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能取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以法家為理論基礎的法治發揮的重大作用，也得益於墨家鼎力相助發揮的輔助作用。
秦國能取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以法家為理論基礎的法治發揮的重大作用，也得益於墨家鼎力相助發揮的輔助作用。
墨子（約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戰國初年學者、思想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出身微賤，曾學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和學說，自創墨家學派以抗衡。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在墨子去世後的莊子時代，墨家已經分裂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三派，三派之間相互攻訐敵視，各有鉅子傳承師說。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尚賢的訴求，儘管秦國並不考慮墨家尚同的倫理標準。因此，有專家認為墨家在秦獻公時就已經轉移至秦，理由是：其一，學派想要傳播其學術必要在重視這種學術的國度發展，所以墨家轉移至重用墨學的秦國，對墨家思想的傳播有利！其二，有人說墨家是在秦惠文王時轉移到秦，但是根據秦惠文對墨家鉅子腹䵍的關切猜測，秦惠文與鉅子至少非常熟悉和尊敬，更有可能有著師徒關係；其三，秦孝公時，大秦士兵憑藉勇猛善戰赤身持“短劍”上戰場不畏死，已經名滿諸侯，很有可能是經過了墨家組織的思想洗禮！其四，秦孝公以後，秦國將領幾乎攻城必破，這與墨家機關術難道沒有關係嗎？
秦國能取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以法家為理論基礎的法治發揮的重大作用，也得益於墨家鼎力相助發揮的輔助作用。
墨子（約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戰國初年學者、思想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出身微賤，曾學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和學說，自創墨家學派以抗衡。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在墨子去世後的莊子時代，墨家已經分裂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三派，三派之間相互攻訐敵視，各有鉅子傳承師說。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尚賢的訴求，儘管秦國並不考慮墨家尚同的倫理標準。因此，有專家認為墨家在秦獻公時就已經轉移至秦，理由是：其一，學派想要傳播其學術必要在重視這種學術的國度發展，所以墨家轉移至重用墨學的秦國，對墨家思想的傳播有利！其二，有人說墨家是在秦惠文王時轉移到秦，但是根據秦惠文對墨家鉅子腹䵍的關切猜測，秦惠文與鉅子至少非常熟悉和尊敬，更有可能有著師徒關係；其三，秦孝公時，大秦士兵憑藉勇猛善戰赤身持“短劍”上戰場不畏死，已經名滿諸侯，很有可能是經過了墨家組織的思想洗禮！其四，秦孝公以後，秦國將領幾乎攻城必破，這與墨家機關術難道沒有關係嗎？
不過，秦國的墨學興盛於秦惠文王時期已確定無疑。墨子之後，墨者鉅子有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國。陽城君因參與攻吳起獲罪，孟勝殉難，傳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此後，秦惠文王時有墨者鉅子腹䵍居秦，可見墨學的中心已轉入秦國。秦惠文王寵信墨者，有據可考：
1、根據《呂氏春秋·去私》記載：“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這一段史料主要講述墨家鉅子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願意對其破例寬恕但鉅子仍堅持按照墨家之法對自己的兒子執行了死刑。這段史料透露了兩大信息，一是墨家鉅子在秦國，二是秦惠王與鉅子交情不淺，寧願為鉅子在秦法中破例。
