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對戰犯的審判勢在必行，但各方勢力的介入讓審判的進行充滿了不確定的因素，此時作為中方的代表，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和法官梅汝璈親自參與了這場審判，但鮮為人知的是，在幕後還有一個人，指揮著中國人的東京審判，最終促成了判決的7人全部執行死刑，讓日寇為侵華付出了應有的代價，這個人就是中國駐日最高長官朱世明。
早在東京灣的密蘇里戰艦上，就能看到朱世明的身影，早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堪薩斯雷溫烏茲陸軍參謀大學學習的朱世明語言能力極為出色，曾擔任過許多外交領域的重要職位，經常作為蔣介石的翻譯和特使出場，所以他也就成為了日本簽字投降儀式上翻譯的不二人選，陪同中國受降主官徐永昌一起見證了日本人簽署投降書的歷史性時刻。
雖然朱世明並沒有直接參與東京審判，但他作為唯一一個能和麥克阿瑟進行交涉的中國代表，利用他自己廣泛的軍政人脈給中國檢察官的調查取證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尤其是在與麥克阿瑟的交涉中，說服其開放了日本的絕密檔案，讓中國檢察官在其中找到了日本戰犯們無法迴避的重要罪證。正是經過朱世明的協調和指揮，東京審判才得以順利進行。
在朱世明擔任中國駐日最高長官的時候，他強大的能力還干涉到了日本的政壇格局。戰後首次民主選舉對日本來說意義重大，當時呼聲最高的鳩山一郎背後是日本第一大黨自由黨，而且他也被視為鷹派的代表人物。但鳩山一郎曾經輔助軍國主義政府，壓制反法西斯言論，是不折不扣的軍國主義分子，朱世明怎能容忍這樣的人成為日本的首相，於是與麥克阿瑟一起剝奪了鳩山一郎組閣的資格。
可惜在外交場上殺伐果決的朱世明在處理國共關係上犯了優柔寡斷的大忌，蔣介石有一個親戚名叫陸久之，是中共祕密黨員，為了策反朱世明不惜從香港偷渡到日本，但即使兩人對起義之事多次召開祕密會議，朱世明卻始終下不了起義的決心，直至被奪權，錯過了起義的機會。
但他通共的事實也讓他無法再回到臺灣，更不能去美國與家人團聚，只能在日本開了一家公司維持生計，但隨著公司的破產，朱世明的生活十分淒涼，63歲時在日本鬱鬱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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