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得益於“特需經濟”，使得本來滿目瘡痍的日本迅速發展起來，並在此後的十八年間裡保持著10%以上的經濟增長，而這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日本第一次走出經濟拮据的陰霾，沒有一個日本人會懷疑，自己的國家會永遠這樣繁榮下去——一邊是勤勞的日本人，一邊是可靠富有的美國盟友，還有東大跟早稻田的學閥精英們執政。
繁榮有什麼理由會中斷呢？
及至七十年代，在經濟奇蹟下的日本人一邊邁步著向“一億中產階級”的目標而去，一邊也開始將目光投到了歐洲的福利制度建設之上。
1973年田中角榮正式推動了社會福利體系的擴張，日本人將這一年稱之為“福祉元年”——這意味從此有著“七十歲以上老人免費醫療”“物價掛鉤的年金制度”等諸多保障的日本人，安度晚年將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但事實上日本在此時擴張養老福利，本身都是因為一個問題所引起。
日本因為特需經濟帶來的大量訂單，使得製造業得以復甦，並在十八年時間裡經濟快速增長，這意味著日本需要大量合格的現代工人——簡單的讀書寫字只能滿足低端製造業的需求，而在高新技術產業上則一樣需要密集的廉價工程師們來完成作業，提升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這也就意味著，日本需要將人口紅利進一步升級成工程師紅利，如此需求導致日本政府在六十年代大幅推進了“填鴨式教育”——這種應試教育能如同流水線一般，快速的鍛造出社會所需要的高等教育人才。
再加上東北亞儒家文化圈裡向來有重視教育的傳統，由此日本本土的“望子成龍”與歐美泊來的“精英教育”相結合，土洋相加便成為了日本當年“填鴨教學”的助推劑。
父母寄託的階層升遷希望、金榜題名躍龍門的誘惑、行差踏錯就淪為下流的激烈競爭，使得當年的日本學生無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每週上六天課程、作業如海、考試如山。
而這也是東北亞“應試教育”模式的濫觴。
但當年的日本福利體制尚未完善，在“每天晚上睡五個小時就下榜，睡四個小時就金榜題名”的“五下四上”教育競爭裡，日本父母也承擔著巨大的選擇壓力跟教育費用。
精神、經濟的雙重負擔的加大，直接導致了生育意願的降低。
根據Wind統計，日本隨著戰後嬰兒潮在六十年代末到達高峰之後，生育率就開始急轉直下，從1968年的20%生育率，在十年後的1978年就下降為15%，而等到了2016年，日本生育率更降低到了9%以下，五十年時間生育率直接腰斬。
正是有鑑於國家老齡化問題的加劇，從田中角榮開始，到中曾根結束，日本花了十年的時間完善了從“搖籃到墳墓”的一體化福利建設，其旨在通過激勵式的福利制度，來逆轉日本老齡化的問題。
而為了直接給育齡男女減輕後顧之憂，日本政府在從1973年開始建設養老福利之時，同樣開始開始推進“寬鬆教育”，試圖讓子女的人均教育成本降低，以促進年輕父母們“多生多育”。
但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東亞“望子成龍”的本土思想結合了“精英教育主義”執行模式，日本人已經在其中難以自拔，唯恐落於人後。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人可，我兒亦可！
1976年日本文部省受社會輿論壓力，開始對填鴨式的“地獄教育”進行大幅度改革，在《教育課程基準》之中，文部省正式確立日本教育進入了“寬鬆時代”——要求公立教育只提供核心教學內容，避免無意義的延伸，力求減少學生負擔，但同時能過上充實又自由的生活。
而為了落實“寬鬆教育”，日本不僅修改了在校上課的時間，從原本的每週六天課程減少為了五天，總體課時也從5821小時削減到了5785小時。還為了避免升學競爭，又將志願報考的制度刪除，改為劃片入學，而在2002年施行的《學習指導綱要》之中，相較於寬鬆時代之前，整體教學內容更被縮減了30%。
但寬鬆教育既沒有為學生帶來自由，也沒有減少年輕父母的壓力，更沒有能夠提振日本生育率，事實上一切發展的方向都截然相反。
日本號稱擁有“一億中產”，而中產階級是所有階層裡最渴望突破天花板進行階層上升的人群，並且由於缺少資產積累，這個階層同樣也是最沒有安全感，最容易向底層滑落的階層，這就導致了全球所有的中產階級都熱衷於投資教育，希冀孩子成年之後，至少能保住現有的生活。
日本中產階級作為內中最為保守的一大族群，自然也不會例外。
然而“寬鬆時代”的到來卻意味著，日本政府不再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上的支持，而只是在底線上維持一種“最基本的通識教育”。這帶來的後果，必然是極大的增加了中產階級以及底層渴望進行階層躍遷的日本家庭在教育上的負擔。
而事實也是如此。
