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央文獻出版社推出的《難忘的八年》，是曾經擔任周總理祕書的紀東的回憶錄。作者自1968年8月始，至1976年1月止，一直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他記錄了這八年間的親歷親聞，書中追述的真實故事，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周總理的乒乓球緣
我曾問過總理，在學生時代的各種球類運動裡，他喜愛哪種？總理說喜歡排球。但他對乒乓球卻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所有體育項目裡，他對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愛。總理對那些著名的乒乓球運動員們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連每個人的打法、特點也都有一些瞭解。
周總理的乒乓球緣，還要追溯到延安時期。據考證，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穩固地佔據了陝北作為根據地，乒乓球運動在這時也傳入這個地方。戰士們在領袖們的住地壘起幾張球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便在辦公之餘，利用休息時間揮動球拍，調節一下疲勞的神經，活躍一下緊張的戰鬥生活。
總理本來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術基礎。1939年，他在延安騎馬摔傷了右臂，從此以後，他便有意識地多打乒乓球，以調理和鍛鍊右臂功能。
“文革”時期，總理已經年過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別的活動，諸如參加舞會，欣賞京劇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種難得的休息方式。為了鍛鍊身體，他還自己編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沒有急事，起床後就在盥洗室做幾下操，活動活動筋骨。總理在家辦公時，偶爾也到院裡散散步，但他最喜愛的還是打乒乓球。即使1972年生病後，還時常打上一會兒，直到住進305醫院。
在西花廳總理辦公室的隔壁，擺放著一張乒乓球檯。這張球檯是原國家體委副主任榮高棠特意送來的。據老同志告訴我，那還是在60年代初，西花廳本來有一張自制的乒乓球檯，既不標準，也不結實，稍一碰，就搖晃。一天，祕書見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周總理在重慶中共代表團工作時的老部下、時任國家體育委員會副主任的榮高棠，便對他說:“總理愛打乒乓球，工作疲勞的時候，我們陪他打一會兒球，讓他活動活動。你們體委用過的舊球檯很多，拿一張來放在西花廳吧。”榮高棠滿口答應，第二天就給總理辦公室送來了一張標準乒乓球檯。總理髮現以後，有些生氣，並表示一定要給體委付錢，榮高棠則無論如何不肯收錢。最後還是祕書們想了一個辦法，說這張球檯是從國家體委暫借的。就這樣，球檯留了下來，直到現在還放在西花廳。
西花廳不少同志——衛士、祕書、醫生、護士都陪總理打過球。總理一般在三種情況下打乒乓球，每次大約二十幾分鍾。一是總理從外面回到家裡，放鬆一下；二是在辦公室坐得時間太長，起來活動一下；三是大姐看到總理太累了，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躍一下氣氛。我們陪他打球，無論是誰，都十分認真，而且要動一番腦筋:不能讓總理看出來我們讓著他，要裝出來每球必爭的樣子，有時還得有意識地給他出點小難題。
我在學校也打過乒乓球，扣殺、推擋、提拉都能比劃幾下。第一次陪總理打球很拘謹。打完球了，高振普就指點我怎樣和總理打球。他多年陪總理打球，有經驗。後來我也逐漸地放鬆了，並有意識地把動作放大，擺出了姿勢來。所以，總理誇獎我說:“小紀是打姿勢球的。”我這樣做，老人家很開心。
