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安倍晉三
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安全戰略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後，這一特徵符合該時間段的歷史發展脈絡。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間，受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內訌局面，以及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初期忙於鞏固內政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發展是非常態化的，需要潛心觀察和評估效果；而2015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脈絡逐步清晰，為隨後學術成果的集中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也正因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親密的對手——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史密斯從中日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這一特殊的視角，對日本安全戰略的調整和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及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說是開創性的。希拉·史密斯在書中提出，“中國對日本的持續壓力可能會打擊日本人的戰後成就感，並使其產生應激性民族主義情結，從而忽略國家對未來道路的正確選擇”；反過來，“中國若增強對日本的可信承諾能力，使日本相信未來兩國的合作前景可期，則可以減少日本民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空間”。史密斯的結論說明，近十幾年來中國對日影響和塑造力不斷增強。中國實力的上升不僅促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更在重構其國內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動日本對戰後國家身份和發展道路的再定位。換言之，中國對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響到日本對華認知及其發展道路的選擇。日本的政治動員力既可能因中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而極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積極影響而舒緩平穩。從歷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衝擊—迴應模式，迴應方法又帶來正負兩種發展趨勢，這條歷史規律至今未發生實質變化。因此，日本安全戰略存在著較大的可塑性，中國的對日安全戰略將日益影響著日本安全戰略的變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復興”
如果說史密斯的著作是另闢蹊徑，那麼2017年歐陽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復興——21世紀的新政策和政治》則是延續了其近十年前對日本“正常國家化”問題研究的學術脈絡。如同2010年歐陽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戰略一樣，他在新著中同樣梳理了剛過去的近十年，並用“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來比喻這一時間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稱之為日本的“安全復興”。“復興”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公共話語中的禁忌（指和平主義的傳統話語體系造成的日本社會輿論對軍事、安全保障等的習慣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討論；第二，日本的安全實踐正在促進亞洲安全生態系統進行轉型；第三，執政集團對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第四，更多民眾對當前日本國家安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可見，歐陽安的分析焦點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階層對自身國家身份以及國家安全觀念的認知轉變上，並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轉變的國內外因素。他認為國際因素主要包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持續擔憂，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懼和應急反應等；同期的國內因素則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軟實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混亂和重新整合。歐陽安認為，上述國內外因素對日本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日本各階層的觀念，使日本社會在討論如何應對外來潛在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開始趨同。
那麼，日本的“安全復興”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戰略認知已經從根本上一致了嗎？歐陽安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現了“復興”，但日本國民對自衛隊在解決衝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對政治精英竭力營造的相關氛圍接受得十分勉強。第二，未來關注的焦點應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政治力量的影響力是否進一步下降，導致日本保守集團能夠實現“奪回強大日本”的目標。然而，如果未來日本沒有遭受足以導致重大政治轉型的震撼性衝擊，那麼果斷、全面放棄過往的反軍事主義遺產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將繼續成為日本不斷髮展的安全戰略的主要推動力。很明顯，歐陽安的第二點結論與史密斯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日本未來安全戰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國作為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的重要意義。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安倍晉三