2、《秦曾孫駰告華大山明神文》作於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間，是秦駰因自己病重而向華大山祈禱自己能夠康復的文字。
又秦曾孫小子駰曰：“孟冬十月，厥氣戕周。餘身曹病，為我感憂，申申反瘟。無間無瘳。眾人弗智，餘亦弗智，而靡又息休。吾竆而無奈之，可永難憂斁。周世既沒，典法鮮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三光、山川、神示、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羲豭既美，玉帛既精，餘毓子厥惑，西東若惷。東方又士，姓為刑法，氏亓名曰陘。潔可以為法，清可為正。吾敢告之，餘無罪也，使明神智吾情。若明神不得吾行，而無罪口友口。蜸蜸烝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小子駰敢以芥圭吉壁，（以上乙簡正面）
吉叉，以告於華大山，大山又賜。八月巳酉，腹心以下，至於足骨之病，能自復如故。口口祠用牛羲貳，亓齒七，絜之，口及羊豢。路車四馬，三人一家。壹壁先之，而道華大山之陰陽。以通悠咎，悠咎口口亓口裡。世萬子孫，以此為尚。以餘小子駰之病日復，故告大邑大將軍。人壹家裡，王室相如。（以上乙簡背面）
大意——秦國曾孫小子駰（駰，現寫作駟，秦惠文王）曰：孟冬十月，氣象蕭瑟殘敗。我患上了重病，讓我心焦神憂。我輾轉反側、坐臥不安，病情一直無緩無愈。眾人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這種狀況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現在。我可奈何，只有長久地在恐懼中發愁，
周世既滅，典章禮儀散佚無存，恭謹的小子我打算祭祀天地、四極、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但不知道祭祀的方法和儀式。
用於祭祀的精美的犧牲和玉帛已經準備好了，我仍然感到困惑，無所適從，唯恐自己的做法不合禮儀而在神靈面前現醜露愚。
有東方人士，以形法為氏，他的名曰陘。他品行高潔可以作為世人楷模。我冒昧地告訴他：我沒有罪過，讓神靈知道我的情況吧！如果神靈能原諒我的過失，不降罪於我，那麼，廣大忠厚的民眾侍奉神靈，誰敢不精誠？
小子駰按士陘所教的方法，謹用介圭、吉璧、吉叉，以祭告華大山。如果承蒙大山恩賜我從腹心到足髀的病能康復如故，請有司先用一璧，再用二個才七歲口的犧牛，羊、豬、輅車一輛、馬四匹，三人供奉一家祭奠；請先用一璧，再用二犧牛、羊、豬祭奠；然後把這些祭品分別掩埋在華大山的北面和南面，以救贖我的過失，祛除疾病之憂。——後世的子子孫孫，永遠以此為常法。假如能使我的疾病一天天好起來，我會祭告上天、大將軍，以百姓每人供奉一家作報答，王室也如此照辦。
文中的東方人士就是指墨家鉅子，文中祈禱之辭與墨家“明鬼”思想高度一致。墨子說：“丁卯吉日，人們普遍祝祭四方之神，歲末祭祀先祖，以便求得延年益壽。如果沒有鬼神，他們怎麼延年益壽呢？所以墨子說，像這些鬼神就能賞賢罰暴。”又說：“鬼神非常英明，不可仗著幽澗、廣澤、山林、深谷這種幽閉之地去為非作歹，以鬼神英明必定能夠知曉。對於鬼神的處罰，不可以仗著富貴、人多勢大、勇猛頑強、堅甲利兵去抵抗，鬼神的處罰必定能夠戰勝之。”墨子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宣揚“順天意者”，“必得賞”；“反天意者”，“必得罰”。“兼相愛，交相利”就是“順天意”，“別相惡，交相賊”就是“反天意”。
3、又據《呂氏春秋・去宥》記載：“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秦惠文王時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在惠文王面前讒毀東方之墨者謝子。這證明秦惠文王時墨學興隆，墨者深受秦王寵信。
4、根據一些專家的考古發現，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關於秦在法律、職官名稱、計量制度及語詞的書寫格式方面同《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很相似。個別專家認為《備城門》以下各篇“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後秦國墨者的著作”。
清代學者蘇時學說：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祠》篇言公誓太廟，可證其為當時之言。若《號令》篇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墨子之言，則誤矣。
