什麼？去東京當演員吧！”這句話讓小酒保的心蠢蠢欲動。

作出決定後，浩二的鬥志被史無前例地點燃了。到了東京，他先在新幹線的車內找了份工作，一邊打工一邊尋求當演員的機會。後來，他換來為著名演員森田健當私人助理的機會，一干就是8年。

當時的日本適逢泡沫經濟，整個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狀態，大量影視製作公司紛紛撤資。1996年，日本人的觀影量跌至歷史最低——全年不到1.2億人次。

與日本蕭條的境況相比，2000年初期的中國影視業剛剛開啟市場化改革。一窩蜂湧入的資本和相對寬鬆的行業監管佈局，讓中國影視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這也給很多日本演員帶來了機會。

浩二在中國拍攝的第一部戲並不是抗日劇，而是一部青春偶像劇。2000年4月，他被選中在中日合拍的電視劇《永恆戀人》中飾演一名日本留學生，這是他第一次擔任男主角，並與陳建斌、吳越對戲。在中國3個月的拍攝經歷，讓他作出了來華髮展的決定。回望當初，這個決定被他稱作是“懸崖邊的再起計劃”。

井噴的抗日劇帶來契機

有業內人士在2012年做過一個統計，橫店影視城演員公會全年使用群眾演員共計30萬，其中六成以上演過“鬼子”；全年接待的150個劇組中有48個涉及抗日題材，平均每天有300個“鬼子”被“打死”，因而被網友調侃為“橫店抗日根據地”。

隨著大眾文化的興起，抗日劇的劇情也起了變化，朝著愈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原本完美無缺的抗日英雄，變成貼近生活的有著“缺點”的平民。這無疑讓抗日劇更加富有戲劇性，從而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輕觀眾。但不少劇目也出現過度娛樂化的趨勢，所謂的抗戰神劇應運而生，並頻頻遭到吐槽——“褲襠藏雷”“子彈拐彎”“石頭砸飛機”等橋段實在過於雷人。

井噴的抗日劇給渴望來華髮展的日本演員帶來了機遇，而出演“鬼子”，也是他們摸索出來的一條戲路。

山田晃三是1991年來中國留學的，他當時迷上了中國崑曲。“那時候來華的日本人都是單純喜歡中國文化，而不是為了討生活。”他如此形容。他每週三次騎自行車到故宮附近的北海公園跟老師學習崑曲，晚上再回學校練習，並出演過孟京輝的兒童劇。

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上曾播放的抗日劇是《燕子李三》：“那時候日本人還沒有機會出演中國電視劇，更不用說演日本軍官了。2000年之後，抗日題材的影視劇開始從單純描繪無惡不作的皇軍形象，轉向有意識地刻畫日本人的內心糾葛。”山田在北京的大學教授了十多年的日語，平時也會在一些抗日題材的影視劇中“跑龍套”，《京華煙雲》《走向共和》《金陵十三釵》等影視劇中都有他的身影。

對於不少日本人斥責自己在中國扮演“鬼子”是“非國民”的賣國行為，山田不以為然。他說，演員在成名後當然可以挑選劇本，但成名前必須服從導演的指示，參演抗戰片不是叛國，而是敬業的表現。

“可以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要拍抗日劇，因為很多劇確實講的是歷史，目的也是要強調民族團結。”他說，但過於娛樂、科幻、懸疑的內容並不是真的歷史。“例如日本軍官在家中穿和服，日本軍官夫人穿得像妓女，家門口掛著居酒屋門簾，這些看起來太違和了。”

決定留在中國之後，高島便一頭扎進影視城，與喊著“我要成名”的中國無數演員一起遞簡歷、進劇組、吃盒飯。

2004年冬，他獲得了第一次演出機會，在電影《我的母親趙一曼》中飾演一名日本警察。這也是他留在中國銀幕上的第一組影像。這部劇中，高島只需說日語臺詞，服裝道具也是自己準備的。他戴著一副黑色墨鏡，囂張地對一位穿旗袍的女人說：“小包裡有什麼東西？”在導演的要求下，他還打了那個女人一巴掌。

