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百年的爭論：秦檜可以被翻案嗎，理由在哪，又何以不得人心？

一些歷史的定案，不是學術研究那麼簡單。它往往凝匯著民族集體的共識，有其泰山難移的確定性。

現存宋畫《八相圖卷》中的真實秦檜像.畫作於秦檜在世之日，作為其壽禮而呈.畫藏故宮博物院

因此，當時代前進，認識更新，倘若以“真相”為名，試圖用新觀念重審歷史舊案，當然會有很多不妥當的地方。有些“重新發現”，甚至會勾泛起無窮無盡的情感恩怨、乃至難被寬恕的公憤。

尤其是現在，求知為名，翻案風下，各種常識、各類認知，在流量為王時代，屢屢被反轉質疑，被攻城陷地。太多新奇的論調，“突破性的發現”，泥與沙俱下，清水和鼻涕齊飛，像開閘一樣湧來網絡，沉渣泛起，目迷五色，讓人無所適從，價值錯亂。

2011年秦檜家鄉南京江寧博物館，曾展出一尊秦檜坐像，引發巨大爭議與是否翻案平反的質疑

典型的案例，就是對於實質早經定評定讞的宋奸秦檜，鬧騰了近百年，還持續爭訟至今的評判分歧。

過去，近人梁啟超說，史學研究，是當求真與求善兼具的。我覺得是有道理的長者之言。

顯然，史學作為一門學問，首在求真。可更大層面，貶惡揚善，當是我們所有人需要共相維護的歷史觀。也是以，歷代讀史之人，無賢不肖，不論長幼，看到秦檜之名，談到秦檜之事，都會厭惡，均會痛罵，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善情感。

浙江杭州西湖嶽王廟裡的岳飛墓

秦檜其人，無論如何，其“奸臣”與“漢奸”的帽子，是不可能也不允許被摘掉的。據現有材料，不管你怎麼“上窮碧落下黃泉”，無論是公家記錄的《宋史》，還是私人著述的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亦或是清人俞正燮及諸現代學者的研究，最終都可以證明，我們並不曾冤枉秦檜先生。

秦檜是生前責無旁貸，死後罪有應得。就彼時他生前真實狀況而言，秦檜其人，操柄弄權為務，陷害忠臣良將好趨，貶趙鼎，殺岳飛，當政之時把朝野整得一團糟，內外怨聲載道，其事當罵，其人足誅，是沒有疑問的。其“奸臣”結論斷無疑義，你怎麼做翻案文章，都沒法改編這些文獻事實。

一群眾嫌惡地拉扯秦檜跪像

特別是就民族大義而論，秦檜夫婦是否確實是史書推測的“金人臥底”暫且不談，他一味求和、打擊主戰、割地賣國、喪失氣節的“漢奸”行為是斑斑據在的。其賣國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並且化為全民族的一個話語之柄。今日的杭州西湖，在嶽墓對面鐵柵欄中，秦檜和他的老婆王氏，是要永遠赤裸身子，反翦雙臂，跪在嶽武穆腳下，還有人民和歷史面前的。

為秦檜翻案，最大的問題，在於不僅是挑戰公眾的一個常識認知，還是在有意無意地猥褻、踐踏大家的民族情感。

是以，為秦檜“翻案”，不僅不得人心，也會受譴責，這本身就是“求真”，也是有著明確的現實輻射意義的。

“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墓前愧姓秦”，這是歷代中國大眾的心聲。就我淺陋的閱讀所及，除開一些不足與議的閒扯不算，在搞正經研究的人中，其實也沒發現真有愚不可及之人，真要為秦檜“翻案”的。

只是，有個層面，也許我們也需要冷靜想想的是：似乎是很明顯的，秦檜後人早死亡殆盡，任何人替秦檜這麼一個死了上千年的陰魂辯誣說話，除了逞逞口舌裝裝逼外，並得不到什麼實質好處。那麼，為什麼還有人，有些還是“嚴肅學者”，願意甘冒不韙、敢於“頂風作案”，作此傻事呢？

我的基本意見，雖淺薄倒也是明顯的：正經史學界，真處心積慮要替秦檜“恢復名譽”的，並無其人。如果有極個別學者，要為秦檜“開脫”，也不過是言此意彼，是左突右拐，是借力打力，無非嘲弄一點現實，搞點“影射史學”的老營生而已。那些人，並非真的昧了良心，更不是有什麼“路線鬥爭”要搬到史學界上演。

是以，另一方面，所有史學從業者似也當共鑑：倘若有什麼有利於秦檜的“新發現”頒佈，若引起輿情洶洶，也當有體諒之感才好。

為秦檜說話之人，並非沒有。明末王夫之寫《宋論》，就有部分“原情”之論。後來的宋史專家張蔭麟、學者胡適也有點滴異見。而我所見，過去被列入“民國四大史家”的呂思勉，算是為秦檜這個大惡人，“開罪”的最過分的了。

