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萬變380萬，這是今年最勵志的撿漏故事！不服來辯！

6月7日晚續近5個小時保利古董珍玩五大專場所匯合的“大夜場”再次發力，為總成交額又貢獻了3.32億，千萬元成交拍品為4件，其中，有75件以超最高估價成交。

而在如此之多的古董中，乾隆皇帝的這方寶璽可謂是“鶴立雞群”，不僅僅是因為它和乾隆之間的親密關係，而是它也富有傳奇色彩的一段“拍賣經歷”。

去年，這枚寶璽曾在西冷拍賣中亮相，但因當時考據問題並未證實出它的“真實身份”，現場僅以1.8萬的價格成交，而今年在6月6日的保利春拍中，纏絲南紅瑪瑙朱雀鈕寶璽‘叢雲’ 以380萬的價格落槌，一年之間成交價相差數百倍，這絕對是今年最勵志的撿漏故事。

根據目前的權威學術考證，乾隆皇帝一生之中製作的寶璽多達1800多方，用途各異，其製作也各具匠心，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如今我們能夠在市場上覓得一方乾隆御用寶璽的機會，實在並不多。市場所見的乾隆玉璽，最貴的賣到過一兩億，而有的則遠遠達不到這樣的價位。

決定一方寶璽市場價值的，小編個人認為因素眾多，比如大小級別、所用材質、印文內容、遞藏經歷等等，但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因素，絕對不能被忽視，那就是——這方寶璽和乾隆皇帝之間的“親密程度”了，試想，一生中擁有1800多方寶璽的乾隆大帝，估計有的璽印他連摸都沒有怎麼摸過吧。

而在大保利春拍上，這方小小的寶璽，我們竟然能夠輕輕鬆鬆的數百幅清宮舊藏書畫中找到它的存在，你說，它有多重要？！這便是保利春拍上的纏絲南紅瑪瑙朱雀鈕寶璽——“叢雲”

這方“叢雲”寶璽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清代帝后寶璽印譜》中都能夠找到其著錄，而有趣的是，在嘉慶朝的著錄中，我們看到其印面右側有一處小小的磨損，而到了道光朝，左側又缺少了一點。

剛才我們說到，如今已經查到數百幅清宮書畫中都找到了這方寶璽的存在，從乾隆到道光三朝印譜著錄的印文變化，也留下了這種歷經反覆使用後而磨損的痕跡。

由於篇幅關係，以下我們引用權威清宮玉璽專家郭福祥先生的考證文章，朋友們對於這方“叢雲”寶璽將會有更多的專業瞭解呢。

關於乾隆帝“叢雲”南紅瑪瑙小璽

郭福祥

在清宮，印章是十分重要的文房用品，它和帝后的日常文化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繫。展閱御府書畫，鈐於其上的林林總總的各式帝后印章顯示出它們各自流傳的經歷，觀摩之餘，總能給人一種別樣的享受。環視宮中殿宇，鮮活的帝后印章遺蹟更是比比皆是，它們與眾多的牌、匾、聯、額一起，構成了宮殿建築室內外裝飾裝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皇帝璽印及其使用遺蹟廣泛分佈於各類宮廷文物之中，成為宮廷收藏的重要鑑別依據。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刻制了大量寶璽，或用於御筆書畫的鈐蓋，或用於書畫和典籍的鑑藏標識，成為此一時期宮廷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證。

其中有一類通用小璽，它們基本上製作於乾隆早期，形態多樣，印文多為吉祥詞句或成語，使用頻率很高，並且繼續被後來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所使用。此方“叢雲”小璽就是其中之一。

此璽南紅質地，圓雕朱雀鈕，通高2.7釐米，印面寬1.05釐米，厚1.65釐米，印文為陽文“叢雲”二字。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嘉慶寶藪》和《道光寶藪》中都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材質、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完全相合，可以確定此璽為乾隆皇帝寶璽的真品。這裡將有關此方小璽的資料臚列於後，並略作分析，以便於有興趣者鑑賞之。

關於皇帝御書鈐用寶璽的印文，乾隆皇帝曾有過相當精闢的論述。他說：“夫天子宸章，擇言鐫璽，以示自警，正也。即偶寓意別裁，然近玩物，不足為訓。”認為皇帝的印章要充分體現自己的性情和意志，要有感而發，有針對性地刻制，從而起到警示自己鞭策自己的作用。

