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夏，天津大熱大旱，人心騷動異常，一個謠言，一個憤怒的出口就能將整座城市點燃。
結果就來了這麼一個可怕的謠言。
因為大旱帶來的大疫，洋人育嬰堂在這年夏天因疫病死掉了三四十名收養來的孤兒，大概是埋的比較草率，這些夭折的孤兒不久就被野狗從墳中叼了出來。
有人在墳場看到了這些被掏吃一空的夭折孤兒，加之這年春天城中又屢有幼兒失蹤的事，於是一個可怕而荒謬的謠言迅猛地傳播開來——洋人開辦育嬰堂是幌子，實際上他們為的是取幼兒的心肝、眼珠做藥引子。
當時的百姓原本就痛恨這些橫行在“天朝”的洋鬼子，所以謠言一起，他們便有了湧向洋教堂找洋人復仇的憤怒和衝動。恰在這時，一個叫武蘭珍的雞鳴狗盜之徒在拐騙幼兒時被抓了個現行，為了活命，他順勢便將手裡的迷藥栽贓到了望海樓洋教堂身上。
就這樣，謠言在謊言的作證下成了“真相”。
很快，望海樓洋教堂被憤怒的人群包圍了，這裡有血性的漢子，也有唯恐天下不亂的地痞混子。
憤怒的人群要求押武蘭珍來與望海樓教堂對質，天津知縣照辦了。當發現武蘭珍所言為誣陷造謠後，老百姓的憤怒雖還在，但出口其實已經堵住了。
誰知，囂張跋扈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卻並不買賬，在這位即將慘死的洋鬼子看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應該派兵鎮壓才對。為此，他找到了崇厚，要求對方即可派兵鎮壓。
崇厚不從，豐大業竟用開槍恐嚇的方式表達了他的不滿。
說來這洋鬼子也該死。從崇厚官邸回來的路上，這洋鬼子剛好又遇到了天津知縣劉傑。可能是一貫趾高氣揚慣了，見到劉傑後，這洋鬼子是又訓又罵又辱，劉傑只反駁了一句，這洋鬼子居然拔槍就打，若不是他的侄子搶上前去擋了這一槍，劉傑可能當場就掛掉了。
這一幕被周圍的百姓看見了，一句“洋鬼子開槍殺人了！”天津城的憤怒隨即被徹底點燃了。
一場針對洋鬼子的仇殺下來，除了豐大業和他的隨行祕書西蒙被砸成了肉醬，另有十名修女、兩名神父、兩名法國領事館人員、兩名法國僑民、三名俄國僑民以及三十名中國信徒死於非命。
此外就是望海樓教堂、仁慈堂、法國領事館以及英美兩國的四座教堂等建築統統被焚燬了。
這就是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必須承認，在這場針對洋鬼子的仇殺中，有民間的憤怒，也有地痞混子的罪惡。那三名俄國僑民就是死於地痞混子的罪惡，他們只是遊客，跟教堂全無關係，被殺只因為三名地痞混子想趁亂殺人越貨。
消息傳到京城，清廷震驚萬分。
就在清廷思量對策時，法國公使當面警告總理各國事務的恭親王奕訢，法蘭西帝國的艦隊正在待發，隨時準備越過重洋，進抵天津。
事態很嚴重，該怎麼辦呢？
主戰派叫囂，應趁機把天朝的洋人趕盡殺絕；主和派認為，此事必須委曲求全，盡力化干戈為玉帛。
但慈禧與恭親王想的更多，更深。
以下這一幕，也算是晚清歷史中很耐人尋味的。
當奕訢把洋人的態度稟報給慈禧時，慈禧沉思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才說，此事得派壓得住檯面又顧全大局的重臣前往處理，洋人要寬，輿情要顧。
聽到這話，奕訢說，太后聖明。
這時，慈禧問，你看派誰去為好？
奕訢答，曾國藩適宜。
慈禧點了點頭，以示不謀而合。
後世解讀這“君臣”二人的不謀而合，有一種看法，慈禧謀的是帝王術，奕訢謀的是一片苦心。
要把這其中的意味聊透，最好還是從曾國藩接到上諭的反應說起。
接到辦理天津教案的上諭時，曾國藩剛從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兩江地盤調來直隸不久。此時的曾國藩五十九歲，肝病嚴重，右眼基本失明。雖然身體已經朽壞了，但他剿滅太平天國的威望盛名還在，他一手打造的湘系勢力在江南實際上也還存在。
地盤在兩江，勢力在兩江，人卻在直隸，這是慈禧治下的一種平衡。但很顯然，這種平衡並不能讓慈禧徹底放心，雖然曾國藩振臂一呼，北上自立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但他的統帥之實還在。
統帥之實在，湘系勢力就在；湘系勢力在，兩江地盤鐵板一塊的事實就在。
怎麼才能打破兩江鐵板一塊的事實呢？
要麼是曾國藩死了，要麼是曾國藩的威望盛名不存在了。
所以，曾國藩裁軍後面臨的挑戰遠遠沒有結束，而他接到的這封上諭就是他逃不過乃至贏不了的挑戰。
慈禧在上諭中要求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要“持平辦理”，要“順輿情而維大局”。簡單說就是讓洋人滿意的同時還不能失了民心。