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安全戰略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後，這一特徵符合該時間段的歷史發展脈絡。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間，受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內訌局面，以及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初期忙於鞏固內政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發展是非常態化的，需要潛心觀察和評估效果；而2015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脈絡逐步清晰，為隨後學術成果的集中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也正因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親密的對手——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史密斯從中日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這一特殊的視角，對日本安全戰略的調整和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及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說是開創性的。希拉·史密斯在書中提出，“中國對日本的持續壓力可能會打擊日本人的戰後成就感，並使其產生應激性民族主義情結，從而忽略國家對未來道路的正確選擇”；反過來，“中國若增強對日本的可信承諾能力，使日本相信未來兩國的合作前景可期，則可以減少日本民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空間”。史密斯的結論說明，近十幾年來中國對日影響和塑造力不斷增強。中國實力的上升不僅促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更在重構其國內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動日本對戰後國家身份和發展道路的再定位。換言之，中國對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響到日本對華認知及其發展道路的選擇。日本的政治動員力既可能因中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而極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積極影響而舒緩平穩。從歷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衝擊—迴應模式，迴應方法又帶來正負兩種發展趨勢，這條歷史規律至今未發生實質變化。因此，日本安全戰略存在著較大的可塑性，中國的對日安全戰略將日益影響著日本安全戰略的變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復興”
如果說史密斯的著作是另闢蹊徑，那麼2017年歐陽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復興——21世紀的新政策和政治》則是延續了其近十年前對日本“正常國家化”問題研究的學術脈絡。如同2010年歐陽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戰略一樣，他在新著中同樣梳理了剛過去的近十年，並用“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來比喻這一時間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稱之為日本的“安全復興”。“復興”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公共話語中的禁忌（指和平主義的傳統話語體系造成的日本社會輿論對軍事、安全保障等的習慣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討論；第二，日本的安全實踐正在促進亞洲安全生態系統進行轉型；第三，執政集團對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第四，更多民眾對當前日本國家安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可見，歐陽安的分析焦點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階層對自身國家身份以及國家安全觀念的認知轉變上，並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轉變的國內外因素。他認為國際因素主要包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持續擔憂，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懼和應急反應等；同期的國內因素則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軟實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混亂和重新整合。歐陽安認為，上述國內外因素對日本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日本各階層的觀念，使日本社會在討論如何應對外來潛在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開始趨同。
那麼，日本的“安全復興”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戰略認知已經從根本上一致了嗎？歐陽安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現了“復興”，但日本國民對自衛隊在解決衝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對政治精英竭力營造的相關氛圍接受得十分勉強。第二，未來關注的焦點應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政治力量的影響力是否進一步下降，導致日本保守集團能夠實現“奪回強大日本”的目標。然而，如果未來日本沒有遭受足以導致重大政治轉型的震撼性衝擊，那麼果斷、全面放棄過往的反軍事主義遺產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將繼續成為日本不斷髮展的安全戰略的主要推動力。很明顯，歐陽安的第二點結論與史密斯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日本未來安全戰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國作為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的重要意義。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在第三個十年這一階段，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未來趨勢是美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實踐中的實際發展過程也的確與之前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2015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通過後，美日同盟的協調機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細化，目前已經形成24個從高到低、從對話到磋商、從務虛到務實的多層雙邊機制；另一方面，從美日同盟的戰略態勢來看，自特朗普上臺執政以來，雖然美日同盟的戰術手段日益加強，但戰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趨勢。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愈加懷疑，日本的戰略焦慮日益凸顯。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是2017年以來美國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為此，詹姆斯·肖夫和希拉·史密斯分別於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專著《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戰後的美日關係》和《日本再武裝——軍事政策》，兩部專著分別從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演變歷史和日本國內安全機構及實力發展的視角，對美日同盟的未來定位和趨勢做了深入探討。
