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曄旻
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迎來了三年一度的丁丑科二月會試。誰也未曾料到，這一場考場盛事，最終竟落到殺得人頭滾滾的科場大案的地步。考官王府紀善（官職名）白信蹈等人下獄論死；年屆八旬的主考官，翰林學士劉三吾雖然僥倖逃得性命，也難免戍邊的下場。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明初“南北榜”大案。
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作為明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就頒行了“科舉成式”，確立了明代科舉制度的三級考選之制，即由地方鄉試到全國會試再到皇帝親自主考殿試的入仕三階梯，並以此為各級仕進之人選官授職的依據。這一帶有“皇明祖訓”性質的規定在此後一直相沿不變，成為科舉史上行之達數百餘年事實上的“永制”。明代給予取錄的進士以極高的榮譽，其中一甲授進士及第，二甲授進士出身，三甲授同進士出身。其中一甲之狀元授修撰，一甲之榜眼和探花分授編修，成為實質上的翰林官員。
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二月會試，共取錄了宋琮等51名士子。經三月廷試後，又宣佈“以福建陳為狀元”。事情的蹊蹺在於，此榜所錄取全是南方人，北方人無一中式，因此也稱為“南榜”。北方落第舉子一時“口語籍籍”“鹹蜚語噪之”，放出謠言指責主考官劉三吾“南人，私其鄉”，因而製造了一場科場弊案。
這實在是冤枉了劉三吾與其他考官。實際上，劉三吾是茶陵（今湖南茶陵）人，而會試第一名宋瓊是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廷試第一名陳安是閩縣（今福建福州）人，第二名尹昌隆是吉安（今江西吉安）人，第三名劉仕諤是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他們與主考官既不同府更不同縣，連一個省都不是，如何談得上是“私其鄉”呢。何況，劉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連朱元璋都曾經感嘆，“得三吾晚”，這樣純粹的一介儒生，怎麼可能借科舉考試來冒死舞弊。更不用說，當時，胡（惟庸）、藍（玉）黨獄已發，文字獄大興。朱元璋已經把元老重臣接二連三地屠殺殆盡。其罪名之荒謬，株連之廣泛，手段之殘酷，直令朝堂上下的大小臣僚惶惶如驚弓之鳥，劉三吾手下一班人豈會熟視無睹，頂風作案？
劉三吾像
事實證明這些考官確實也是經得起審查的。輿論傳入宮中之後，朱元璋特命侍讀張信等12名儒臣複閱試卷，複查結果認為劉三吾並未舞弊違法，維持原榜不變。按說事情到此應該告一段落。誰知北方舉人中又有人上疏告張信等人和劉三吾暗中勾結，故意將北方士子的劣等試卷呈送皇帝審閱，肆行欺騙。朱元璋聞訊更是惱羞成怒，下令處死白信蹈、張信等考官，狀元陳等人遣戍，劉三吾以年老免死充軍。隨後朱元璋親自閱卷，簡單粗暴地欽定錄取了任伯安等61人，並在當年六月發榜，以山東韓克忠為第一。此次上榜者竟全為北方人士（包括四川籍6人），故而又稱“北榜”。
後來的《明史》編纂者認為這就是一起確鑿無疑的科場舞弊，“科場弊竇既多，議論頻數。自太祖重罪劉三吾等，永宣間大抵帖服。”考慮到《明史》成於清代，而清代科舉弊案几乎成了家常便飯，每次都要殺得人頭滾滾，清代史臣有這樣的看法似乎並不足為怪。不過，“當局者迷”在這裡倒也不一定成立，明代的當事人恐怕都很清楚“南北榜”是一場冤案。若非如此，劉三吾就不會在朱元璋去世後不久立即得到比較公正的待遇，被建文帝從流放地召還京城了。
南京科舉博物館藏《明狀元圖考》
其實，造成“南北榜”中北方士子全部落第的原因非常簡單。元末的大戰亂，主要發生在中原一帶。百姓在亂世中求生尚且不易，如何專心於四書五經？客觀而言，當時的北方文教水平確實不及南方，這是朱元璋無法依靠屠刀所能改變的事實。洪武年間（包括南北榜最後錄取的61名北士）各科進士共867人，其中南人620人，佔71%。即使是在“南北榜”案大開殺戒之後，從1399年至1424年之間的9榜進士中，共錄取進士1938名，其中南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市）、浙江、江西、湖廣（今湖南與湖北）、福建、廣東這些南方省籍進士達1621名，仍佔總數的83.6%之多。以此看來，應該說作為主考官的劉三吾確實是在擇優錄取秉公辦事。此人最後落得一個充軍發配的下場，實在是做了南北文教水平差異的替罪羔羊。
到了洪熙元年（1425），“南北榜”之爭的餘波才算平息。當年，名臣楊士奇（江西人）嚮明仁宗提出，“科舉當兼取南、北士”，“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感嘆：“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為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此後明代科舉才逐漸形成了南北分區取士制度，儘管地域取錄不平衡的矛盾依然存在，就像明人所說：“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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