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元帥的另一面：經濟學天分高 文字功底深

文章摘自：新華網

1946年，我調到延安軍委作戰局工作，與彭老總有過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調到彭老總辦公室工作，任分管軍事的祕書，才開始真正接觸、瞭解彭老總。雖然我在彭老總辦公室工作的時間不長，1957年下半年即離開，到軍事學院學習，但三年多的朝夕相處，使我瞭解了彭老總作為軍事家以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彭德懷元帥

如果彭老總有機會受教育，可以成個經濟學博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毛澤東年譜》時，組織了一個審讀會，邀請我參加，因為我對解放戰爭這一段比較熟。去了以後，我看到《毛澤東年譜》下卷第283、284頁編進了一個材料。1948年2月，彭老總率領西北野戰軍從陝北南下關中，在延川住了兩天。他派祕書調查街上的小商小販。根據調查結果，2月14日，他給中央發了個電報，說現在延川很蕭條，納稅商戶只有13家，且沒有一家僱人的，都是小本經營，賣棗子、饅頭、針線、火柴、土布、棉布之類的。一年實際上總共只收到9石細糧的稅。彭老總建議，停徵營業稅一年至兩年，以便恢復戰前市場,活躍經濟。

毛澤東看到這個建議後，非常重視，明確指出：“各地對於工商業的稅收政策的內容及其結果如何，完全沒有或很少向中央作報告。”“據所知的遠不完全的材料看來，極端危險的帶有破壞性的既不符合於正確的經濟觀點，也不符合於正確的財政觀點的冒險主義的稅收政策是存在著的。這種冒險主義的政策必須加以糾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認真檢查一次對工商業的稅收政策，以其結果報告中央。”當時解放區人口1.6億，縣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東北的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莊。可以說，毛澤東接受彭老總的建議，活躍了城鄉經濟，使1.6億人得到了好處。

從工作分工上來說，彭老總負責指揮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說，他完全不管這件事，也不能說他失職。但是，彭老總始終非常關心經濟。他常常說，軍事僅是手段，最終目的還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著他出差，無論到哪，他都關心經濟，注意調查研究，特別是農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總在廬山會議上寫給毛澤東的信。這件事的過程和後果，現在是眾所周知的。我想，如果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接受了彭老總的意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兩件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彭老總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是負責軍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說，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麼多管經濟呢？彭老總說：我是政治局委員，我看到了不能不說。

彭老總不僅關心經濟，也非常懂經濟。《彭德懷傳》中專門有一章叫“大將理財”。我舉幾個事例，具體說明一下：

1937年12月, 彭老總從抗日前線返回延安開會，途經臨汾南下，見汾河兩岸農民爭售糧棉，棉花每斤八九分錢，1元錢足可購得12斤新棉；糧價比棉價還要賤。隨行的人說，山西真不錯呀，東西又多又便宜。彭老總說，山西固然比陝北富庶，但糧棉如此之賤，卻是反常現象。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意在速戰速決，政府軍對支持華北並無信心，群眾對戰爭又沒有經驗，注意力都不在物資上，倒是我們應抓住這個機會。從風陵渡換車到西安，彭老總馬上給朱德、任弼時、毛澤東報告這一情況，準備從八路軍經費中擠出10餘萬元收購糧棉。其後，他又囑咐部隊在用兵之際，注意收集糧食儲藏於山地，以備持久。

1938年春，日軍在佔領較久的冀中地區徵購戰略物資，散駐之敵開始四處掠糧。朱德和彭老總於指揮東路軍作戰、戎馬倥傯之際，注意到敵人這一動向，立即下達命令，要八路軍各師“用一切方法與努力，將鐵路兩旁之糧食搬入山地”，“盡力購買醫藥、通訊器材、布匹、棉花，妥為儲藏”。他們特別提醒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區“在由娘子關到門頭溝的六七百里大山中，分段儲存各種軍需品”。他們指示一二九師劉伯承，務將儲存戰略物資的山內公路銷燬。1938年，華北全區風調雨順，農業豐收，雖然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由於八路軍先敵一步，使大批社會物資沒有落入或毀於敵手，而支持了華北敵後軍民的抗戰。這一點，無論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還是閻錫山的晉綏軍或其他進入華北的抗日軍隊，是既沒想到也做不到的。

解放蘭州以後，1949年8月26日，彭老總破例宴請第一野戰軍團以上幹部。因為當時的幹部都比較年輕，很快就把飯菜吃光了，彭老總又讓飯店給每桌上了一些點心。吃完後，管理科長帶著銀元去結賬，按照事先說好的價格，數了一下就交給了飯店會計。飯店會計說賠本了。管理科長回來專門向彭老總作了彙報。彭老總說，企業經營要有利潤嘛，有利潤才能發展，才能交稅。後來管理科長又找到飯店經理和會計，問清經營成本和利潤，又給了他們一些銀元。飯店經理非常激動，連聲感謝，還說解放軍真正是公買公賣。這件事第二天在整個蘭州市傳開了，商店紛紛開張。