肖夫在其專著的序言中拋出了非常新鮮的觀點，認為應該對同盟的戰略進行反思，找到強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戰略，不能再將美日同盟的重點僅僅侷限於軍事安全領域，而應在地區和領域的廣泛層面強化美日同盟。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華盛頓確實誇大了與日本結盟的傳統安全組成部分的預期，並將其大部分聯盟努力放在軍事領域，這可能會推動其聯盟政策缺少平衡。從長遠來看，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軍事力量可以為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目標帶來更高的回報，特別是在南亞和東南亞。日本仍將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這並不意味著最近美國利用聯盟的戰略——一個允許安全問題佔據主導地位並促進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軍事角色——是最好的保護方式。美日需要從戰略角度思考並考慮哪種額外投資將對增加其利益產生最大的長期影響。過分關注聯盟的傳統安全方面可能無法在中長期內提供最佳回報。相反，通過選擇外交政策舉措，做出更均衡的努力，可以為美日甚至世界帶來寶貴的回報。”很明顯，肖夫明確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過狹隘，對美日同盟發揮作用沒有益處，他甚至預測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結束之前，美日同盟又要經歷一次冷戰剛剛結束時的那種“漂流”。為了彌補上述短板，肖夫提出了美日應該如何強化同盟作用的建議。他指出，強大的美日同盟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增強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狀況的一種手段。亞太地區開始融合成為經濟、創新和金融中心，而競爭性的軍事能力對其進行著富有成效的補充，這是一個脆弱的進化過程，結果尚不清楚。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美日應該儘可能全面地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建設。美日同盟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成為各領域合作戰略的有效催化劑和領導者，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美日安全條約》仍然是這種雙邊關係的核心支柱，但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繫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聯繫提供了額外的持久性和機會。同盟的未來將趨於更加多元和外向。
"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安倍晉三
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安全戰略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後，這一特徵符合該時間段的歷史發展脈絡。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間，受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內訌局面，以及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初期忙於鞏固內政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發展是非常態化的，需要潛心觀察和評估效果；而2015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脈絡逐步清晰，為隨後學術成果的集中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也正因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親密的對手——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史密斯從中日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這一特殊的視角，對日本安全戰略的調整和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及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說是開創性的。希拉·史密斯在書中提出，“中國對日本的持續壓力可能會打擊日本人的戰後成就感，並使其產生應激性民族主義情結，從而忽略國家對未來道路的正確選擇”；反過來，“中國若增強對日本的可信承諾能力，使日本相信未來兩國的合作前景可期，則可以減少日本民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空間”。史密斯的結論說明，近十幾年來中國對日影響和塑造力不斷增強。中國實力的上升不僅促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更在重構其國內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動日本對戰後國家身份和發展道路的再定位。換言之，中國對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響到日本對華認知及其發展道路的選擇。日本的政治動員力既可能因中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而極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積極影響而舒緩平穩。從歷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衝擊—迴應模式，迴應方法又帶來正負兩種發展趨勢，這條歷史規律至今未發生實質變化。因此，日本安全戰略存在著較大的可塑性，中國的對日安全戰略將日益影響著日本安全戰略的變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復興”