呂思勉，1884—1957，字誠之，江蘇常州人

可我們也要看到，王夫之也好，胡適之也也罷，態度大體也只是“聽言也，不容不慎”，是覺得不該秦檜一人背鍋而已。而呂思勉尤為特殊，他重論秦檜之功罪，還將韓世忠、岳飛等英雄貶斥為割據軍閥，其真實用心，根本不在為秦檜卸責，更不是真的斥責岳飛等人，而是借古論今、指桑罵槐，暗諷民國時代軍閥混戰之亂象。遺憾的是，此等隱晦用心，並不能為時眾所理解。

1935年，呂著《白話中國史》被檢舉，呂思勉的言論引發民憤，並被告上法庭，受到“外患罪”、“民族敗類”的指控。這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可見，我們大多數人對某些常識性的歷史人事的認知，還是喜歡固定化了的，不會曲意向著一些所謂的新“邏輯”、新“考證”與新“真相”開放，尤其是類似“翻案”，是挑戰民族情緒的，國人就更難以接受了。

這樣對立認知，所引發的輿情與爭議，自然會是極其不愉快的，吵鬧勢所難免，有時甚至會點燃暴力衝突、權力壓制的怒火。也所以，當我們看到有人居然吃了豹子膽，敢為秦檜翻案，會怒不可遏，正是這種天然的、樸素的正義感和民族大義觀，在起發酵活絡作用。

可是，也許我們也需要看到，即便像呂思勉這樣為秦檜“翻案”的人，事實證明，依然是最有民族氣節之人。抗日時期，日人對他威逼利誘，但他為了醫治夫人的病，寧願深冬將禦寒的大衣當掉，也不願意有絲毫的退讓。

我們罵錯他了嗎，當然沒有，只是我們也需要明白，有些史家的用心，不仔細體察，也容易攻訐非人。

還有就是，就我個人感想而言，除了極個別“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外，我的理解，有些學術研究讓我們感覺是為秦檜“翻案”，可能不少是情緒主義導致的誤解有關。

《宋史》修於宋亡後，對秦檜也是貶斥的，甚至認為其是金國奸細

因為，很多學者討論宋史，就如我上面所舉例的呂思勉就是其中之一，他們表面上為秦檜說了好話，但其用意並非為這位漢奸辯護。一方面，固然是我們上面所言及的醉翁之意在映射現實，是項莊舞劍意在當前。

另一方面，則確實是從學者求真的責任感出發，有意從學術面儘可能還原當年“真相”，理清疑竇，抓出比秦檜更加可惡的“幕後黑手”——宋高宗趙構。後一種，其實也是現在宋史學界很多人的意見。他們的這些研究，很容易讓不搞研究的我們，產生誤解，從而以為他們是別有用心。

宋人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對秦檜事多有論述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秦檜固然是“窮凶極惡”，但不是“元凶首惡”。在當時的情況下，秦檜只是那把殺人的刀，刀身是佔滿鮮血，但最應該責怪至少應該一起被譴責的還有幕後操刀人。這些研究學者認為，秦檜的求和賣國是無恥之尤，但很大程度上、很多事情是給國君背黑鍋。秦檜身死，宋高宗給他封王諡號，顯然也認為他是優秀的奴才、功臣，未必不能視為一種辦事得力的獎勵。

這一點錯謬，用西方人的諺語來解釋，就是“人們總恨出賣耶穌的猶大，但從來不罵真正送基督上絞刑架的羅馬總督”。史家和世人似乎也當明晰，當時的惡人，確實不是隻有秦檜一個，史學也理應發揚激濁揚清之功能，將此醜類“一網打盡”。

西人達芬奇名畫《最後的晚餐》裡的猶大形象

因此，歷來也有聲音認為，如果有研究需要為秦檜“翻案”，類似這等查清事實，追究“同夥”的操作，當是它唯一的意義。

這種看法，當然可能是偏至的。但是有沒一點道理呢，平實地說，我也是覺得有的。一說，大家也都會心領會神吧。

電視劇裡演繹的秦檜與岳飛形象

因為道理實在過於顯豁了，但凡對靖康前後歷史，稍有了解的朋友也會明白，當時整個南宋，最不希望徽欽二宗回來、希望通過媾和求得安穩的人，還有通過殺岳飛保障軍權不至於旁落，避免“黃袍加身”戲碼再度上演的人，真還輪不到秦檜，而是貴為九五之尊的秦檜的主子宋高宗趙構。