蘇時學認為，城守各篇書寫於秦代，李學勤在《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中予以肯定，但也糾正道：“蘇時學認為各篇為商鞅之輩所撰，是不對的。實際上戰國晚期的秦國，不是隻有法家一家之學，墨學的傳流影響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秦國能取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以法家為理論基礎的法治發揮的重大作用，也得益於墨家鼎力相助發揮的輔助作用。
墨子（約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戰國初年學者、思想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出身微賤，曾學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和學說，自創墨家學派以抗衡。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在墨子去世後的莊子時代，墨家已經分裂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三派，三派之間相互攻訐敵視，各有鉅子傳承師說。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尚賢的訴求，儘管秦國並不考慮墨家尚同的倫理標準。因此，有專家認為墨家在秦獻公時就已經轉移至秦，理由是：其一，學派想要傳播其學術必要在重視這種學術的國度發展，所以墨家轉移至重用墨學的秦國，對墨家思想的傳播有利！其二，有人說墨家是在秦惠文王時轉移到秦，但是根據秦惠文對墨家鉅子腹䵍的關切猜測，秦惠文與鉅子至少非常熟悉和尊敬，更有可能有著師徒關係；其三，秦孝公時，大秦士兵憑藉勇猛善戰赤身持“短劍”上戰場不畏死，已經名滿諸侯，很有可能是經過了墨家組織的思想洗禮！其四，秦孝公以後，秦國將領幾乎攻城必破，這與墨家機關術難道沒有關係嗎？
不過，秦國的墨學興盛於秦惠文王時期已確定無疑。墨子之後，墨者鉅子有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國。陽城君因參與攻吳起獲罪，孟勝殉難，傳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此後，秦惠文王時有墨者鉅子腹䵍居秦，可見墨學的中心已轉入秦國。秦惠文王寵信墨者，有據可考：
1、根據《呂氏春秋·去私》記載：“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這一段史料主要講述墨家鉅子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願意對其破例寬恕但鉅子仍堅持按照墨家之法對自己的兒子執行了死刑。這段史料透露了兩大信息，一是墨家鉅子在秦國，二是秦惠王與鉅子交情不淺，寧願為鉅子在秦法中破例。
2、《秦曾孫駰告華大山明神文》作於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間，是秦駰因自己病重而向華大山祈禱自己能夠康復的文字。
又秦曾孫小子駰曰：“孟冬十月，厥氣戕周。餘身曹病，為我感憂，申申反瘟。無間無瘳。眾人弗智，餘亦弗智，而靡又息休。吾竆而無奈之，可永難憂斁。周世既沒，典法鮮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三光、山川、神示、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羲豭既美，玉帛既精，餘毓子厥惑，西東若惷。東方又士，姓為刑法，氏亓名曰陘。潔可以為法，清可為正。吾敢告之，餘無罪也，使明神智吾情。若明神不得吾行，而無罪口友口。蜸蜸烝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小子駰敢以芥圭吉壁，（以上乙簡正面）
吉叉，以告於華大山，大山又賜。八月巳酉，腹心以下，至於足骨之病，能自復如故。口口祠用牛羲貳，亓齒七，絜之，口及羊豢。路車四馬，三人一家。壹壁先之，而道華大山之陰陽。以通悠咎，悠咎口口亓口裡。世萬子孫，以此為尚。以餘小子駰之病日復，故告大邑大將軍。人壹家裡，王室相如。（以上乙簡背面）
大意——秦國曾孫小子駰（駰，現寫作駟，秦惠文王）曰：孟冬十月，氣象蕭瑟殘敗。我患上了重病，讓我心焦神憂。我輾轉反側、坐臥不安，病情一直無緩無愈。眾人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這種狀況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現在。我可奈何，只有長久地在恐懼中發愁，