如果說史密斯的著作是另闢蹊徑，那麼2017年歐陽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復興——21世紀的新政策和政治》則是延續了其近十年前對日本“正常國家化”問題研究的學術脈絡。如同2010年歐陽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戰略一樣，他在新著中同樣梳理了剛過去的近十年，並用“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來比喻這一時間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稱之為日本的“安全復興”。“復興”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公共話語中的禁忌（指和平主義的傳統話語體系造成的日本社會輿論對軍事、安全保障等的習慣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討論；第二，日本的安全實踐正在促進亞洲安全生態系統進行轉型；第三，執政集團對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第四，更多民眾對當前日本國家安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可見，歐陽安的分析焦點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階層對自身國家身份以及國家安全觀念的認知轉變上，並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轉變的國內外因素。他認為國際因素主要包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持續擔憂，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懼和應急反應等；同期的國內因素則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軟實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混亂和重新整合。歐陽安認為，上述國內外因素對日本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日本各階層的觀念，使日本社會在討論如何應對外來潛在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開始趨同。
那麼，日本的“安全復興”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戰略認知已經從根本上一致了嗎？歐陽安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現了“復興”，但日本國民對自衛隊在解決衝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對政治精英竭力營造的相關氛圍接受得十分勉強。第二，未來關注的焦點應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政治力量的影響力是否進一步下降，導致日本保守集團能夠實現“奪回強大日本”的目標。然而，如果未來日本沒有遭受足以導致重大政治轉型的震撼性衝擊，那麼果斷、全面放棄過往的反軍事主義遺產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將繼續成為日本不斷髮展的安全戰略的主要推動力。很明顯，歐陽安的第二點結論與史密斯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日本未來安全戰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國作為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的重要意義。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在第三個十年這一階段，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未來趨勢是美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實踐中的實際發展過程也的確與之前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2015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通過後，美日同盟的協調機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細化，目前已經形成24個從高到低、從對話到磋商、從務虛到務實的多層雙邊機制；另一方面，從美日同盟的戰略態勢來看，自特朗普上臺執政以來，雖然美日同盟的戰術手段日益加強，但戰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趨勢。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愈加懷疑，日本的戰略焦慮日益凸顯。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是2017年以來美國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為此，詹姆斯·肖夫和希拉·史密斯分別於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專著《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戰後的美日關係》和《日本再武裝——軍事政策》，兩部專著分別從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演變歷史和日本國內安全機構及實力發展的視角，對美日同盟的未來定位和趨勢做了深入探討。
肖夫在其專著的序言中拋出了非常新鮮的觀點，認為應該對同盟的戰略進行反思，找到強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戰略，不能再將美日同盟的重點僅僅侷限於軍事安全領域，而應在地區和領域的廣泛層面強化美日同盟。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華盛頓確實誇大了與日本結盟的傳統安全組成部分的預期，並將其大部分聯盟努力放在軍事領域，這可能會推動其聯盟政策缺少平衡。從長遠來看，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軍事力量可以為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目標帶來更高的回報，特別是在南亞和東南亞。日本仍將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這並不意味著最近美國利用聯盟的戰略——一個允許安全問題佔據主導地位並促進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軍事角色——是最好的保護方式。美日需要從戰略角度思考並考慮哪種額外投資將對增加其利益產生最大的長期影響。過分關注聯盟的傳統安全方面可能無法在中長期內提供最佳回報。相反，通過選擇外交政策舉措，做出更均衡的努力，可以為美日甚至世界帶來寶貴的回報。”很明顯，肖夫明確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過狹隘，對美日同盟發揮作用沒有益處，他甚至預測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結束之前，美日同盟又要經歷一次冷戰剛剛結束時的那種“漂流”。為了彌補上述短板，肖夫提出了美日應該如何強化同盟作用的建議。他指出，強大的美日同盟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增強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狀況的一種手段。亞太地區開始融合成為經濟、創新和金融中心，而競爭性的軍事能力對其進行著富有成效的補充，這是一個脆弱的進化過程，結果尚不清楚。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美日應該儘可能全面地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建設。美日同盟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成為各領域合作戰略的有效催化劑和領導者，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美日安全條約》仍然是這種雙邊關係的核心支柱，但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繫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聯繫提供了額外的持久性和機會。同盟的未來將趨於更加多元和外向。
簽訂《美日安全條約》