拍攝《廚子戲子痞子》時，高島結識了同鄉大冢匡將，兩人一見如故。後來，在看到高島說要回國的微博文章時，大冢立刻從日本打來電話詢問。“我放心了，哥哥沒有放棄做演員。”大冢在電話中說，“現在回老家思考一下人生也是很好的，有時候（人生）需要休息一下，再重新開始。”

與高島有戲就接的風格不同，大冢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很牴觸扮演“鬼子”。他一度拒絕了所有抗戰劇，並不斷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反覆去演同一個角色？中國年輕人會喜歡這類劇嗎？”

但當他看到《永不磨滅的番號》的劇本時，還是被打動了。跟以往的抗日劇不同，這部劇中的故事被用詼諧、幽默甚至荒誕劇，輔以正劇的手法講述出來。2010年播出後，該劇得到了空前的好反響。北京地鐵一號線上，大冢頭一次被女粉絲認了出來。合影後，大冢好奇地問：“你們年輕人也愛看抗日劇嗎？”“戲好的話，大家都愛看。”女生說。自那以後，只要劇本好，即使是扮演日本軍官，他也願意嘗試。

在片場學習表演的日本人

高島從未在科班學習過表演。2000年初，伴隨著《還珠格格》風靡亞洲，還有 “96級”明星班現象的推動，一批批科班出身的中國年輕演員前仆後繼進入劇組，作為外國人想要成名似乎更難了。

正因此，他從不挑劇本，珍惜每一次機會，“我都是在片場學習表演”。

在登頂中國國產電影票房之巔的《流浪地球》中，高島不再演“鬼子”了。他扮演了一名日本救援員，地球生死存亡之際，在絕望中自殺。到了現場他被告知，自己只有0.02頁的分鏡頭，沒有臺詞。導演郭帆問他：“這種情況下，日本人一般會說什麼？”他想了想說：“好想吃碗白米飯，要是有媽媽做的味噌湯就更好了。”導演覺得有意思，決定加上這句話。

影片上映後，高島跑去電影院，看到了自己不到五秒的背影。臺詞保留了，只是刪掉了“媽媽做的”幾個字。“沒想到，很多觀眾說，被這句臺詞打動了。”高島說。

高島和管虎合作過八九次，第一次是電影《鬥牛》。2007年拍攝這部電影時，高島有機會與當時還沒出名的黃渤對戲。2009年，黃渤憑藉《鬥牛》拿下第46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之後平步青雲。

《廚子戲子痞子》是高島極為看重的一部電影。這是一部另類、戲謔而荒誕的喜劇片，講述了日本731部隊投放的細菌發生變異，劉燁、張涵予和黃渤飾演的小人物對日本軍官進行輪番“審問”，卻陰差陽錯捲入一場陰謀的故事。

在導演管虎的力推下，高島飾演了那個被輪番“審問”的731部隊陸軍中尉菅井真一。這部戲他拍得很辛苦，每天都要吊幾小時高空威亞。從第16場戲開始，他就再沒穿過完整的衣服，身上只剩下一塊兒兜襠布。“我就像日本馬路上的變態狂，身體一會兒被塗成紅色，一會兒又變成了藍色。”

2013年3月電影上映時，高島沒被邀請參加首映。這讓他覺得有點委屈。“也許因為那時中日關係不太好吧。”他自我安慰說。他一向在意網友對自己表演的評價，趕緊跑去刷微博，卻連一個負面評價都沒找到，滿屏都是對黃渤和張魯一的好評。直到看到有人在評論裡提到“小紅人”，他才知道有觀眾注意到了自己，從而心滿意足了。

讓高島感到真的“火了”的戲，是2014年的諜戰劇《紅色》。這一次他的戲份很重，除了要與主演對戲，還有著完整的人物線索。在飾演完日本軍官木內影佐後，他的知名度飆升，微博下每天都有2000多條評論。他還去北京參加了影迷見面會。但這部劇並未給高島帶來更多的演出機會，彼時的中國影視圈，逐步被題材多元的網劇佔領了。

