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教授朱儁生在由『慧保天下』主辦的首期“燕梳思享會”上的點評發言整理而成。
編者按
7月29日『燕梳思享會』第一期，『慧保天下』邀請新華保險董事長兼CEO萬峰做了一場題為《壽險公司保費增長模式與轉型發展的業務平衡》的主題分享。結合30多年保險職業生涯的思考，其介紹了對於保費、保費發展以及險企轉型的認識。（查看詳情請點擊這裡）
在其分享結束之後，『慧保天下』還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教授朱儁生對其發言進行現場點評，進一步深入剖析。朱儁生指出，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改錯，就是回到常識，而保險行業轉型，不能簡單依靠強制性的命令或人為規則，要轉“大彎”，而不是轉“急彎”，否則會帶來更多風險。
他同時認為，以國有資本為主導的保險業，天然地具有“保費偏好”的傾向，容易看短期，而不是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要想徹底改變急功近利的心態，還有賴於確立制度基礎。
謝謝萬峰總的精彩報告，有四點體會與大家分享。
壽險的轉型發展要回歸常識
在我看來，萬峰總講的都是常識。他從壽險保費的特性出發，認為躉交和期交增長模式最大的區別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同。正是基於這樣的常識，他提出為什麼以及如何實現從躉交推動增長模式向續期拉動增長模式轉型。
2016年，我國人身保險總業務收入34491.95億元，其中原保費收入21692.81億元，佔比62.89%，保戶投資款新增繳費11860.16億元，佔比34.39%，投連險獨立賬戶新增繳費938.97億元，佔比2.72%。以萬能險為代表的保戶投資款新增繳費迅速增長，這部分業務收入與萬峰總講的躉交、短期業務高度重合。其發展至少存在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保費增長不可持續。因為其主要是躉交、短期業務，續期、長期業務佔比極低，不可能一直維持高速成長。其中的道理萬峰總已經講得十分透徹。
第二，商業模式不可持續。一方面，萬能險產品的高結算利率容易引發利差損風險。另一方面，高渠道費用易產生費差損風險。這兩者使得保單的獲取成本高昂。
近兩年各公司公佈的萬能險結算利率，有60%左右介於4%－6%，絕大部分在銀保渠道銷售，加上管理費用以及渠道費用，按1.5%－2.5%算，負債端成本高達 5.5%－8.5%。事實上，個別公司的保單負債成本甚至更高。
一些公司的這類產品承受著經營虧損風險，隨著這些產品陸續到期，曾經賬面上的浮虧將轉變成現金流風險。另外，負債端的高成本也進一步加大了投資端的風險偏好。
第三，不利於彰顯壽險業的核心價值。躉交、短期的理財業務很難發揮壽險業期交、長期的風險管理和保障功能，使得壽險業的核心價值被弱化乃至邊緣化。
從成熟市場的發展經驗來看，壽險主要銷售期交、長期保單。2015年，日本個人人壽保險有效保單件數為1.60億，個人年金保險有效保單件數為2075萬，團體人壽保險覆蓋3875萬人，累計有效保單件數為2.20億張，當年日本戶籍登記人口為1.27億人，投保率為172.77%，相當於每人都有1.73張人壽與年金保險保單。
同時，日本個人人壽保險保險金額為858.60萬億日元，年金保險保險金額為103.60萬億日元，團體人壽保險保險金額為375.15萬億日元，累計保險金額為1337.35萬億日元，平均每張保單保險金額為608.97萬日元（約為32.8萬元人民幣），平均每人保險金額為1052.12萬日元（約為56.68萬元人民幣）。
我國臺灣地區也是如此。2015年，臺灣個人人壽保險有效保單件數為4793.46萬，個人年金保險有效保單件數為115.02萬，團體人壽保險覆蓋592.35萬人，累計有效保單件數為5500.84萬，當年臺灣戶籍登記人口為2349.2萬人，投保率為234.16%，相當於每人都有2.34張人壽與年金保險保單。
同時，臺灣個人人壽保險保險金額為37.47萬億新臺幣，年金保險保險金額為1.23萬億新臺幣，團體人壽保險保險金額為3.36萬億新臺幣，累計保險金額為42.05萬億新臺幣，平均每張保單保險金額約為76.44萬新臺幣（約為15.14萬元人民幣），平均每人保險金額約為179萬新臺幣（約為35.23萬元人民幣）。
成熟壽險市場發展的經驗表明，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人們對風險的關注逐步從過去的死亡風險轉向養老與健康風險，承保生存風險的養老金和健康保險業務佔比不斷提高。以美國為例，其2014年壽險業保費收入中，年金保險保費收入3615.86億美元，佔比55%；健康險保費收入1583.91億元，佔比24%；人壽保險保費收入1383.08億元，佔比21%。
從美國過去100年壽險業發展的歷程看，年金業務和健康保險在保費收入結構中的佔比不斷提高，都逐漸超越人壽保險。
20世紀70年代以前，傳統壽險佔據市場主導。但從70年代後期起，政府出臺的退休計劃稅收遞延政策提升了年金業務的需求，其增速超越健康險與傳統壽險，並分別於1982年和1986年在絕對額上超過健康險與傳統壽險，成為壽險公司最大的業務來源。
2006至2007年，政府對自由職業者健康保險支出的稅前抵扣比例從1986年的25%逐步增加到90%直至100%，健康險保費收入迅速增長並於2007年從絕對額上超過壽險業務保費，成為壽險公司的第二大業務來源。
因此，壽險業的轉型發展要回到壽險定位的常識上來。
一是像萬峰總著重強調的，從短期到長期，從躉交推動增長模式轉型為續期拉動增長模式。