史密斯的新著與其四年前將焦點集中在中日關係上有所區別，畢竟其研究優勢還是側重於日本國內政治，因此《日本再武裝》這本著作實際上是一種研究上的迴歸。本文之所以將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這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史密斯在結論中仍然將強化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安全戰略的根本依賴。與肖夫一樣，史密斯也指出了當前美日同盟存在的問題及對日本安全戰略的消極影響。她在書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東京的答案已經很明確：日本的威脅觀念使其更接近美國，因為亞洲變得更加不確定；然而華盛頓似乎對聯盟的未來有些不一致的聲音。一位不可預測的總統，似乎對利用美國力量捍衛他人不感興趣，可能輕易顛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國的可能性，最終將決定日本軍事力量的未來。美國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將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強大的海上能力來保護其海上通道。這種調整將逐步發生，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強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資。東京決策者所設想的最壞情況是聯盟在危機中走向失敗。”可見，史密斯實際上指出了美日軍事同盟的一個固有問題即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在她看來，正是因為美國的安全承諾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國的崛起，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裝”。但史密斯對日本的這一趨勢是持肯定態度的，她認為日本的“再武裝”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積極性的。該書結論部分如此評論道，“2016年日本在世界軍費開支排名中名列前十，遠低於美中的支出，但大致相當於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的程度。幾十年來，自衛隊已部署到國外，服務於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全球其他軍事聯盟；不再侷限於自己的領土，而是協助衝突中的社會重建和平，以及與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社會的聯盟夥伴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行為，以保持從波斯灣獲取資源的開放性。在國內，日本自衛隊現在是一個更受讚賞的合作伙伴，反覆發生的自然災害以及對公共安全的一些明顯的人為挑戰，已經磨合了國民和軍警領導人之間的合作。日本的公眾輿論現在將自衛隊列為全國最具價值的機構之一。”
"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安倍晉三
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安全戰略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後，這一特徵符合該時間段的歷史發展脈絡。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間，受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內訌局面，以及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初期忙於鞏固內政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發展是非常態化的，需要潛心觀察和評估效果；而2015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脈絡逐步清晰，為隨後學術成果的集中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也正因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親密的對手——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史密斯從中日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這一特殊的視角，對日本安全戰略的調整和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及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說是開創性的。希拉·史密斯在書中提出，“中國對日本的持續壓力可能會打擊日本人的戰後成就感，並使其產生應激性民族主義情結，從而忽略國家對未來道路的正確選擇”；反過來，“中國若增強對日本的可信承諾能力，使日本相信未來兩國的合作前景可期，則可以減少日本民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空間”。史密斯的結論說明，近十幾年來中國對日影響和塑造力不斷增強。中國實力的上升不僅促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更在重構其國內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動日本對戰後國家身份和發展道路的再定位。換言之，中國對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響到日本對華認知及其發展道路的選擇。日本的政治動員力既可能因中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而極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積極影響而舒緩平穩。從歷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衝擊—迴應模式，迴應方法又帶來正負兩種發展趨勢，這條歷史規律至今未發生實質變化。因此，日本安全戰略存在著較大的可塑性，中國的對日安全戰略將日益影響著日本安全戰略的變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復興”
如果說史密斯的著作是另闢蹊徑，那麼2017年歐陽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復興——21世紀的新政策和政治》則是延續了其近十年前對日本“正常國家化”問題研究的學術脈絡。如同2010年歐陽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戰略一樣，他在新著中同樣梳理了剛過去的近十年，並用“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來比喻這一時間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稱之為日本的“安全復興”。“復興”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公共話語中的禁忌（指和平主義的傳統話語體系造成的日本社會輿論對軍事、安全保障等的習慣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討論；第二，日本的安全實踐正在促進亞洲安全生態系統進行轉型；第三，執政集團對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第四，更多民眾對當前日本國家安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可見，歐陽安的分析焦點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階層對自身國家身份以及國家安全觀念的認知轉變上，並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轉變的國內外因素。他認為國際因素主要包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持續擔憂，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懼和應急反應等；同期的國內因素則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軟實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混亂和重新整合。歐陽安認為，上述國內外因素對日本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日本各階層的觀念，使日本社會在討論如何應對外來潛在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開始趨同。