他同時還給出了一些可為典則的實例：“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猶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而此方“叢雲”小璽的印文從字面上來看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意義，應屬於“寓意別裁”之列。但選取這樣的文字刻制寶璽對乾隆皇帝而言也並非毫無緣由，而是有其原因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皇帝病逝，二十五歲的皇四子弘曆繼承皇位。九月三日，弘曆在太和殿登基，大赦天下，宣佈明年為乾隆元年。弘曆也同時移住養心殿，成為養心殿新的主人。繼位後不久，乾隆皇帝便開始了對養心殿的改造，這一工程至乾隆元年（1736）年底基本完成。在現存關於養心殿改造工程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條記錄：乾隆元年“十月初六日首領夏安來說，宮殿監都領侍蘇培盛交：養心殿西暖閣仙樓上用御筆‘長春書屋’匾文一張、‘叢雲’匾文一張……。傳旨：‘長春書屋’匾文著做紅蝠流雲邊匾一面，‘叢雲’匾文做著色石榴式匾一面……。於本日首領夏安、太監張良棟交出御筆挑山一張、對三副、福字一張、戴臨敬書橫批一張，其匾文二張俟擬準之日另行交出，欽此。於十月初七日首領夏安持來著色石榴式匾小紙樣一張，宮殿監都領侍蘇培盛奉旨：‘叢雲’匾做石榴式樣，著郎世寧畫，欽此。於十一月十三日做得長春書屋匾、對等件並託裱挑山、福字等，柏唐阿圖拉、拴住持進懸掛、貼落訖。”

其中明確記載當時乾隆皇帝為養心殿西暖閣仙樓題寫了一塊“叢雲”匾額，並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設計成石榴式樣，由當時在宮廷服務的著名傳教士畫家郎世寧執筆繪製。說明早在乾隆元年，乾隆皇帝就為養心殿西暖閣題寫了“叢雲”匾額。該匾額在後來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編輯完成的《國朝宮史》相關部分中沒有收錄，極有可能那個時候該匾已經不在此處。可能的去向就是圓明園中的保合太和殿，因為在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欽定日下舊聞考》中記載，在圓明園保合太和殿西暖閣內就懸掛有一塊“叢雲”匾額。

我們知道，乾隆時期許多御用寶璽的印文來自於他為各個宮殿題寫的匾聯，如“得句因新意”、“耽書是宿緣”璽就是乾隆皇帝為弘德殿題寫的對聯，“新藻發春妍”璽則是他為養性齋題寫的對聯。而“朗潤”、“鑑古”、“芝田”小璽則來自於他為建福宮各殿題寫的匾額。出於同樣的做法和思路，乾隆皇帝用為養心殿題寫的“叢雲”匾的匾文刻制小璽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清高宗御題鄒一桂花卉冊 （局部及鈐蓋處）《劉益謙、王薇夫婦藏重要中國書畫精品集》p94-95

從現有的資料可知乾隆皇帝曾經刻制了不止一方“叢雲”璽，而最早的“叢雲”寶璽刻制記錄是在乾隆三年（1738）。這一年四月“初六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高玉交白玉套圖章一件。傳旨：著照樣做一件，欽此。於本年六月初一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白玉套圖章一件，並原樣一件持進交太監毛團、高玉呈覽。奉旨：將原樣留下。其新做圖章外層上圓著刻‘惟精惟一’，下方刻‘所寶惟賢’。 二層上圓刻‘乾隆宸翰’，下方刻‘叢雲’。三層上圓刻‘旰食宵衣’，下方刻‘人情為田’。先篆樣呈覽，準時再刻。欽此。於本年七月初十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畫得上圓‘惟精惟一’陽文、陰文，‘乾隆宸翰’陽文、陰文，‘旰食宵衣’陽文、陰文。下方‘所寶惟賢’陽文、陰文，‘人情為田’陽文、陰文圖章紙樣一張，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第一層上圓‘惟精惟一’準鐫刻陽文，下方‘所寶惟賢’準鐫刻陰文。第二層上圓‘乾隆宸翰’準鐫刻陰文，下方‘叢雲’準鐫刻陽文。第三層上圓‘旰食宵衣’準鐫刻陽文，下方‘人情為田’準鐫刻陰文。欽此。於乾隆四年五月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將做得白玉套圖章一方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這方白玉“叢雲”璽是一組三層套印中的一方，於乾隆四年五月完成並使用。而此方瑪瑙“叢雲”小璽沒有相關的製作記錄，具體的製作時間也不清楚。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冊乾隆皇帝於乾隆九年（1744）以前創作的《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冊，內繪葵、海棠、菊、桂、蘭、石竹六種秋季花卉，每種又配以對幅詩文，其中在桂花一開的畫幅右側鈐此“叢雲”璽，應該是該冊創作後不久鈐蓋上去的。由此可以推斷此方瑪瑙“叢雲”小璽製作於乾隆九年以前，屬於乾隆皇帝的早期御用小璽。