看盡中國演藝圈百態

在中國演藝圈混久了，除了有機會見到大場面和大人物，更能瞭解到圈子裡的“潛規則”。

高島曾在《廚子戲子痞子》裡同時與三位影帝飆戲。“黃渤每次會帶我進入角色。張涵予看我被綁起來一直髮抖，就給我點菸遞到嘴邊，說抽一根吧。”

他更視導演管虎為恩人。最後一次見管虎，是在跟日本演員的一次聚會上。管虎當時帶了好酒，和大家一起吃火鍋。“你回日本幹什麼？你不要回日本，必須堅持、堅持……”面對恩人的話，高島嘴上應答“好，好”，心裡卻說：“對不起導演，我堅持不了了，真的堅持不下來了。”

酒過三巡，管虎醉了，坐在椅子上垂著頭嘟囔：“給高島一百萬，給高島一百萬。”管虎還答應說，有適合的角色就讓他回中國拍戲。

同樣參演了《廚子戲子痞子》的大冢匡將之所以在中國待了十年，緣於與偶像成龍大哥的一次“約定”。2006年他在中央戲劇學院進修班學習的時候，得到給成龍做翻譯的機會。大冢坦言，“我很喜歡你的電影。雖然來北京學漢語，但打算之後去香港發展。”成龍卻建議說：“不要去香港，香港的電影市場越來越不好了。連我都來北京了。”大冢於是向偶像保證，自己會在北京努力十年。

有機會與中國的大腕飆戲之外，在華的日本演員們驚訝於這些人的高收入。高島拍攝《紅色》共三個月，獲得12萬元人民幣的片酬，對他而言這是一筆“鉅款”。大多數影視劇中，他的戲只需兩三天就能拍完。每天片酬3000到5000元，一般兩三個月能接到一部戲。

而中國影視明星的收入，是遠遠高於日本同行的。日本因經濟不景氣，演員與行業達成共識，大家會自降片酬，即使像木村拓哉這樣的國際巨星也自行降價。日本媒體2018年公佈的一線男女藝人單集片酬，男藝人約20萬元人民幣，女藝人只有5萬到12萬元人民幣。而同等“咖位”的中國演員至少是他們的17倍之多。

在片場，高島見過不少誇張的事。某個明星在休息時，指著不遠處的小區說：“那邊的房子可以買下來投資”。他還看到一個40多歲的男藝人讓女助理幫他穿襪子，自己則用微信聊天。

名氣對中國演員來說實在太重要了，這代表著片酬標準、角色機會及圈中地位。這讓那些長期在華的日本演員也入鄉隨俗。約訪時，矢野浩二不斷詢問：“這一次是專訪嗎？其他採訪對象有名嗎？”當聽到另外幾人的名字時，他表示並不認識，“那就採訪短一點吧”。他也常常在微博中向中國粉絲“抱怨”：“日本觀眾都不認識我。拿他們沒辦法！”

在華日本演員的圈子不大，因此他們不願多評價同行。但總的經驗是，北京要比上海好混。很多導演會先在北京挑選演員，輪到居住在上海的高島時，已經沒有特別好的角色了。

即便有了幾部代表作，高島在片場的待遇還是和群演差不多：排隊等打飯、等待接泊車、沒戲拍的時候被晾上一整天。加上酒量不好，他也很少參與劇組聚餐，因此喪失了與演員前輩乃至副導演群體社交的機會。

“在北京，很多沒代表作的日本演員都比我的片酬高，我真的很難過。”在微博長文《惜別》中，高島訴說了在華16年的經歷，提到自己沒有努力和製片人、導演搞好關係，也抱怨了演藝圈諸多不公平之處。但對此，高島有著自己的堅持：“這樣的劇組是垃圾，不要靠近才是正確的。”

“因為范冰冰的事，我沒戲可拍了”

閒著的時候，高島一門心思都在微博上，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日三餐和自拍。

如今，他的微博粉絲達到了17萬，雖然遠不及矢野浩二的340萬。

但浩二為中國觀眾所熟知，並不是以日本演員的身份，而是作為湖南衛視綜藝節目《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每次錄節目時，浩二都站在“天天兄弟”主持天團的最右側。他在節目中喜歡講冷笑話，卻由於表達遲緩屢被“嘲笑”，但也因此讓大家記住了他。日本嘉賓來參加節目，浩二會臨時充當翻譯，這樣能多說幾句串詞。

