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東祐亨，甲午戰爭時以海軍中將銜任聯合艦隊司令官，戰後因功封子爵，升海軍軍令部長。日俄戰爭時任大本營海軍幕僚長，後受封為伯爵，獲海軍元帥稱號。
《孫子·謀攻》中說“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伊東祐亨1886年以海軍省第一局長兼海軍大學校校長的身份接待了來訪的清國艦隊，在參觀了定遠艦後他認為：“如果現在和清國開戰，沒有勝利的可能，只要‘定遠’和‘鎮遠’兩艦就能把全部常備艦隊送到海底。”
而後清朝由於自身政治腐敗和控制漢臣實力的因素，海軍實力不增反減，比如甲午海戰中，日本海軍的頭號戰艦“吉野號”，此艦原本是清朝政府向英國定做，卻因為慈禧太后要辦六十大壽，海軍衙門將造艦預算挪用為禮金。而日本政府卻趁機傾全國之財力購買此艦，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飾，日本商人和民間發起了“‘吉野號’募捐會”，後來募集到的銀兩可以買三艘“吉野號”，中日實力一減一增。
甲午海戰，在清朝朝廷內部始終有人認為這是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而日本是進行了全國總動員，日本天皇將大本營從東京遷到廣島，舉國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就這樣全部壓到了前線。
1894年(明治27年)7月16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開戰，將已經改名為“西海艦隊”了的警備艦隊和常備艦隊組成“聯合艦隊”，由伊東祐亨海軍中將為司令長官，準備參加甲午戰爭。甲午海戰爆發後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清政府花費數百萬兩白銀打造的北洋水師在與日本聯合艦隊的一系列激烈交戰後，一敗於豐島，再敗於黃海，損失慘重，退守威海衛基地。
從軍事的角度講，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從來不是簡單的軍事力量的博弈，需要全面的從各個方面尋找對方的弱點，然後輔以軍事行動，達到最終目的，這也是名將和優秀將領的最大區別，或者說“帥才”和“將才”的區別。
伊東祐亨的確是帥才，既有西方先進的海戰素養，而政治觀察力又很敏銳，更重要的是對中國這個作戰對手的全面客觀的研究態度。取得黃海大戰勝利後，他根據對清軍和清政府的瞭解（見後文勸降信），大膽登陸山東半島，從陸上包了北洋水師的餃子，逼迫清軍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岸炮臺炸掉，使北洋海軍喪失了防禦中有利的支撐點。其海戰手段也有亮點，用兩艘小小魚雷艇，相繼擊沉北洋艦隊來遠、威遠兩艦，把丁汝昌的旗艦“定遠”號打的被迫擱淺，無疑是取得了對北洋海軍戰術上和精神上的雙重勝利。
之後日軍水陸合圍北洋艦隊基地劉公島，北洋艦隊就此陷入絕境。這時候伊東祐亨寫了封《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致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書》，勸降丁汝昌，該書文采斐然，古文功底極深，用典妥當，其中對清朝敗亡的原因點的明明白白！小編“歷史照進現實”節選出來：
“ 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必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梯階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復能行於今日乎？
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不以去舊謀新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
看看，這就是當時一個日本將領對清朝弊端的見解！放到現在，也可以拿去做結論。
甲午海戰後，由於清朝的內部政爭，幾乎所有參戰的淮軍將領都被清洗了，其中原本包括丁汝昌，已經被要求押回北京待審，只是李鴻章力保，認為北洋水師在退回威海後唯有丁汝昌能鎮住場面，清廷才勉強將其留用。
而在劉公島被圍後，在內無彈藥、外無援軍，丁汝昌除了投降外是必死局面，他即便突圍，也逃脫不了朝廷的處決。千古艱難唯一死！他拒絕了伊東祐亨的招降，將提督印截角作廢，服毒自殺。
丁汝昌死後，清政府內的清流黨、頑固黨人交相攻擊，光緒帝下旨“籍沒家產”，不許下葬。丁汝昌的子孫輩被迫流落異鄉。直至宣統二年（1910年），經載洵及薩鎮冰等人力爭，清廷為丁汝昌平反昭雪。
古往今來，一怒之下憤而投敵的李陵好做，而幾十年不改其節的蘇武難當！
丁汝昌在軍事上，的確有不當之處，難辭其咎！但他的死，盡了他那個時代軍人，特別是海軍軍人的本分。如果丁汝昌投降東渡日本，那甲午戰敗對中華民族的震撼和激勵會褪色不少，都說百年海軍，中國海軍雖然未正經打過一次大勝的海戰，但幸運的是它有魂，這個魂就是“雪恥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