總理的右臂有傷，伸不直，在球檯上不能左右兼顧，所以我們陪他打球，實際上就是給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對他來說，都不太方便。我們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總理是橫拍、直拍輪著打。開始，總理愛用橫拍，他稱之為“大刀”，推擋、削球、抽球，這些技術他都會一些，最擅長的還是吊球。總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鑽，猛然來那麼一下，還真難接。有時我搶得先機，也吊他一下，他會不服氣地說:“你還吊我？”他會猛然抽一下回敬過來。如果我們照顧他，總給他容易的球，他會不高興，甚至埋怨:“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擊球失誤，丟了球，也會惋惜地說:“唉，丟了一個。”總理很會捕捉機會，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處，他會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讓你失分，這時，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興地叫起來:“哈哈，你輸了！”我和總理打球時，有時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總理的吊球，不慎摔了個“屁股墩兒”，總理見狀，哈哈大笑。當時鄧大姐和在場的人也大笑起來。我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看到總理開心，我也蠻開心的。為了不再出醜，我索性脫了鞋子，穿著襪子來回跑。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總理打球最多的時候。那時中蘇關係緊張，全國備戰，總理臨時住在玉泉山，但各種會議和外事活動還是在城內進行，所以來回奔波，有時住西花廳，有時住玉泉山。我們祕書兩頭都要照顧，服務員和炊事員也分兩邊。本來人手就少，這樣分成兩攤兒，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家了。那時路窄，從城裡到玉泉山的路況也不好，走一趟大約半個多小時，最多時40分鐘。總理從城裡出發，警衛就給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電話，一是請大師傅起來做飯；二是告訴我們總理回來時，準備開樓的大門和準備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開門，總理都讓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總理太累了，有兩次深夜從城裡回來，在我開車門扶他下車時，他順勢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摟著他的腰部，攙扶著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沒勁兒了，連支撐自己身體的力氣都很勉強。他靠在我的身上，我們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這三十來米的距離，我們走得很慢很慢，我儘量讓老人家身體的重量往我身上傾斜……當然，這也因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這個西花廳最年輕的小夥子來扶他，不然，他是寧肯強打精神硬撐著，也不會這樣讓人攙著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幾下，驅趕了疲勞，然後又去辦公室批閱文件。不是眼見親歷，誰能想到那麼神采奕奕，那麼風度翩翩的總理能累成這個樣子，能累到這種程度！直到現在，每當我向朋友談起這個情節，仍然無法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淚下。
說起總理和乒乓球，還有許多事情可講。中國乒乓健兒參加31屆世乒賽時，就有好幾個故事。這屆世乒賽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此前我國已經兩屆沒有參加世乒賽，男女隊的技術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創往日的輝煌，這是全國人民關心的問題。總理也關注著這件事。體委的每一期訓練簡報，他都仔細閱讀，有時還作出批示。記得他在一期簡報上批道:“唐誠、趙正洪兩同志並轉乒乓球男女隊員同志們:今晚讀文件，讀了以後知你們已開始準備，……你們不應有包袱，學好了，練好了就會輕裝上陣。祝你們雙豐收。”乒乓球隊訓練的時候，為了解情況，我和國務院值班室的同志還去國家體委乒乓球訓練館看過一次。徐寅生還讓許紹發給我們演示了高拋發球技術。回來後我們簡單地向總理彙報了幾句。臨近出國時，總理在大會堂接見了全體隊員，既提出了要求，又給予了鼓勵。