周世既滅，典章禮儀散佚無存，恭謹的小子我打算祭祀天地、四極、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但不知道祭祀的方法和儀式。
用於祭祀的精美的犧牲和玉帛已經準備好了，我仍然感到困惑，無所適從，唯恐自己的做法不合禮儀而在神靈面前現醜露愚。
有東方人士，以形法為氏，他的名曰陘。他品行高潔可以作為世人楷模。我冒昧地告訴他：我沒有罪過，讓神靈知道我的情況吧！如果神靈能原諒我的過失，不降罪於我，那麼，廣大忠厚的民眾侍奉神靈，誰敢不精誠？
小子駰按士陘所教的方法，謹用介圭、吉璧、吉叉，以祭告華大山。如果承蒙大山恩賜我從腹心到足髀的病能康復如故，請有司先用一璧，再用二個才七歲口的犧牛，羊、豬、輅車一輛、馬四匹，三人供奉一家祭奠；請先用一璧，再用二犧牛、羊、豬祭奠；然後把這些祭品分別掩埋在華大山的北面和南面，以救贖我的過失，祛除疾病之憂。——後世的子子孫孫，永遠以此為常法。假如能使我的疾病一天天好起來，我會祭告上天、大將軍，以百姓每人供奉一家作報答，王室也如此照辦。
文中的東方人士就是指墨家鉅子，文中祈禱之辭與墨家“明鬼”思想高度一致。墨子說：“丁卯吉日，人們普遍祝祭四方之神，歲末祭祀先祖，以便求得延年益壽。如果沒有鬼神，他們怎麼延年益壽呢？所以墨子說，像這些鬼神就能賞賢罰暴。”又說：“鬼神非常英明，不可仗著幽澗、廣澤、山林、深谷這種幽閉之地去為非作歹，以鬼神英明必定能夠知曉。對於鬼神的處罰，不可以仗著富貴、人多勢大、勇猛頑強、堅甲利兵去抵抗，鬼神的處罰必定能夠戰勝之。”墨子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宣揚“順天意者”，“必得賞”；“反天意者”，“必得罰”。“兼相愛，交相利”就是“順天意”，“別相惡，交相賊”就是“反天意”。
3、又據《呂氏春秋・去宥》記載：“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秦惠文王時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在惠文王面前讒毀東方之墨者謝子。這證明秦惠文王時墨學興隆，墨者深受秦王寵信。
4、根據一些專家的考古發現，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關於秦在法律、職官名稱、計量制度及語詞的書寫格式方面同《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很相似。個別專家認為《備城門》以下各篇“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後秦國墨者的著作”。
清代學者蘇時學說：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祠》篇言公誓太廟，可證其為當時之言。若《號令》篇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墨子之言，則誤矣。
蘇時學認為，城守各篇書寫於秦代，李學勤在《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中予以肯定，但也糾正道：“蘇時學認為各篇為商鞅之輩所撰，是不對的。實際上戰國晚期的秦國，不是隻有法家一家之學，墨學的傳流影響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墨家講究兼愛、非攻，何以會到秦國？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動於戰國中後期。楚墨的鄧陵子，此派的是以俠客的身份，到處行義。他們反對各國的戰爭，認為這些戰爭都是權貴們為了自己利益發動的，不利於百姓。齊墨的相夫子，此派是一個以學者辯論為主的門派，他們遊歷各國，講授墨家的兼愛思想，他們反對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希望能用柔和的方式去獲得和平，也是思想上最幻想的一派。秦墨的相里勤，此派注重科技研究，非常務實。幫助秦國的原因，是因為秦國重視法度、創新和城守技術，且任人唯賢，契合了這派墨者的心理，也為其施展本領提供了舞臺，所以他們願意幫助秦國完成統一戰爭。
墨學何以在秦興盛，與墨家擅長城防技術有關。秦在戰國後期十分注意對北方少數民族的防禦。《史記·匈奴列傳》雲：“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襄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秦國能取得統一戰爭的勝利，得益於以法家為理論基礎的法治發揮的重大作用，也得益於墨家鼎力相助發揮的輔助作用。