旅途、行軍，是彭老總思考問題、計劃行動、調查研究的好時機。他從不放棄機會親自打聽當年收成好壞，群眾負擔輕重，物價高低，以至貨幣比值，流通情況等。可能是長期軍事生活形成的習慣，彭老總一生不喜歡用筆記本，他的口袋裡沒有幹部通常不離的小本子，但他的腦子裡裝滿了各種計劃設想、各種情況數字。在研究工作的時候，在向幹部作報告的時候，他脫口列舉，其精確程度，常常令專管財經工作的幹部吃驚。我覺得，如果彭老總有機會受教育，可以成個經濟學博士。

提倡學術自由，為《小二黑結婚》寫評語

彭老總一貫主張學術自由，不僅在軍事學術上如此，而且對於社會上的一般問題也是如此。他這樣說，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我舉兩個例子。

抗日戰爭時期，著名山藥蛋派農民作家趙樹理寫了著名小說《小二黑結婚》，但出版卻是一波三折。先是地方領導看了以後不敢批准出版，說小說裡農村基層幹部形象不好。後來小說又報到了華北局，華北局宣傳部多數人也認為不好，只有部長認為還可以，給彭德懷夫人浦安修看。浦安修是做婦女工作的，主張婚姻自主，看了《小二黑結婚》以後覺得可以，就給了彭德懷。彭德懷一看，說沒有什麼問題嘛！農村中個別幹部工作作風不好，這也是事實！儘管如此，華北局宣傳部對出版《小二黑結婚》仍然是小心翼翼，特意請彭老總寫了一個簡短評語，印在書的扉頁上。書出版以後，還是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認為好，另一種意見是覺得歪曲了我們農村基層幹部形象。華北局宣傳部部長向彭德懷建議在《新華日報》寫篇文章，正面宣傳一下《小二黑結婚》。彭德懷沒有同意，他說，這種事情，讓群眾看去，爭論去，我們不要管。

1957年，我跟他外出到華東勘察了40多天，回來以後，給中央寫報告。報告結尾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要分清是非。發生了事故，要查明事情到底是誰幹的，不能推卸責任。第二個問題，努力的方向和實際工作步驟要區別開來，有的事情不是一步就能達到的。第三個問題，不能把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和組織上的服從混淆起來。彭老總特別強調，學術上應自由討論，沒有爭論就不能得到真理，就不會進步。真理是不怕爭的，怕爭就不會是真理。我們應該提倡學術自由討論，探求真理。在革命部隊中，下級服從上級是必要的，不然就亂了。但是這和學術上的自由討論不是一回事。如果以勢壓人，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學術爭論，是很危險的，實際上是一種害怕真理的表現。不過這一關，我們的軍事學術就會停滯不前，國防事業就會受到損失。

行事審慎，咬文嚼字

彭老總一身正氣，給人的印象是“大老粗”。但據我所知，彭老總做事是非常細緻、審慎的。他遇到事情，除非是急事，總說大事不忙，暫時考慮不成熟的，先放一放，睡上一覺，第二天再考慮。

彭老總一輩子沒怎麼上過學，但是文字功底很深，在一生當中寫下了大量的軍事著作，包括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搬離中南海，住到京郊掛甲屯，仍寫了大量的東西。從彭老總著作的字裡行間，我們也能感受到彭老總做事的細緻、審慎。

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辦公室值班，《人民日報》打來一個電話，說有一篇社論請彭老總審定。後來彭老總問我有沒有看他改動的地方，我說只是粗粗看了一遍。他說：你注意，原稿中有一句話“全國人民要動員起來，為解放臺灣而奮鬥”。這句話非常不妥，動員令只有全國人大通過才能發，怎麼能這樣隨便發呢？我把這句話改成了“全國人民要一致努力，為解放臺灣而奮鬥”。

1958年2月18號，《解放軍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元帥和士兵的願望》。原稿中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軍隊各項工作要大躍進”。彭老總把“大躍進”改成了“大發展”。他認為“躍進”指的是質量的變化，而當時的軍事工作還只是數量的發展。由此可見，他是非常細緻的人。

1958年成都會議以後，彭老總去了一趟貴州。遵義市委請他給烈士紀念碑寫一個碑文，他就寫了一首詩《憶長征》。這首詩的原稿後來丟了，現在找不到了，非常可惜，彭老總的草書寫得不錯，相當有特點。值得慶幸的是，這次陪同彭老總到貴州的辦公室主任王焰在筆記本上記下了這首詩，1996年《解放軍報》刊登了。這首詩既不是舊詩，也不是新詩，兼有舊詩和新詩的形態，雖然不那麼押韻，但每一個字都非常講究。我舉前面四句作為例子說明一下。第一句是“八一炮響我軍前身”。彭老總沒有寫“八一炮響我軍創始”，為什麼呢？因為八一南昌起義打的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號，沒有正式打出共產黨的旗號，用“前身”這個詞更準確一些。第二句是“秋收起義革命工農”。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正式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號來了。第三句“兩路會合組成紅軍”，指的是朱德、毛澤東分別率領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餘部在井岡山會師，用詞非常精確。第四句是“井岡割據各地響應”。彭老總雖然沒有講八一南昌起義是“我軍創始”，但他對八一南昌起義評價極高。他說，十個元帥，除了徐向前、羅榮桓和他自己，七個元帥都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此外，像粟裕、陳賡等一批具有深厚軍事素養的人，也都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彭老總還說，光是農民起義的隊伍，還是有它的侷限性，必須和懂軍事專業的軍官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力量。因此朱德帶領這麼一批具有較高軍事素養的八一南昌起義餘部到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在歷史上的貢獻是不能小看的。