有一陣子，關於浩二的各類花邊新聞增多，而這大部分是基於他的日本人身份。“《天天向上》劉斌怒罵矢野浩二事件”“矢野浩二娶中國妻子，女兒也入中國籍”“矢野浩二接受年度日本外務大臣表彰”等，這些新聞給他帶來更大知名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非議。

網上有關於浩二的各種流言，有傳言說他在某年元旦回日本探親時遭到日本右翼毒打，還有人說他被右翼分子下毒等等。對此矢野浩二立刻說：“這都是假的！不知道從哪兒傳出來的消息。”他之前在接受採訪時也說過，自己除了在電視劇裡死過，生活中並沒捱過打。

2015年8月，浩二榮獲由日本外務大臣頒發的外務大臣表彰，他在發表感言時說：“我心想這15年拼盡全力到現在，終於能得到日本國民的一些理解和認同了。當然，不理解我、對我惡語相向、說我是日本叛國賊的人依然存在著。不過我還是堅持我的態度，不會去理會這些愚笨的人。歷史和時間會證明，我的態度和我的做法一定是正確的。”

除了當演員，日本藝人來華的身份也變得更多元化。浩二抵京的第二年，來自日本兵庫縣的宮下匠規也步其後塵，成為“北漂”中的一員。23歲的他，開闢了日本人來中國選秀的道路。熱愛街舞的他當時留著披肩長髮，戴著街舞潮帽，穿著T恤開衫和嘻哈褲，手腕上綁著一串佛珠。

回憶起在中國獲得的成績時，宮下如數家珍：2004年參加“外國人中華才藝大賽”奪冠；2007年東方衛視我型我秀獲全國百強、MTV炫舞門街舞大賽全國十強；2008年中央電視臺星光大道周冠軍；2009年組織了首箇中日HIPHOP團體“龍者”，2012年發行其第一張EP唱片。他最常跟日本朋友提到的，是當年在濟南體育場給3萬名觀眾表演時的盛況。

已經回國7年，宮下仍懷念在北京時“自由自在”的日子：組樂隊、做唱片、跳街舞、拍MV、參加比賽、上電視。“那是一段失敗了也不害怕的日子。”他操著濃郁的北京腔說。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中日關係的急轉直下給在華的日本演員們帶來了直接打擊。2011年，因為釣魚島爭端，浩二丟了工作，也因為一些特殊原因，離開了《天天向上》。2012年北京爆發反日遊行後，宮下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土豆網的節目停播了，原本談好的中日交流翻譯工作也沒了。為了生存，他只好在工作室教人跳舞。而由於沒有正式工作，即將到期的簽證也面臨問題，歸國成為唯一出路。

雖然在上海接不到更多演出機會，高島卻堅持在此生活，因為喜歡。2001年他第一次來上海旅遊時，風俗區的收入足以讓他入住外灘600元一晚的和平飯店。但如今，他卻付不起5000元的房租，只好從市中心搬到郊區。而到了2018年，本就嚴苛的外國人在華簽證更不那麼容易拿到了。

“因為范冰冰事件，連中國演員都受到影響，我更是沒戲可拍了。”高島嘆氣道。這兩年中國影視圈進入了資本寒冬，橫店的生意也慘淡了許多。往年常常是四五十個劇組同時駐紮橫店影視城，如今卻不足十個。行業處在風口浪尖，很多影視公司在處理稅務問題、演員片酬問題、合同問題上變得更加謹慎。

高島說，今年以來，連“鬼子”的角色也很難接到了。“大環境不景氣，一些中國演員的要價也降了，不少日本軍官的角色重新考慮找他們。”

回國後遭遇“水土不服”