隨著“寬鬆時代”的確定，因為日本文部省無法干涉私立學校甚至補習班的運作，只能規定禁止對公立學校進行志願報考，帶來的後果就是公立學校的生源跟教學質量齊齊下降，這就導致了大量無法進入昂貴私立學校的日本普通家庭的學生，只能將大量的時間荒廢在公立學校裡，想要提高學習質量只能謀求放學後的課外補習。
根據統計從1976年日本開始實行寬鬆教育開始，日本課外輔導機構裡的中學生佔到了該級生源的38%，到了1995年則躍升至59.5%。
但私立學校的學生也有夜間課外補習的同時，卻還擁有著嚴謹充實的在校課程，這一增一減，直接就導致兩者差距的無限擴大。
而寬鬆時代下帶來的學習自由，同樣也體現了中產、貧困家庭與精英家庭的差距，除了本身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從事教育行業的父母以外，大部分普通日本人並沒有為孩子提供課程選擇的能力，這不僅使得一般日本家庭在輔導機構的巧舌如簧下去購買更多的課程，造成更大開支以外。帶來的更顯著後果就是日本學生的學力大幅下降。
日本國內的一項調查之中顯示，有45%的小學生弄不清楚“平均”之意。而在日本公立高校的大學生群體裡，更有55%無法全部答對小學數學問題——還是寬鬆時代下的小學數學。
在日本想要進入好的私立學校需要考試，想要進入心儀的大學需要考試，但其實進入好的課外輔導機構，比如在寬鬆時代崛起的“四大私塾”同樣也要考試——哪怕學生進入了很好的私立中、小學校，如果沒能考入好的私塾，同樣也會很難進入心儀的大學。
而日本教育產業早已進入細分時代，各大私塾還將旗下的課外輔導班，根據目的性不同，再分為了學習塾跟進學塾。
前者相當於平常下課後的補習提高班，而後者則更類似於針對某所私立中學或者大學的突擊考試強化班。
一種教育，兩道收費，肥了公私，瘦了父母。
所以日本家庭教育上的支出在“寬鬆時代”到來之後，不僅沒有出現日本政府預想的減少，相反一路攀升。而與此同時，日本的大學錄取率卻因為社會平均教育質量的下降，一路走低，兩者的高峰與低谷在1995達到了一個重合。
可以說，寬鬆時代下的日本既沒有減少教育的公共支出，卻徒使課外輔導的教育產業在日本父母的血汗之上崛起，而帶來的結果就是，因為單孩教育成本的劇增，經濟壓力已經使得育齡夫妻喘不過氣來，再加上在校時間的縮短，以及日本的加班文化而導致夫妻聚少離多，使得夫妻二人空間的時間減少，這就決定了日本的生育率只可能進一步下滑，而非日本政府所預料那般的因為“寬鬆”而逆轉老齡化。
所以日本雖然進行了三十餘年的“寬鬆教育”，然而早已在社會裡生根發芽的精英教育卻在事實上扭曲了日本政府的設想，這種“寬鬆”之下，實際反而加劇了日本普通家庭跟學生的負擔，大量公共資源更被虛擲。
如今日本政府意識到了“寬鬆教育”的惡果，除了進一步為幼兒育養跟大學教育買單以外，還想要教育產業為“五十年後一億人口基本量”這一國家戰略讓步，日本政府因此在2011年推進“脫離寬鬆時代”的政策，這也就標誌著日本三十餘年的“寬鬆時代”正式落幕。
然而“脫離寬鬆時代”這一政策不過是治標不治本，日本教育導致老齡化的核心問題其實還是精英教育帶來的巨大成本，如今日本政府的舉措除了只是單純的提高了公共教育的質量以及稍微減輕了學費的壓力，並未觸及核心的問題所在——一般大學不再是日本人的龍門，但東大、早稻田等名校學閥卻仍是。
由於日本的“學閥”文化，導致出身名門不僅能帶來職業道路上的提攜，同時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師出同門還能得到就業上的保護。
2016年日本公務考試錄取的2011名公務員中，東大畢業生佔據了433人，而稻大、京大也各有近二百人，三大名校就近乎佔了一半的錄取名額。
而每當校招時間，慶應大學、一橋大學等商業學閥校友們也會回返母校，將寶貴的大企業名額給予師門後輩。
在這種出身門第決定未來的環境下，也難怪日本如今高校錄取率雖然高達93%，卻仍然無從改變日本人對教育的執念，更無從改善日本老齡化的趨勢。
由於機遇限定在幾所名校大學之中，鯉躍龍門的概率太過微小，日本人越發對未來感到失望，甚至產生了消極不育主義。
既然為單孩投入半生財力都無法為孩子獲得一個機會的話，那麼為什麼還要不負責任般的將孩子帶到世上呢？
再加上日本經濟結構問題，導致如今日本經濟雖有起色，但底層人民的工作機會卻仍然緊缺。
以至於有依靠父母養老金過活的失業中年日本人，受生計所迫，而不得不隱瞞父親去世的消息足足六個月。
如此，生育率節節走低或許才是日本教育帶來的應有結果。
而精英教育主義帶來的魔咒，似乎無窮盡般的環繞在日本列島的上空，伴隨著這個國家逐漸老去。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作為全球一個唯一逆轉老齡化的國家，猶太人適齡夫妻平均生育如今已達三胎。
該國同樣也受精英教育主義的影響，校外輔導機構比比皆是，但有所不同的是以色列人每週工作五天，但學生卻需要上六天的課程，而在法定節假日上學生的休假時間也比工作群體少11天。
釋放育兒壓力，或許才是日本“精英教育主義帶來的老齡化魔咒”的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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