墨子（約前468-前376年），姓墨，名翟，戰國初年學者、思想家，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出身微賤，曾學儒術，因不滿其煩瑣的和學說，自創墨家學派以抗衡。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 在墨子去世後的莊子時代，墨家已經分裂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三派，三派之間相互攻訐敵視，各有鉅子傳承師說。
《莊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屍，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秦制的建立，在政治上實現了墨家尚同、尚賢的訴求，儘管秦國並不考慮墨家尚同的倫理標準。因此，有專家認為墨家在秦獻公時就已經轉移至秦，理由是：其一，學派想要傳播其學術必要在重視這種學術的國度發展，所以墨家轉移至重用墨學的秦國，對墨家思想的傳播有利！其二，有人說墨家是在秦惠文王時轉移到秦，但是根據秦惠文對墨家鉅子腹䵍的關切猜測，秦惠文與鉅子至少非常熟悉和尊敬，更有可能有著師徒關係；其三，秦孝公時，大秦士兵憑藉勇猛善戰赤身持“短劍”上戰場不畏死，已經名滿諸侯，很有可能是經過了墨家組織的思想洗禮！其四，秦孝公以後，秦國將領幾乎攻城必破，這與墨家機關術難道沒有關係嗎？
不過，秦國的墨學興盛於秦惠文王時期已確定無疑。墨子之後，墨者鉅子有孟勝，為楚陽城君守國。陽城君因參與攻吳起獲罪，孟勝殉難，傳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此後，秦惠文王時有墨者鉅子腹䵍居秦，可見墨學的中心已轉入秦國。秦惠文王寵信墨者，有據可考：
1、根據《呂氏春秋·去私》記載：“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這一段史料主要講述墨家鉅子的兒子殺了人，秦惠王願意對其破例寬恕但鉅子仍堅持按照墨家之法對自己的兒子執行了死刑。這段史料透露了兩大信息，一是墨家鉅子在秦國，二是秦惠王與鉅子交情不淺，寧願為鉅子在秦法中破例。
2、《秦曾孫駰告華大山明神文》作於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至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之間，是秦駰因自己病重而向華大山祈禱自己能夠康復的文字。
又秦曾孫小子駰曰：“孟冬十月，厥氣戕周。餘身曹病，為我感憂，申申反瘟。無間無瘳。眾人弗智，餘亦弗智，而靡又息休。吾竆而無奈之，可永難憂斁。周世既沒，典法鮮亡。惴惴小子，欲事天地、四亟三光、山川、神示、五祀、先祖，而不得厥方。羲豭既美，玉帛既精，餘毓子厥惑，西東若惷。東方又士，姓為刑法，氏亓名曰陘。潔可以為法，清可為正。吾敢告之，餘無罪也，使明神智吾情。若明神不得吾行，而無罪口友口。蜸蜸烝民之事明神，孰敢不精。小子駰敢以芥圭吉壁，（以上乙簡正面）
吉叉，以告於華大山，大山又賜。八月巳酉，腹心以下，至於足骨之病，能自復如故。口口祠用牛羲貳，亓齒七，絜之，口及羊豢。路車四馬，三人一家。壹壁先之，而道華大山之陰陽。以通悠咎，悠咎口口亓口裡。世萬子孫，以此為尚。以餘小子駰之病日復，故告大邑大將軍。人壹家裡，王室相如。（以上乙簡背面）
大意——秦國曾孫小子駰（駰，現寫作駟，秦惠文王）曰：孟冬十月，氣象蕭瑟殘敗。我患上了重病，讓我心焦神憂。我輾轉反側、坐臥不安，病情一直無緩無愈。眾人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這種狀況一直不間斷地延續到現在。我可奈何，只有長久地在恐懼中發愁，
周世既滅，典章禮儀散佚無存，恭謹的小子我打算祭祀天地、四極、三光、山川、神祇、五祀、先祖，但不知道祭祀的方法和儀式。
用於祭祀的精美的犧牲和玉帛已經準備好了，我仍然感到困惑，無所適從，唯恐自己的做法不合禮儀而在神靈面前現醜露愚。
有東方人士，以形法為氏，他的名曰陘。他品行高潔可以作為世人楷模。我冒昧地告訴他：我沒有罪過，讓神靈知道我的情況吧！如果神靈能原諒我的過失，不降罪於我，那麼，廣大忠厚的民眾侍奉神靈，誰敢不精誠？