始終不忘本，愛兵如子

彭老總出身貧苦，從一名普通士兵成長為元帥。他身居高位以後，始終不忘這個“本”。我認為，這是他作為當代中國傑出人物最重要的特點。這個特點具體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關心普通群眾的生產、生活，關愛士兵等等。甚至很多人說他愛罵人、訓人，也有這個因素在內。

彭老總業餘愛好下棋，常常找身邊工作人員下。下棋的時候不分元帥、士兵，彼此都絲毫不讓。彭老總帶領西北野戰軍的時候，經常找我的親密同學高瑞欣下棋。高瑞欣曾經跟我說他和彭老總下棋的趣事。有一次，高瑞欣好不容易贏了一盤棋，平時他贏棋很少。彭老總就說，小高啊小高，你這個棋還是高啊，可是你這個子長不高了。高瑞欣說，你棋藝高，可是你這個子比我高多少？你也長不高了。可見，在這種場合，沒有上下級關係，是平等的。朝鮮戰爭爆發後，高瑞欣到志願軍總部工作，又見到了彭老總。彭老總非常高興，說小高來了，歡迎歡迎，現在忙，等空閒了咱倆殺幾盤。令人非常遺憾的是，不久高瑞欣就和毛岸英一起犧牲了，沒有能夠和彭老總再下棋。

我到彭老總辦公室工作以後，也常常看見彭老總和警衛員下棋。一開始他們都還非常平和，規矩很嚴，約法三章，可是最後往往相互悔棋，下著下著就吵起來了。浦安修說，你們吵什麼吵！吵得我想看書都看不下去了。元帥和士兵為下棋吵架，很有趣。

彭老總作為軍事統帥，非常關愛士兵的生命。1957年3月，我隨他到杭州視察一個國防工程施工現場，一個副師長向他彙報說施工過程當中有工傷事故。他一聽就火了，說工傷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關愛士兵無論如何要擺在第一位，一個士兵從小孩子長到20多歲不容易，家裡付出多大心血啊！要是你們的孩子在這兒施工出了事故，你們會怎麼樣？這給我印象很深。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彭老總時任紅一方面軍第三軍團總指揮。有一次他外出視察，正遇到有支部隊在山坡上休息，傳令兵拿著小旗在前面開道，喊讓讓路。有一個戰士就是坐著不動，彭老總當時訓斥說，躲開。不料，那個戰士卻爬起來打了彭老總兩拳。彭老總看了一下，沒有理會，繼續向前走。部隊排長看見這事，大吃一驚，普通戰士竟然打起總指揮來了，怎麼得了？於是趕緊把那個戰士綁上，追上彭老總，請示如何處理。彭老總一看，急忙說趕緊放回去。這個戰士知道打的是彭老總後，連連說犯了大錯了，彭老總真是寬宏大量啊！

至於彭老總的脾氣，現在一般人都說他愛罵人、愛訓人。這個我也有體會。他罵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性的，他考慮必須這樣。比如《彭德懷自述》裡寫抗日戰爭時期，他在西安痛罵了國民黨軍官何紹南一頓，因為何紹南幹了很多壞事，殺人、冒充八路軍破壞紀律。捱了這頓罵以後，何紹南再也不敢到陝甘寧邊區惹事了。他這次發火是有理性考慮的。他對很多高級幹部很嚴，訓人也是有考慮的。另一種情況是衝口而出，感情衝動。《張愛萍傳》上提到二佔遵義時，張愛萍趴在河邊小丘上觀察敵情，這個時候第三軍團參謀長鄧萍來了，也匍匐趴在那兒觀察敵情。不料鄧萍中彈犧牲。那個時候天還沒黑，而當時只有天黑了才能抬下遺體。張愛萍就爬回來，跟彭老總打電話，剛說了一句“鄧參謀長”，就聽見彭老總罵：你們這些狗孃養的，豬娘養的，統統給我到前面死光算了。有人已經向彭老總報告這一消息了。鄧萍是黃埔軍校畢業的，經地方黨組織介紹到彭老總團裡工作。彭老總入黨，鄧萍還參加了儀式。平江起義之後，鄧萍當了幾天軍長，後來就給彭老總當參謀長。彭老總和鄧萍感情非常深厚。所以鄧萍的死，對彭老總的精神打擊非常大，他控制不住情緒。平時彭老總常囑咐手下，到前方去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老往前面跑；指揮官不怕死是應當的，但是要考慮自己的位置。這次彭老總髮脾氣完全是感情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