世乒賽開始後，總理雖然很忙，仍然每天過問比賽情況。體委送來的比賽秩序冊就擺在他的辦公桌上，總理不僅讓我給他報比分，他自己也在冊子上圈圈點點，誰出線了，下一輪對誰，他心裡都有數。有一天看比賽實況轉播時，我給他講高拋發球的技術，他特別感興趣地聽著。男子團體比賽時，前兩盤都贏了，到莊則棟比賽時先輸了兩局。我心想，別讓總理不高興，就沒到辦公室向他報告。總理覺得不對勁，怎麼不來了？就摁電鈴叫我，並問道:“怎麼這麼長時間不進來？莊則棟打得怎麼樣？”
我說:“他輸了兩局。”
總理笑了笑，說:“前面贏了，你那麼積極報告，輸了你就不進來了。那有什麼，兩國交兵，各有勝負，不能只想贏害怕輸，哪能勝了報，輸了就不來了呢。”
李富榮與匈牙利一名隊員比賽時，關鍵時刻，對手的一個擦邊球被裁判判為出界，李富榮拿了這關鍵的一分，贏了比賽。賽後，外界對這個球爭議不少，認為球擦邊了。乒乓球隊回國後，總理接見了他們。總理當場問李富榮，那個球是不是擦邊了。李富榮承認，是擦邊了。總理便問他，為什麼沒有勇氣告訴裁判。李富榮說，壓力太大，太想贏了。總理語重心長地說:“運動員要有風格。如果你的風格高一些，主動示意，將會贏得更多的觀眾和對手的心。”李富榮心悅誠服，虛心地接受了總理的意見。
31屆世乒賽後，樑戈亮的兩面膠球拍引起了國際乒壇的議論，也驚動了總理。因為樑戈亮使用的兩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讓歐洲選手大傷腦筋，國外反映樑戈亮使用的球拍顆粒長度超出國際乒聯的規定，樑戈亮發球時有遮擋等等。這件事不知怎麼就傳到了總理的耳朵裡，總理說:“贏球要贏得光明正大，讓對手心服口服。國際乒聯規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們一律不用。”於是，樑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績很不理想。之後不久，乒乓女隊名將梁麗珍騎自行車到國務院西門找總理辦公室的人，要給總理送一封信。我接待了她。梁麗珍說，樑戈亮球拍的膠皮顆粒長度仍在國際乒聯規定範圍以內，並沒有超過標準，她希望總理過問一下這個事情，不然，樑戈亮的技術很難保持和提高了。說完，她把反映這個情況的信交給了我。我把梁麗珍講的情況和信的內容一一報告總理。總理聽後說:“你把這個情況報告給李德生同志(當時在國務院李德生分管體委工作)，讓他轉告體委，既然符合標準，就可以使用。”
總理這種根據實際情況改正自己決定的作風，對我觸動很大，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
西花廳:我們的“家”
在我的相冊裡，有一張十分珍愛的照片:姿態端莊、滿面倦容的總理，面帶微笑、和藹可親的鄧大姐與我們西花廳工作人員的合影。在“文革”那忽風忽雨、飄來蕩去、反覆無常的歲月裡，總理和大姐就像撐蔭納涼的華蓋，遮風擋雨的大樹，給我們愛護和關懷，給我們教育和培養。西花廳黨支部是一個齊心協力、忘我工作的集體。
我到總理身邊的時候，支部書記由楊德中兼任，總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員。楊德中主要在中央警衛局工作，分管西花廳。同時，總理還交給他一些特殊任務，如首長醫療保健等，他是總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
西花廳黨支部分前、後兩個小組。前面小組的成員是祕書，後面小組成員是警衛、司機、炊事員和服務員。醫護人員不屬於西花廳支部，他們的組織關係在中南海保健處。
我去之前，前面黨小組的成員多一些。據說，總理辦公室人最多的時候有二十幾個，分為文教、財經、外事、機要等幾個組，有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後來，因為毛主席對祕書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有的幹部，祕書一大堆，祕書多了會誤事”。周總理聽了這個話以後，從50年代末開始，帶頭減少自己的祕書。到我去的時候，總理的祕書大部分已經分散到其他單位工作，或被抽去“支工”、“支左”，最後，只剩下孫嶽、錢嘉東和張作文三個人了，再加上鄧大姐的祕書趙煒。總理辦公室人員精簡後，1965年，辦公室的名稱也改成“總理值班室”。我到西花廳一個多月，孫嶽同志也“支工”去了。後來，張作文生了病，休息了一段時間，便沒再到西花廳上班，也去“支左”。又過了一段時間，去“支左”的趙茂峰因為身體不好，難以堅持“支左”工作，就又回到了西花廳。開始，他主要是養病，後來一面養病，一面擔負給總理查找資料等工作。有時遇到錢嘉東還沒上班，我又要跟總理出去，值班室沒人的時候，就由趙茂峰來替班。趙茂峰和趙煒是夫妻，他工作認真細緻，一絲不苟，言語不多，為人憨厚，很容易相處。從祕書這個方面來講，錢嘉東、趙茂峰和我三個人最後把總理他老人家送走，我們一直堅持到1976年11月，把文件清理完畢，總理值班室工作徹底結束，才離開了西花廳。