高島回到日本時已是令和時代，日本熒屏上活躍的男星早就變成山田涼介、山崎賢人、管田將暉等一眾“90後”新人了。

有朋友幫高島牽線，為王寶強主演、即將於日本開拍的新電影《唐人街探案3》做翻譯，但被他婉拒，“因為太不穩定”。他的終極理想，是讓日本演藝圈可以像接受好萊塢歸來的演員一樣，接受從中國回去的演員。

熬了十年，大冢在2015年離開北京，回國後娶了個日本姑娘。如今，他簽約了本地一家經紀公司，老闆十分尊重和認可他在中國的發展經驗。“但我已經40多歲了，在日本有很多比我帥、比我年輕的演員，我的機會更少了。”

為了維持生計，大冢撿起大學的建築專業，學習庭園植被的維護工作。“雖然我對此不感興趣，但如果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演戲也可以養活家庭。”他給自己的演藝生涯設了年限——闖蕩到50歲。

作為“中國最知名的日本人”，矢野浩二反覆強調：自己不完全是回國發展，只是多了一個發展空間。在中國活躍數十年後，他從2016年起同步在日本演藝圈發展，簽約了擁有米倉涼子、上戶彩等知名影星的經紀公司OSCAR，開啟了在本國的演藝之路。但在公司的宣傳走廊上，他的照片被貼在角落裡。

“在日本，我還是新人，沒那麼有名氣。”他直言，在日本，新人意味著沒有話語權。“在中國拍戲時，我可以得到很多尊重，心情也很舒暢。回國發展的三年中，我作為晚輩，不能向前輩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們會生氣的。”

只不過，他終於不用再演日本軍官了，相反，開始在日本影視劇中扮演“中國人”。在北川景子主演的新劇《賣房子的女人》中，矢野浩二出演一位有錢的中國買房客。在一場衝突戲中，他給自己加了一句臺詞：“你們不要說日語，我聽不懂！”

在日本，如今預算相對便宜的娛樂節目收視率也不比電視劇差。懂中文的浩二撿起老本行，在NHK的節目《華語視界》和《吃美食交朋友》中擔任主持人。有一次，浩二在東京川口市的中華街尋找中國美食時，那兒的中國人立刻認出了他。2018年《天天向上》錄製十週年特輯，浩二回到長沙，和過去的兄弟們共同出現在舞臺上，並跳起了招牌的鴕鳥舞，引發不少觀眾淚目。

日本更換年號的十連休假期之間，浩二切換於中日兩國拍戲，而這並不容易。中國講求速度，日本拍攝一集劇集一般要花費一週，而中國三天左右就完成了，速度快了一倍以上。怎樣跟上速度、調整日程，都需要有良好的心態。

在中國習慣了靈活多變的思維方式，回國後，一些人始終難以適應保守的日本社會。

宮下在中國是北京衛視和央視的常駐嘉賓，回國後順利入職一家本地電視臺，擔任出鏡記者。雖然收入穩定，但他只堅持了2年。他直言，自己已經無法適應日本的職場。“為什麼前輩說什麼都是對的？為什麼不能自由說出自己的意見？”

“日本演藝圈一點也不國際化。演員歌手那麼多，但發展好的外國人沒幾個。”宮下說，自己空閒時會去東京的一家酒吧做駐唱，但對演藝圈已經沒了興趣。“在日本，失敗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會遭到周圍人的質疑，認為你拖了大家的後腿。”他想了想說，“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選擇留在中國。”

現在他經營著一家翻譯公司，去年接到過來自日本外務省的訂單，為去日本東北災區採訪的中國記者團做翻譯。休息時，他給來自中國的友人們唱起自己十年前的中文單曲《大愛》，一字不落背下了整段Rap。

這兩年來，隨著中日關係回暖，演藝圈互動頻繁，很多有名的日本演員及導演爭相來中國發展。去年《妖貓傳》在中日兩國上映，染谷將太和阿部寬等一線演員都出現在海報的中心位置。木村拓哉、山下智久、山崎賢人、齋藤工等知名影星也扎堆在中國開微博、做訪談。

宮下從中看到了商機，打算近期跟中國朋友聊聊開辦演藝公司的事情。再來北京時，宮下已是生意人，再無心追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