高宗純皇帝御筆皋塗精舍詩李世倬繪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著錄於《欽定石渠寶笈三編》卷二十五

據不完全統計，僅《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收錄的作品中就有超過80件鈐蓋此方小璽，如果加上已知的沒有被《石渠寶笈》著錄的鈐蓋有此璽的作品，總數當在百件以上，應該說此璽的使用頻率是相當高的。通過對以上作品鈐用狀況的分析，可以得知此璽的鈐蓋使用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作為乾隆皇帝御筆書法和題記上的引首章使用。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李世倬《皋塗精舍圖》軸中，有乾隆十二年題詩兩首及三十二年、三十四年題詩各一首，其中乾隆十二年《丁卯暮春五日遊玉華寺皋塗精舍有作》題詩中，起首部分即鈐此璽。是為此璽用作御筆引首章之一例。二是作為御筆書法和題記上的壓腳章使用，或單獨或與其他小璽配合鈐用。如《石渠寶笈》著錄的《董邦達田盤勝概圖冊》中，在第三幅“層巖飛翠”和第十一幅“舞劍臺”的乾隆御題詩後面都鈐有此璽，是為用作壓腳章之一例。三是在小幅御筆書畫上鈐用，這種情況一般根據書畫上的空餘之處相機鈐蓋，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在位置上沒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鈐用的實例除了前面提到的臺北故宮藏《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冊外，臺北故宮所藏《題明董其昌雜書》冊中也有使用。此冊最末一幅有乾隆十一年（1746）御筆對董其昌書法運實於虛的心得和仿董其昌米家山水畫，畫幅右下角即鈐此璽。四是作為騎縫章鈐用，這種用法在乾隆時期宮廷書畫收藏的裝裱中相當普遍。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御筆《仿李迪雞雛待飼圖》，在“絜矩民天”引首紙與畫心紙之間的隔水接縫處上鈐“聊以觀生意”璽，下鈐“叢雲”璽。又如臺北故宮藏乾隆御筆《御臨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並圖》中，在每開的畫心與裱邊的四角接縫處都各鈐一不同的小璽，此方“叢雲”小璽即被鈐蓋在首開的右下角接縫處。 而一些宮廷收藏的古代書畫名作，在乾隆時期宮廷重新裝裱後，在各部分與隔水的接縫處，或者在畫心紙絹的接縫處，多鈐蓋乾隆皇帝的小璽，此方“叢雲”小璽也往往在其中。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馮承素摹《王羲之神龍本蘭亭序》、顧愷之《洛神賦圖》卷等都是如此。這種鈐蓋有騎縫小璽的作品，通過小璽的鈐蓋將裝裱的各個部分連在一起，以後一旦重裱或割裂，鈐蓋的小璽便被破壞，無法保持裝裱的完整。或許這種在裱邊或絹紙接縫處鈐蓋騎縫小璽的做法，更多的是出於保持乾隆宮廷原裝原裱的完整度和持久性而採取的措施。

此方小璽在乾隆、嘉慶、道光寶藪中都註明材質為瑪瑙，這與實物是一致的。將該璽印面與三帝寶藪中的印本對比，印面殘損的過程一目瞭然，狀況與實物也非常一致。該璽之材料色彩豐富，下部為紅白相間的紋理，切割成印體，上部利用紅色雕刻一隻朱雀，似浮於水面之上，翅膀、羽毛、頭部雕刻精細，栩栩如生。印體中上部四周刻一道弦紋和卷葉紋，線條有力而流暢。該璽俏色運用得當，顯示出製作者很好的設計和對印料的掌控能力，體量不大，但顯得極為可愛。

綜上所述，該璽是乾隆皇帝早期御用小璽之一，在乾隆御筆書畫和清宮收藏的古書畫上曾廣泛鈐用。對它的考察，可以豐富我們對此類小璽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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