那麼，日本的“安全復興”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戰略認知已經從根本上一致了嗎？歐陽安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現了“復興”，但日本國民對自衛隊在解決衝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對政治精英竭力營造的相關氛圍接受得十分勉強。第二，未來關注的焦點應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政治力量的影響力是否進一步下降，導致日本保守集團能夠實現“奪回強大日本”的目標。然而，如果未來日本沒有遭受足以導致重大政治轉型的震撼性衝擊，那麼果斷、全面放棄過往的反軍事主義遺產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將繼續成為日本不斷髮展的安全戰略的主要推動力。很明顯，歐陽安的第二點結論與史密斯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日本未來安全戰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國作為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的重要意義。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在第三個十年這一階段，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未來趨勢是美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實踐中的實際發展過程也的確與之前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2015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通過後，美日同盟的協調機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細化，目前已經形成24個從高到低、從對話到磋商、從務虛到務實的多層雙邊機制；另一方面，從美日同盟的戰略態勢來看，自特朗普上臺執政以來，雖然美日同盟的戰術手段日益加強，但戰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趨勢。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愈加懷疑，日本的戰略焦慮日益凸顯。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是2017年以來美國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為此，詹姆斯·肖夫和希拉·史密斯分別於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專著《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戰後的美日關係》和《日本再武裝——軍事政策》，兩部專著分別從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演變歷史和日本國內安全機構及實力發展的視角，對美日同盟的未來定位和趨勢做了深入探討。
肖夫在其專著的序言中拋出了非常新鮮的觀點，認為應該對同盟的戰略進行反思，找到強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戰略，不能再將美日同盟的重點僅僅侷限於軍事安全領域，而應在地區和領域的廣泛層面強化美日同盟。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華盛頓確實誇大了與日本結盟的傳統安全組成部分的預期，並將其大部分聯盟努力放在軍事領域，這可能會推動其聯盟政策缺少平衡。從長遠來看，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軍事力量可以為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目標帶來更高的回報，特別是在南亞和東南亞。日本仍將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這並不意味著最近美國利用聯盟的戰略——一個允許安全問題佔據主導地位並促進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軍事角色——是最好的保護方式。美日需要從戰略角度思考並考慮哪種額外投資將對增加其利益產生最大的長期影響。過分關注聯盟的傳統安全方面可能無法在中長期內提供最佳回報。相反，通過選擇外交政策舉措，做出更均衡的努力，可以為美日甚至世界帶來寶貴的回報。”很明顯，肖夫明確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過狹隘，對美日同盟發揮作用沒有益處，他甚至預測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結束之前，美日同盟又要經歷一次冷戰剛剛結束時的那種“漂流”。為了彌補上述短板，肖夫提出了美日應該如何強化同盟作用的建議。他指出，強大的美日同盟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增強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狀況的一種手段。亞太地區開始融合成為經濟、創新和金融中心，而競爭性的軍事能力對其進行著富有成效的補充，這是一個脆弱的進化過程，結果尚不清楚。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美日應該儘可能全面地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建設。美日同盟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成為各領域合作戰略的有效催化劑和領導者，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美日安全條約》仍然是這種雙邊關係的核心支柱，但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繫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聯繫提供了額外的持久性和機會。同盟的未來將趨於更加多元和外向。
簽訂《美日安全條約》