二是從理財向“以保障功能為基礎，兼顧財富管理”轉型。壽險業要以健康險和養老險為主導，在稅收遞延和稅前抵扣政策支持下發展，擺脫與其他金融產品的收益率競爭，建立可持續的資產負債管理模式，為客戶和社會創造價值，成為養老和健康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當下的中國，改革是一種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確、學術正確與日常話語正確。保險業也不例外，監管部門官員、產業精英以及學術與研究界同仁，大都言必稱改革。但是必須指出，改革並不必然意味著走向正確。很多時候，被冠以“改革”名號的往往指向建立某種新制度，試圖用熱情的制度建構去遺忘和掩飾過去的錯誤，用改頭換面的自負理性治療過去犯下的種種錯誤。
因此，我們認為，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改錯，就是回到常識。之前錯了，違背常識，現在就需要改錯和回到常識。
監管從強制性命令到傳統規則
雖然萬峰總基本上沒有提及監管，但其報告對於保險監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萬峰總提出，壽險業轉型發展的業務平衡（“軟著陸”）策略包括：鎖定首年規模，加大期交力度；將續期的增量，作為躉交的減量；期交保費的年期要逐步延長。只要這樣，才能實現轉“大彎”，而不是轉“急彎”。
顯然，轉“急彎”會帶來嚴重的後果。2016年以來的監管風暴了加強對中短存續期產品的監管力度，有利於抑制部分市場主體的短期行為，彰顯保險的保障功能，但也使得部分壽險公司原來隱藏的現金流風險顯性化。
一方面，中短存續期產品面臨退保和滿期給付雙重壓力，另一方面，業務收入急速收縮，這使得之前依賴新單現金流入補足給付缺口的模式難以持續，造成一些公司面臨較為嚴峻的現金流風險。
2017年一季度，人身險行業經營性現金流入同比減少8.30%，經營性現金流出同比增加51.49%（其中，滿期給付同比增長12.89%，以中短存續期業務為主的退保金同比增長60.17%），22家公司經營性現金淨流出，部分資產驅動負債型公司流出金額超過10億元。目前人身險行業的現金流風險還在呈加大態勢。
目前的監管環境為壽險公司轉“大彎”而不是轉“急彎”留下多少空間，這是當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對於不少壽險公司而言，其目前面臨的最突出問題已經不是“轉型發展”，而是“現金流風險”帶來的巨大挑戰和壓力。
與之相關，此輪“監管風暴”的背後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維持保險市場運作的是漫長商業演化中形成的傳統規則與公正合理的制度，而不簡單是強制性的命令或人為規則。
事實上，監管部門不停地發文，市場從不缺人為的規則和強制性的命令，但仍然缺乏符合常識的傳統規則與公正合理的制度。因此，監管有必要從強制性命令回到傳統規則，通過制定、維護和恪守“抽象的、一般正當行為規則” ，這樣才能杜絕各種形式的行政審批、管制以及蘊含其中的權力機關的理性自負，維護市場自由，實現法治與減少控制和干預，使市場在演進中生成秩序。
壽險市場有效性的制度基礎
萬峰總在報告的最後說，壽險業要實現轉型發展，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壓力”。我的問題是，需要耐的是什麼寂寞？需要扛的是什麼壓力？
以我的理解，現行體制特別鼓勵你看短期，不看長期。但“看得見”的短期終究是不可持續的，“看不見的”長期才是重要的。躉交保費在短期“看得見”的利益很大，但在長期其“看不見”的危害很大。相反，期交保費在短期“看得見”的利益似乎有限，但在長期其“看不見”的利益很大。
我們要像經濟學家巴斯夏那樣，認真探究目前保費增長模式中“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即需要作這樣的選擇：是追求當下的好處，不管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壞處，還是寧願冒當下小小不幸，追求未來的較大收益。
保險市場可持續發展的真正障礙，恰恰是功利籠罩下的浮躁、逐利衝動及短視。事實上，保險行業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存在著“唯增長”的導向與“保費衝動”的強烈偏好。基層公司的“保費衝動”源於上級公司的考核導向，而公司的“保費衝動”則源於有關政府部門對保險公司的業績考核和管理評價。公司的保費收入規模事關相關部門對其進行業績評價、職位升遷甚至重要的會議排名和座次。
在保險市場時間稍微長一點的人對於體現行業增長導向的話語一定都不陌生，比如“統一思想、加快發展”、“又好又快、做大做強”等。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保費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保險行業崇拜的偶像，即將不具有絕對價值的保費增長變成具有絕對價值，並且讓它成為保險市場發展的中心，這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偶像崇拜。