西花廳祕書們合影（左起紀東、張作文、趙煒、錢嘉東、趙茂峰)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按照分工，錢嘉東主要負責外事、安全和宣傳、港臺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張作文的工作，主要負責黨、政、軍、群等方面。也可以說一個外交，一個內政吧。
在時間上，錢嘉東主要是值夜班。吃過晚飯後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時交班。我從早上8時接班，晚飯後交班。不過實際上，我們交班後並不馬上離開辦公室，一般情況下，錢嘉東交完班，再處理完需要辦的事情，就9點多了，回家睡幾個小時，下午晚飯前就又回到辦公室。總理夜間事情多，白天來的外交方面的文電錢嘉東都要先看一遍。後來總理的作息時間沒有規律了，錢嘉東值班的時候，即使能躺一會兒，也是合衣而臥，難得踏實睡一覺。成年累月，天天如此。我吃過晚飯交班後，也不離開，一般要到11點鐘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覺。這也是為了及時辦理總理在家辦公時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年3月前，我在北京沒有家，就住在西花廳，所謂下班，就是從辦公室到另一間屋子睡覺而已。
總理對祕書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嚴格。只要事情不急，誰負責的事，就交給誰辦，誰管的文件，就由誰處理。當然，遇上緊急的事情，不論是哪個祕書的分工，誰值班就由誰辦理，辦完後我們再互相通氣。
後面的小組由衛士張樹迎、高振普，司機楊金明、服務員高雲秀、炊事員桂煥雲、姚德林、安振常等人先後組成。後來桂師傅年紀大了，他的徒弟林清也來西花廳工作了一段時間。大姐的司機王炳文和服務員霍愛梅等人，也屬於這個小組。張樹迎是1951年開始跟隨總理的一個老同志，事業心強，工作認真，勤勤懇懇，細心周到，言語不多，反應機敏。楊金明除駕駛技術好以外，還是西花廳最勤快的人，打夜餐、擦窗臺……只要有時間，從不間斷；高雲秀做得一手好針線，總理、大姐的衣服，縫縫補補，飛針走線，大多出於她之手；桂師傅是在我們工作人員中年齡最大的，身體很胖，給總理、大姐做飯多年，我有幾次深更半夜把他從熟睡中叫醒，他也是樂呵呵的。他給我講起過開國大典前，在中南海瀛臺舉行第一次大型國宴，廚師長就是桂師傅，他提出的菜譜，經各級領導審核，最後得到總理的批准。這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每當他給我講起這件事的時候，臉上都會不時露出那種獨有的驕傲和得意的笑容。
當時總理的保健醫生是卞志強和張佐良。保健護士是許奉生、張心莉和王星明，劉心蓮做過大姐一段時間的保健護士。這幾位同志平時與我們接觸多一些。我在西花廳工作的那幾年，還有一些同志來做過警衛、服務和醫護工作，但都是臨時替一下班，時間不太長。
1974年，楊德中被調離中央警衛局，到陝西省咸陽軍分區任第二政委。離京前，總理同他談了幾個小時的話。此後，就由張樹迎代理西花廳黨支部書記，直到總理去世。
西花廳的活動，一般都由黨支部組織，平時主要是組織學習，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務。最後，總理的骨灰送上天空，撒向大地，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由張樹迎、高振普這兩位保衛、照顧總理多年的衛士代表黨支部執行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支部，也是一個特殊的集體。西花廳是這個集體所有成員共同的“家”。有的同志的婚禮是在這個“家”舉行的；有的同志的孩子是總理和大姐在這個“家”裡看著長大的。1975年1月31日中午12點，我們祕書最後一次見到總理，他老人家和我們說的話裡就有一句“問家裡同志好”。西花廳的海棠開了一年又一年，成員換了一批又一批，它的良好作風卻一直傳承並不斷光大著……
內容摘自《難忘的八年》
編輯製作：徐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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