史密斯的新著與其四年前將焦點集中在中日關係上有所區別，畢竟其研究優勢還是側重於日本國內政治，因此《日本再武裝》這本著作實際上是一種研究上的迴歸。本文之所以將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這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史密斯在結論中仍然將強化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安全戰略的根本依賴。與肖夫一樣，史密斯也指出了當前美日同盟存在的問題及對日本安全戰略的消極影響。她在書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東京的答案已經很明確：日本的威脅觀念使其更接近美國，因為亞洲變得更加不確定；然而華盛頓似乎對聯盟的未來有些不一致的聲音。一位不可預測的總統，似乎對利用美國力量捍衛他人不感興趣，可能輕易顛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國的可能性，最終將決定日本軍事力量的未來。美國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將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強大的海上能力來保護其海上通道。這種調整將逐步發生，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強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資。東京決策者所設想的最壞情況是聯盟在危機中走向失敗。”可見，史密斯實際上指出了美日軍事同盟的一個固有問題即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在她看來，正是因為美國的安全承諾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國的崛起，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裝”。但史密斯對日本的這一趨勢是持肯定態度的，她認為日本的“再武裝”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積極性的。該書結論部分如此評論道，“2016年日本在世界軍費開支排名中名列前十，遠低於美中的支出，但大致相當於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的程度。幾十年來，自衛隊已部署到國外，服務於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全球其他軍事聯盟；不再侷限於自己的領土，而是協助衝突中的社會重建和平，以及與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社會的聯盟夥伴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行為，以保持從波斯灣獲取資源的開放性。在國內，日本自衛隊現在是一個更受讚賞的合作伙伴，反覆發生的自然災害以及對公共安全的一些明顯的人為挑戰，已經磨合了國民和軍警領導人之間的合作。日本的公眾輿論現在將自衛隊列為全國最具價值的機構之一。”
數字經濟智庫
"張曉磊：美國學界對近十年來日本安全戰略變化的看法綜述
作者：張曉磊，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日本學刊》2019年第4期；日本學刊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張曉磊認為，近十年來，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
當前國際秩序正處於劇烈變動期，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的日本安全戰略研究在國際關係的理論和現實層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通過梳理冷戰後美國學界相關文獻，可將冷戰後30年日本安全戰略的演變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漂流期（1989—1999年）、共識形成期（1999—2009年）和醞釀期（2009年至今）。美國學界在這三個時期的研究各有側重，但沒有超出西方國際關係三大主流學術流派或三組核心命題的外延，只是隨著國際關係實踐進程因應現實需求而在不同階段有所不同。近十年來，日本國家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中國崛起和美國對外安全政策及理念的調整，日本安全戰略的未來走向正在日美兩國的政界、學界面臨著雙重審視。美國學界對此高度關注，並將研究焦點放在日本如何定位和發揮自身的安全身份，如何在安全政策和戰略層面再分配美日同盟、自主防衛、國際協調三者的比例，如何最大化運用安全戰略實現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根本目標，以及美日同盟在新環境下的作用和意義等問題上，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中日關係與日本安全戰略
安倍晉三
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安全戰略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2015年以後，這一特徵符合該時間段的歷史發展脈絡。如前所述，2009年到2015年間，受民主黨執政時期的政治內訌局面，以及安倍晉三第二次上臺初期忙於鞏固內政的影響，日本的安全政策發展是非常態化的，需要潛心觀察和評估效果；而2015年之後，日本安全政策發展脈絡逐步清晰，為隨後學術成果的集中出現提供了現實基礎。也正因為此，2015年希拉·史密斯的著作《親密的對手——日本的國內政治和崛起中的中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史密斯從中日關係特別是中國對日本國內政治的影響這一特殊的視角，對日本安全戰略的調整和變化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研究視角及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說是開創性的。希拉·史密斯在書中提出，“中國對日本的持續壓力可能會打擊日本人的戰後成就感，並使其產生應激性民族主義情結，從而忽略國家對未來道路的正確選擇”；反過來，“中國若增強對日本的可信承諾能力，使日本相信未來兩國的合作前景可期，則可以減少日本民族主義活動的政治空間”。史密斯的結論說明，近十幾年來中國對日影響和塑造力不斷增強。中國實力的上升不僅促成了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更在重構其國內政治話語和政治文化，甚至推動日本對戰後國家身份和發展道路的再定位。換言之，中國對日政策的智慧程度、理性程度日益影響到日本對華認知及其發展道路的選擇。日本的政治動員力既可能因中國因素的消極影響而極度激化，也可能因其積極影響而舒緩平穩。從歷史上看，日本自近代以來逐漸形成一種衝擊—迴應模式，迴應方法又帶來正負兩種發展趨勢，這條歷史規律至今未發生實質變化。因此，日本安全戰略存在著較大的可塑性，中國的對日安全戰略將日益影響著日本安全戰略的變化方向。
二、日本的“安全復興”
如果說史密斯的著作是另闢蹊徑，那麼2017年歐陽安的新著《日本的安全復興——21世紀的新政策和政治》則是延續了其近十年前對日本“正常國家化”問題研究的學術脈絡。如同2010年歐陽安的著作梳理了此前十年的日本安全戰略一樣，他在新著中同樣梳理了剛過去的近十年，並用“歐洲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來比喻這一時間段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稱之為日本的“安全復興”。“復興”的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公共話語中的禁忌（指和平主義的傳統話語體系造成的日本社會輿論對軍事、安全保障等的習慣性排斥）被逐步打破和重新討論；第二，日本的安全實踐正在促進亞洲安全生態系統進行轉型；第三，執政集團對日本的安全需求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第四，更多民眾對當前日本國家安全的態度正在發生轉變。
