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2月23日，清朝首富伍秉鑑給他在美國的朋友寫信說，如果不是年紀太大，經不起漂洋過海的折騰，他十分想移居美國。要知道，1842年的美國不是值得嚮往的樂土，而且要遠走異鄉，天涯漂泊。那麼他為什麼還會有這個想法呢？
伍秉鑑是“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主要來自對外貿易。對外貿易容易發財，但經營的風險也不小。許多行商因為積欠官方稅銀或外國商人債務而倒閉、破產，被抄家、下獄、充軍。
而且，當時商人在中國社會身處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儘管他們發財之後也可以花錢捐官戴上“紅頂子”，但實際上命運還是不由自己掌控。十三行商人的破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商業利潤被官方抽空。
在官方看來，行商是一塊肥肉，可以隨便找個理由甚至製造理由罰款。一旦發現外商違反規定，負有擔保責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貨稅的罰款。
官方還動輒要求行商捐獻財產，如遇到戰爭、水旱災害或皇帝生日，行商要主動捐款，時稱“捐輸”或“報效”。據統計，1773年至1835年間，見於官方檔案材料記載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達508.5萬兩，實際捐數當遠不止此。行商們還經常受到官吏個人的勒索，稍不遂意，大禍立至。伍秉鑑曾被比喻成“一隻容易被剝光的肥羊”。
行商資格的獲得有時候也不是完全自願的，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伍秉鑑要求退休而不得，花了90萬銀圓的代價才將位置改由他兒子頂替，但官方仍要他負擔所有行商一切的責任，他又表示願意捐獻2600萬銀圓中的80%給官方，以求安享餘下的20%財富，但仍不能如願。
除了大清官方，外國人也不是善茬。大清官方讓行商代為“管理”外國商人，但外國商人與行商不過是貿易伙伴，哪裡會受其管制？由於大清帝國的外貿制度不合現代國際貿易要求，外國商人一直反對和抗議，行商就成了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
在鴉片戰爭爆發前，伍秉鑑曾經想充當調停人，避免戰禍的發生。但盛怒的林則徐是不會聽從他的建議的。作為行商之首，他的繼承人、兒子被逮捕入獄，他則被套上鎖鏈，押往英國大鴉片販子顛地創辦的寶順洋行，成為催促顛地接受傳訊的籌碼。林則徐稱，如果顛地拒絕前往，伍秉鑑將被處死。顛地則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這種威脅於不顧。
鴉片戰爭也讓伍秉鑑破財，1841年5月，清軍戰敗，被迫向英軍交納600萬銀圓的贖城（廣州）費，伍秉鑑交了110萬元。《南京條約》簽訂，要求賠款2100萬銀圓，其中300萬是商欠，伍秉鑑交了100萬。
在民族危難之際，伍秉鑑作為富人，即便出多少錢我們都認為是應該的，畢竟國家、民族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何況伍秉鑑有那樣的財力。但在大清帝國的統治下，商人不過是官吏斂財的對象，其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都是完全沒有保障的，個人尊嚴就更不用說了。
對於商人伍秉鑑來說，既然無法改變現實，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選擇。耄耋之年的伍秉鑑已經看透了時局，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國。
對伍秉鑑信中流露的心態，臺灣學者陳國棟的評論是恰當的：“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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