讓洋人滿意必失民心，不失民心必得罪洋人，天底下最燙手的山芋莫過於此！
接過這極燙手的山芋將意味著什麼？曾國藩甚至認為此次津門之行自己很有可能會身敗名裂而死，所以在臨行前，他備下了棺木，並給兒子留下了遺囑。曾國藩在遺囑中說，“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
完了，曾國藩又說“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
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發出疑問，難道曾國藩不能推了這“跳火坑”的差事嗎？在當時，曾國藩若以重病為由，的確可以推掉。但國家危難，事又發生在直隸轄區，他這個直隸總督若執意推掉，不僅有損他一世威名，更無法向世人交代。
所以說，這火坑既是天意，也是慈禧借天意的算計，曾國藩想繞過去根本不可能，他能做的唯有盡力而為，儘量避免引火燒身。
下面咱們就來看看曾國藩是怎麼盡力而為的？
一到天津，基於對教案概況的瞭解，曾國藩第一時間張貼了一篇《諭天津市民示》。通過這篇告示，曾國藩告誡天津士民，好義剛強之氣要引入正道，對教堂傳聞要查訪確實，不能以憤報憤，以亂招亂。
除了這一貫的“打脫牙和血吞”的正道君子忍辱精神，曾國藩還苦口婆心地奉勸天津士民，與洋人十載講和，得來不易，萬不能一朝激變，荼毒百姓。
但在群情激憤下，這樣的君子正道，這樣的忍辱和戎，天津士民似乎並不怎麼買賬，相反覺得他這是在指責士民，獻媚洋人。
換是左宗棠的話，恐怕不會這麼軟；換是李鴻章的話，恐怕不會這麼正。
但這就是曾國藩。
隨著調查的深入，曾國藩逐步瞭解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與此同時，法國公使所提的四點要求也擺到了他的面前——第一、原樣修復望海樓教堂；第二、禮葬領事豐大業；第三、所有凶手立即正法，天津道員、知府、知縣三禍首必須在十日內斬殺以表誠意；第四、賠償經濟損失五十萬兩白銀。
在忍辱和戎的主張下，是非曲直曾國藩可以不去深究，修教堂、辦葬禮、賠銀子亦可以勉強同意，但斬殺三名朝廷要員，這一條曾國藩無論如何無法同意，也不能同意。
權衡之後，曾國藩給出了裡外兼顧的最終態度——
對法國人，另三條好商量，殺人一條，就地正法的凶手可以認定為二十名，三名朝廷要員只能問責發配軍臺效力。
對國內輿情，天津士民的積憤要安撫，是非曲直的公道話要講，三名發配軍臺的朝廷要員權當為國忍辱負重，要發撫慰銀兩，事態平息後要重新啟用。
客觀地講，從顧全大局的角度看，曾國藩的這番處理也算是無可挑剔了。
當時的法國因為普法戰爭迫在眉睫，無力東顧下，他們其實已打定了見好就收的算盤。遺憾的是，曾國藩對此卻並不知情，這就給後來接手的李鴻章留下了大蛋糕。
而清廷的態度呢，如果說一開始慈禧是借天意算計為難曾國藩的話，那當曾國藩將整個事件的調查處理報告遞上來的時候，慈禧的險惡用心就顯露無疑了。
她幹了什麼呢？
慈禧以朝廷的名義將曾國藩的調查處理報告公佈與眾了，而且是用斷章取義的方式。關於此事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關於曾國藩為天津士民辯解的內容統統被刪除了，公佈出來的盡是與法國人和戎的內容。
天下士民看到如此“媚外”的東西，豈能不憤怒！豈能不罵曾國藩為“賣國賊”！
曾國藩這一世威名毀得可以說是有口難辯，鬱悶之極！
縱觀整個事件，慈禧的真正用意其實正在這裡，她最終要的就是借這事讓曾國藩徹底汙掉，從此再無號令的威名。
讓這一用意更鮮明的還有其後。當曾國藩被徹底汙掉後，慈禧隨即調來了“善耍痞子腔”的李鴻章來做最後的收尾工作。
風水輪流轉，剿太平天國時，運氣在曾國藩那裡，到了這曾下李上的時候，好運氣就盡在李鴻章那裡了。耍一些痞子腔調，玩一些圓滑手段，搞一出用其他死囚替死的偷樑換柱，再抓住法國人無力東顧的正當時軟磨硬泡，將處死的人數由二十人降到十六人——等這些做完，李鴻章儼然成了國之棟樑，民之英雄。
其實不過是汙水都潑到了曾國藩身上，李鴻章再來，不退則榮！
搞汙搞臭一個人不算狠，同時樹起一個光輝人物壓著才算高明！
再說恭親王奕訢，之所以說恭親王在此事中謀的是一片苦心，有人認為這其中的手腳是他做的，不為險惡，只為曾國藩能沾汙自保。
看透這一切，再來讀曾國藩身敗名裂時，世人送他的那副對子，味道就濃了——
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
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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