可見，歐陽安的分析焦點仍然集中在日本各階層對自身國家身份以及國家安全觀念的認知轉變上，並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分析了造成上述轉變的國內外因素。他認為國際因素主要包括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發展、朝鮮軍事威脅升級的持續擔憂，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恐懼和應急反應等；同期的國內因素則表現在日本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軟實力的下降，以及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混亂和重新整合。歐陽安認為，上述國內外因素對日本更為重要的影響是改變了日本各階層的觀念，使日本社會在討論如何應對外來潛在威脅、維護國家安全這一問題上的認知開始趨同。
那麼，日本的“安全復興”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日本國民和日本政治家的安全戰略認知已經從根本上一致了嗎？歐陽安得出了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儘管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出現了“復興”，但日本國民對自衛隊在解決衝突中所起效用的看法並沒有實質性改變，對政治精英竭力營造的相關氛圍接受得十分勉強。第二，未來關注的焦點應是日本的和平主義政治力量的影響力是否進一步下降，導致日本保守集團能夠實現“奪回強大日本”的目標。然而，如果未來日本沒有遭受足以導致重大政治轉型的震撼性衝擊，那麼果斷、全面放棄過往的反軍事主義遺產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將繼續成為日本不斷髮展的安全戰略的主要推動力。很明顯，歐陽安的第二點結論與史密斯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日本未來安全戰略走向的可塑性以及中國作為最大外部影響因素的重要意義。
三、美日同盟的再反思
《美日防衛合作指針》
在第三個十年這一階段，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發展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未來趨勢是美國學者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美日同盟在美日外交實踐中的實際發展過程也的確與之前有著明顯的區別。一方面，2015年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通過後，美日同盟的協調機制和管理流程日益深化和細化，目前已經形成24個從高到低、從對話到磋商、從務虛到務實的多層雙邊機制；另一方面，從美日同盟的戰略態勢來看，自特朗普上臺執政以來，雖然美日同盟的戰術手段日益加強，但戰略理念和方向上存在弱化趨勢。日本對美國的安全承諾愈加懷疑，日本的戰略焦慮日益凸顯。如何看待上述看似矛盾的兩個方面，是2017年以來美國學者普遍關心的問題。為此，詹姆斯·肖夫和希拉·史密斯分別於2017年和2019年出版了專著《為了共同利益的特殊同盟——冷戰後的美日關係》和《日本再武裝——軍事政策》，兩部專著分別從冷戰後美日同盟的演變歷史和日本國內安全機構及實力發展的視角，對美日同盟的未來定位和趨勢做了深入探討。
肖夫在其專著的序言中拋出了非常新鮮的觀點，認為應該對同盟的戰略進行反思，找到強化美日同盟的真正理想的戰略，不能再將美日同盟的重點僅僅侷限於軍事安全領域，而應在地區和領域的廣泛層面強化美日同盟。他在書中寫道，“如果華盛頓確實誇大了與日本結盟的傳統安全組成部分的預期，並將其大部分聯盟努力放在軍事領域，這可能會推動其聯盟政策缺少平衡。從長遠來看，更好地利用日本的非軍事力量可以為美國和日本的政策目標帶來更高的回報，特別是在南亞和東南亞。日本仍將是美國的重要盟友，但這並不意味著最近美國利用聯盟的戰略——一個允許安全問題佔據主導地位並促進日本在世界上更加自信的軍事角色——是最好的保護方式。美日需要從戰略角度思考並考慮哪種額外投資將對增加其利益產生最大的長期影響。過分關注聯盟的傳統安全方面可能無法在中長期內提供最佳回報。相反，通過選擇外交政策舉措，做出更均衡的努力，可以為美日甚至世界帶來寶貴的回報。”很明顯，肖夫明確批評了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太過狹隘，對美日同盟發揮作用沒有益處，他甚至預測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結束之前，美日同盟又要經歷一次冷戰剛剛結束時的那種“漂流”。為了彌補上述短板，肖夫提出了美日應該如何強化同盟作用的建議。他指出，強大的美日同盟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增強相互安全和改善全球狀況的一種手段。亞太地區開始融合成為經濟、創新和金融中心，而競爭性的軍事能力對其進行著富有成效的補充，這是一個脆弱的進化過程，結果尚不清楚。為了自己的國家安全，美日應該儘可能全面地積極參與該地區的建設。美日同盟的下一個挑戰是如何成為各領域合作戰略的有效催化劑和領導者，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美日安全條約》仍然是這種雙邊關係的核心支柱，但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繫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聯繫提供了額外的持久性和機會。同盟的未來將趨於更加多元和外向。
簽訂《美日安全條約》
史密斯的新著與其四年前將焦點集中在中日關係上有所區別，畢竟其研究優勢還是側重於日本國內政治，因此《日本再武裝》這本著作實際上是一種研究上的迴歸。本文之所以將這一研究成果放在美日同盟這一部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史密斯在結論中仍然將強化美日同盟作為日本安全戰略的根本依賴。與肖夫一樣，史密斯也指出了當前美日同盟存在的問題及對日本安全戰略的消極影響。她在書中寫道，“到目前為止，東京的答案已經很明確：日本的威脅觀念使其更接近美國，因為亞洲變得更加不確定；然而華盛頓似乎對聯盟的未來有些不一致的聲音。一位不可預測的總統，似乎對利用美國力量捍衛他人不感興趣，可能輕易顛覆日本人的期望。美國的可能性，最終將決定日本軍事力量的未來。美國撤退或失去支配地位將使日本需要建立更強大的海上能力來保護其海上通道。這種調整將逐步發生，但日本要想扮演更強大的海上角色需要大量投資。東京決策者所設想的最壞情況是聯盟在危機中走向失敗。”可見，史密斯實際上指出了美日軍事同盟的一個固有問題即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在她看來，正是因為美國的安全承諾的效力下降以及中國的崛起，才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再武裝”。但史密斯對日本的這一趨勢是持肯定態度的，她認為日本的“再武裝”是理性、可控和具有積極性的。該書結論部分如此評論道，“2016年日本在世界軍費開支排名中名列前十，遠低於美中的支出，但大致相當於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的程度。幾十年來，自衛隊已部署到國外，服務於聯合國維和行動和全球其他軍事聯盟；不再侷限於自己的領土，而是協助衝突中的社會重建和平，以及與美國和其他先進工業社會的聯盟夥伴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行為，以保持從波斯灣獲取資源的開放性。在國內，日本自衛隊現在是一個更受讚賞的合作伙伴，反覆發生的自然災害以及對公共安全的一些明顯的人為挑戰，已經磨合了國民和軍警領導人之間的合作。日本的公眾輿論現在將自衛隊列為全國最具價值的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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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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