小子駰按士陘所教的方法，謹用介圭、吉璧、吉叉，以祭告華大山。如果承蒙大山恩賜我從腹心到足髀的病能康復如故，請有司先用一璧，再用二個才七歲口的犧牛，羊、豬、輅車一輛、馬四匹，三人供奉一家祭奠；請先用一璧，再用二犧牛、羊、豬祭奠；然後把這些祭品分別掩埋在華大山的北面和南面，以救贖我的過失，祛除疾病之憂。——後世的子子孫孫，永遠以此為常法。假如能使我的疾病一天天好起來，我會祭告上天、大將軍，以百姓每人供奉一家作報答，王室也如此照辦。
文中的東方人士就是指墨家鉅子，文中祈禱之辭與墨家“明鬼”思想高度一致。墨子說：“丁卯吉日，人們普遍祝祭四方之神，歲末祭祀先祖，以便求得延年益壽。如果沒有鬼神，他們怎麼延年益壽呢？所以墨子說，像這些鬼神就能賞賢罰暴。”又說：“鬼神非常英明，不可仗著幽澗、廣澤、山林、深谷這種幽閉之地去為非作歹，以鬼神英明必定能夠知曉。對於鬼神的處罰，不可以仗著富貴、人多勢大、勇猛頑強、堅甲利兵去抵抗，鬼神的處罰必定能夠戰勝之。”墨子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宣揚“順天意者”，“必得賞”；“反天意者”，“必得罰”。“兼相愛，交相利”就是“順天意”，“別相惡，交相賊”就是“反天意”。
3、又據《呂氏春秋・去宥》記載：“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辨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秦惠文王時又有“秦之墨者唐姑果”，曾“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在惠文王面前讒毀東方之墨者謝子。這證明秦惠文王時墨學興隆，墨者深受秦王寵信。
4、根據一些專家的考古發現，湖北省雲夢縣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關於秦在法律、職官名稱、計量制度及語詞的書寫格式方面同《墨子·備城門》以下各篇很相似。個別專家認為《備城門》以下各篇“很可能是惠文王及其以後秦國墨者的著作”。
清代學者蘇時學說：墨子當春秋後，其時海內諸國，自楚、越外無稱王者，故《迎敵祠》篇言公誓太廟，可證其為當時之言。若《號令》篇言令、丞、尉、三老、五大夫、太守、關內侯、公乘，皆秦時官，其號令亦秦時法，而篇首稱王，更非戰國以前人語，此蓋出於商鞅輩所為，而世之為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倘以墨子之言，則誤矣。
蘇時學認為，城守各篇書寫於秦代，李學勤在《秦簡與<墨子>城守各篇》中予以肯定，但也糾正道：“蘇時學認為各篇為商鞅之輩所撰，是不對的。實際上戰國晚期的秦國，不是隻有法家一家之學，墨學的傳流影響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墨家講究兼愛、非攻，何以會到秦國？墨子死後，墨家學派發生了分化。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活動於戰國中後期。楚墨的鄧陵子，此派的是以俠客的身份，到處行義。他們反對各國的戰爭，認為這些戰爭都是權貴們為了自己利益發動的，不利於百姓。齊墨的相夫子，此派是一個以學者辯論為主的門派，他們遊歷各國，講授墨家的兼愛思想，他們反對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希望能用柔和的方式去獲得和平，也是思想上最幻想的一派。秦墨的相里勤，此派注重科技研究，非常務實。幫助秦國的原因，是因為秦國重視法度、創新和城守技術，且任人唯賢，契合了這派墨者的心理，也為其施展本領提供了舞臺，所以他們願意幫助秦國完成統一戰爭。
墨學何以在秦興盛，與墨家擅長城防技術有關。秦在戰國後期十分注意對北方少數民族的防禦。《史記·匈奴列傳》雲：“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襄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
對於墨家在秦國的興衰，有人指出：墨家學說不但主張非攻和功利主義價值取向，而且軍事思想突出，尤其是注重戰爭中的防禦策略和技術，這就使得墨家學說在理論上和文化上都與秦國有很高的契合度。在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成為墨家子弟的活動中心。呂不韋為相之時，墨家學說更是被其有選擇的納入自己的治國理論體系中。由於秦國大一統之後，墨家學說沒有與時俱進的更新自己，即用來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最終被擠出了政治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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