在我看來，“保費偏好”是有其產權基礎的。保險企業大都是國企，國有股東在保險公司中處於控股地位（實際控制人），不僅國家股東（財政部、匯金、社保基金等）控制重要的保險公司，而且央企和地方政府也控股各類保險公司。張維迎老師之前的研究表明，國企負責人決策時會更多地考慮控制權收入，而不是現金收入。原因在於現金收入屬於國家，而控制權收入則主要由擁有決策權的政府官員和經理人享受，這就決定了以國有資本為主導的保險業，天然地具有“保費偏好”的傾向，容易看短期，而不是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同樣，在國有資本主導的產權結構下，行政任免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職業經理人市場。而任免國企的相關部門和官員，其權力和責任不對稱，這種機制使得其難以選擇真正具有企業家素質的企業領導人。
這種行政任免更大的可能是基於個人關係和政治上的效忠，而不是企業家素質和業績。而一些國企的負責人也很有可能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政府官員，而不是企業經營者；其職業追求更多的是仕途的升遷，而不是長期在企業工作；其更可能追求短期利益作為升遷的政治資本，而沒有基業長青的動力，從而可能為短期利益損害企業的長期發展。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其背後一整套維護個體正當權益的制度和規則，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維護這套制度和規則，保障無數的個體實現自己的目標。保險市場也同樣如此。我們關注的重點似乎不應該是增長目標本身，而是如何矯正和維護保險市場運行的制度和規則。
因此，寂寞和壓力來自於產權結構和體制。為了讓更多的職業經理人能夠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壓力，重要的是讓壽險市場的發展具有基本的制度基礎，包括分立的產權制度，這樣才能為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提供最基本的條件。
有了分立產權的制度基礎，險企才能夠學會“長大長強”，而不是“做大做強”。毫無疑問，保險市場變“大”是努力方向。原因在於，市場經濟是普惠大眾的經濟，企業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競爭誰能給更多的人提供服務。規模越大，服務客戶越多，獲得利潤的能力越強，但其前提是始終要盯著價值創造。
同時，企業是生命體，這就意味著企業是長大長強的，而不是做大做強的。目前市場充斥的是一些所謂“做大做強”的邏輯，而不是尊重生命體規律的“長大張強”的邏輯。萬峰總的報告告訴我們，通過長期期交業務，一家壽險公司如何可以慢慢長大、長強。
有了分立產權的制度基礎，職業經理人才能更容易學會“審慎”。對於萬峰總所說的“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壓力”，我換一個說法就是“審慎”。審慎是職業經理人的首要美德，與耐心、剋制與堅毅相連。審慎要求遏制心中追求速度這頭衝動的怪獸；審慎要求有耐心，在眾聲喧譁之下學會剋制；審慎要求根據長遠而不是近期後果來衡量決策；審慎要求我人本質上無知面前的謙卑，敬畏市場的作用機制和規律。
觀念是重要的
萬峰總對壽險業的增長模式秉持這樣的觀念，並運用於新華的轉型實踐中，目前已經取得了相當的成效。2016年，新華保險在躉交業務減少117億元的情況下，保費規模略有增長；從保費結構上看，首年期交業務236.85億元，同比增長41.3%；從年期結構上看，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費收入141億元，同比增長23.2%。可見，新華的保費增長模式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轉變。這種價值導向的轉型也使得新華保險2016年實現新業務價值104.49億元，同比增長36.4%。
可見，觀念很重要，不同的觀念決定了轉型的不同方向及其路徑選擇。
在經濟史上，哈耶克、凱恩斯的學術觀點非常不同，但他們都一致認同觀念的重要性。
哈耶克說：“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凱恩斯則說：“我確信，與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過分誇大了。……不論早晚，不論好壞，危險的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可見，他們都認為觀念很重要，而且觀念是可以超越利益的，因為對於利益的認知本身也是由觀念塑造的。正如劉瑜在《觀念的水位》中所闡釋的，一個更好的社會，更好的制度的降臨並不是“自動”的，觀念的變化是必要環節。觀念的重要性決定了要有思想的市場，以便不同的觀念之間可以相互競爭。
科斯曾說，回顧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歎不已，往前看，未來光明無量。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重要問題，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中國保險市場也同樣如此，如果缺乏思想市場與觀念競爭，“統一思想”的結果將可能是出現系統性的錯誤。只有建立開放、競爭、自由的思想市場，才能培育寬容，避免偏見和自負。今天萬峰總就是在傳播觀念，“燕梳思享會”就是在搭建觀念交流的平臺，你們的共同努力就是有益於中國保險思想市場的建設。
再次感謝萬總的精彩報告，謝謝“燕梳思享會”的邀請，謝謝在座的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