也就是說，秦檜的謀害岳飛，還有出賣國家利益，處境其實也很微妙。中國的歷代王朝，一直都是為尊者諱的，許多事情是國君的意思，但是他必需有人執行，這隻代理執行的“手”就成了後世史書的靶子、當朝仇恨的對象。這樣的人，代不乏見，唐代是《新唐書.奸臣傳》列為首席的許敬宗，後世則有賣國賊李鴻章。

秦檜與趙構形象

只是，即便說清楚了這些，我們當然也需要拎清，“追封”趙構的罪責，並不能絲毫減輕秦檜的劊子手實質和汙濁形象。這是兩碼事。找出同犯，並不是說原犯就可卸載。秦趙二人，各有其原罪，不能互相頂替。更何況，秦檜自己，也不是受脅迫，而是汲汲選擇成為這隻劊子手後，才得到寵信與權力的，其罪依然當誅。倘若有人敢借追索趙構之惡名，為秦檜抵罪“緩頰”，我們照例要痛罵他，無錯。

至於說，近世以來，又有一派新鮮議論，以為如今各族共和，以往相互殘殺的往事，不宜再提，以免挑起分裂云云，那其實更荒謬的。倘以此新史觀為邏輯，則吳三桂成為促進民族融合功臣，汪某是為中日友好嘔心瀝血，霍去病，衛青，岳飛，文天祥等等則不但不是民族英雄，還都是逆流而動的頑固分子。

這樣，不僅是非善惡美醜黑白顛倒，正義與非正義模糊，中華文明價值觀的內核，即忠、信、禮、義、孝、悌、廉、恥，實質也是在民族融合、重現評價、歷史求真的皇皇美名下，被破壞，被凌遲，被羞辱的。欲亡一國，必先斷其史，不是危言聳聽。

這就是說，即便結論是秦檜其人，並沒傳說中那樣所有壞事都是他一人乾的，也不能為其翻案。明人詩云：“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早已表明了事件的歷史認識，我們不該無事生非。

總之，為秦檜翻案，不是學術研究，而是腐蝕社會公義與天地良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精忠保國永遠是民族之魂，但凡洗白秦檜者，當得責備。

嗤笑的圍觀群眾

史學是當求真，但更為“真理”的是，無論如何，不該劍走偏鋒，不該矯枉過正，更不該為了點流量的關注，篡改材料，過度闡釋，立異為高。

任何碎片化歷史，或歷史碎片化，都是不足取的。說深了，這是對歷史的不尊重。再說的實質性和實用主義一點，探究歷史也是在傳續某種價值觀，而愛國守土、貶斥漢奸、推重氣節、發揚正氣，理應是我們永恆的國民守則，與為人的共同底線。

漫畫調侃

想起一故事說，明成化十一年，秦檜墓曾被盜墓賊挖開，不久“獲金銀器具鉅萬”的盜墓賊落網。按照彼時律法，罪當砍頭，可主事官卻蹊蹺地有意“減其罪”。何以故，“惡檜也”。自古冰炭不同爐，忠奸千載早分明。縱然傾盡西江水，難洗檜之徹骨汙。岳飛與秦檜作為忠奸代表，差不多早演化為中國人一個信仰的標誌。

所以說，抵制這種為秦翻案風，本質上不是封鎖知識流通、干涉學術研究、鉗制自由思想，而是在護惜我們中國人千百年共同守望的價值判斷，歷史認知，乃至公序良俗。

不過，實話說，有時候推敲想想，對待這樣一類大惡人，如果不那麼一味地臉譜化，一惡就徹底地眾惡集之話，有時閱史讀到一些細節，也是不免費解的。

岳飛塑像

比如，明時嚴嵩，夠得上大奸臣標準吧，可據正史，他剛入仕時居然也是有志青年，反倒對頭徐階，是妻妾成群、豪奢作惡、魚肉鄉里的著名大劣紳。

而大漢奸秦檜呢，固然壞事幹淨，喪盡天良，可從可信的材料看，偏偏又是個對自己老婆王氏極好的人，甚至教育有方，兒孫中也不乏多才、忠義之士——其孫秦鉅就是抗金名將，當寡不敵眾，城陷兵敗時，毅然蹈火自焚而亡。

也許，他們這樣的人，本身就是極有才華之人，大節大義餵了狗，但未必事事皆謬；尤其是當四面楚歌人人唾罵之日，大概只有枕邊黃臉婆一心一意向著自己，還以厚待，也算是相濡以沫的意思吧。

春秋著史之義，在使亂臣賊子懼

過去，老舍在一篇文章中感慨說，"最可惡的賣國賊，很可以是慈父良夫，錯處是隻盡了家庭中的責任，而忘了社會國家"。秦檜是永不應該得到翻身的，可人性也真是挺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