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世宗朱厚熜即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加強皇權專制，明世宗朱厚熜大力整頓和強化內閣，使得明代內閣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嘉靖一朝四十五年，內閣首輔前後反覆二十餘任，其中，重複出任首輔一職最多的是李時和夏言，都曾經四任首輔，擔任首輔時間最長的是嚴嵩，一共是15年零8個月。頻繁的首輔更迭，閣臣爭鬥的激化，顯現出了明世宗的馭臣之術和為加強皇權專制對內閣的控制從未放鬆過。

內閣洗牌 皇權與閣權的首次交鋒

正德年間，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專橫跋扈，內閣權力受到嚴重抑制，使得明朝的統治危機日趨嚴重。而以藩王身份入主大統的明世宗朱厚熜對正德年間的宦官之禍印象深刻，在得到內閣首輔楊廷和等人的支持後，他果斷擺脫了宦官集團的糾纏，在清除反對勢力的基礎上，開始加強對內閣的控制。

明世宗朱厚熜像

朱厚熜入主北京後，首先遇到的是來自內閣首輔楊廷和的挑戰。楊廷和在正德皇帝去世以後的一個多月的空窗期裡，獨掌朝中大權，後來又以擁立新君、剷除奸黨之功，確立了他在朝中的地位。在“禮議之爭”中，針對明世宗朱厚熜所推動的“生父母尊號的皇統問題”上，楊廷和與朱厚熜發生了多次衝突，他屢屢持諫勸誡，使得明世宗朱厚熜十分不快。這時的內閣儼然成為明世宗伸張皇權的絆腳石，出於強化君權的目的，朱厚熜著手對內閣進行清理和整頓。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在“大禮議”中惹得朱厚熜“忽忽有所恨” 的楊廷和（楊慎之父）請求辭官。二月，楊廷和致仕後，蔣冕順水推舟地升至首輔，但蔣冕和楊廷和觀點一致，也主張明世宗應當尊明孝宗為皇考，生父朱祐杬為皇叔父，並且他不願意和支持明世宗的張璁等人為伍，多次上疏要求辭官回家。蔣冕如此不給明世宗朱厚熜面子，讓明世宗很不高興，在首輔的位子待了兩個多月的蔣冕後來就辭官了。是年五月，蔣冕下臺後，毛紀又擔任首輔一職，《明史》列傳第七十八《毛紀傳》中記載“紀為首輔，復執如初。帝欲去本生之稱，紀與石珤合疏爭之。帝召見平臺，委曲諭意，紀終不從。朝臣伏闕哭爭者，俱逮繫，紀具疏乞原。帝怒，傳旨責紀要結朋奸，背君報私。”毛紀生性耿直，和前任楊廷和、蔣冕一樣，仍然堅持原來的觀點，還積極去營救因諫爭而下獄的其他官員。在明世宗多次召見與其溝通無果後，毛紀也提出了辭官，就這樣擔任了差不多三個月首輔的毛紀也致仕回鄉了。

楊廷和像

內閣的成員使用不順手，讓明世宗朱厚熜十分惱火，他於是繼續調整內閣班子成員，在楊、蔣、毛三人陸續離任後，另一大學士費宏的看法雖然跟他們一致，但他並不張揚，在“禮議之爭”中的態度較為平和，後來，明世宗就把他從吏部尚書任命為內閣首輔。不過費宏的上位遭到了“議禮派”張璁、桂萼的嫉妒，對其處處詆譭，費宏認為二人是奔競小人，應該嚴厲打擊才對。嘉靖三年（1524年）五月，明世宗還把與楊廷和關係不好的石珤拉入內閣，以增強與楊廷和一派對抗的力量。之後入閣的還有禮部左侍郎賈詠和總督三邊軍務的楊一清。不過，石珤雖然和楊廷和關係不好，但二人觀點卻是一致。因此，明世宗的這次改組內閣班子非常不成功，並且費宏在面對張璁、桂萼二人的詆譭和壓制下，也堅決要求致仕。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費宏在二次入閣（正德六年時第一次入閣）近六年後辭官返鄉，同期致仕的還有石珤，另一位平庸有閣臣賈詠則在後來被趕出了內閣。費宏離任後，楊一清接任成為了內閣首輔，與此同時，楊一清還向明世宗推薦了弘治時期的老臣謝遷重新入閣，由於謝遷年事已高，在到任後，第二年三月就告老還鄉了。與謝遷同一年入閣的還有吏部左侍郎翟鑾，升為了內閣大學土，入值文淵閣。

楊一清像

首輔權力上升 閣權爭鬥升級

應該說，在“議禮之爭”中，明世宗朱厚熜一直想建立和強化一套為己所適用的內閣班子，但收效甚微。按照明制，內閣大臣是要經過廷推或會推產生的，閣員如果不經會推，直接由皇帝任命，則是不合法制的體現，即使皇帝非要任命和指定某人入閣，也必須得首輔大臣認可才行。這些大臣裡，一直站在明世宗這邊的議禮派成員張璁、桂萼、方獻夫等人，自然是他想推薦入閣的成員，不過這種想法，由於受到保守派成員的抵制始終沒有實現。為了把內閣變成自己得以應手的工具，最後明世宗朱厚熜不得不使用中旨這條路子，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在“大禮議”中取得勝利的張璁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進入內閣。此後，明世宗朱厚熜又通過清洗、調任翰林院官員，進一步將楊廷和一派的勢力及影響肅清殆盡。而且明世宗朱厚熜還進一步提升內閣大學士的地位和權力，先後敕加張、桂二人官銜，還突破祖制，讓二人分署都察院和吏部事務，兩年之後，又頒旨定閣臣為文班之首，內閣權力逐漸壓制六部，《明史》稱“嘉靖以後，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桂萼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也進入了內閣，張璁、桂萼二人先後入預機務成功，其實全部得益於當時的內閣首輔楊一清沒有駁回。這樣，至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楊一清致仕前，內閣班子由楊一清、張璁、桂萼、翟鑾四人組成。

伴隨著閣權地位權力上升，內閣首輔的權力也日益加重。隨著後來明世宗對首輔的信任和倚重，直接促使了後來張璁、夏言和嚴嵩等一批權相的出現。最先享受到這種待遇的就是張璁，他之前屢試不中，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二甲進士得以登第，時年四十七歲，雖然入仕較晚，但因參與大禮議之爭支持明世宗朱厚熜而受寵。入閣之後的張璁與楊一清因“聶能遷事件” 導致雙方關係決裂，此後，內閣首輔之爭公開化，楊一清、張璁之間互相密疏指責對方。嘉靖八年（1529年）九月楊一清在慘遭陷害致仕以後，張璁如願以償出任內閣首輔。

憑藉著朱厚熜對他的信任，張璁行事獨斷專行，當時的內閣成員翟鑾、李時等人對其也是“不敢有所評議”，至此，首輔獨尊的局面出現了。

張璁像

不過明世宗雖然年輕，但卻是擅用權術，在完善、強化內閣的同時，自然也不會忘記對閣權過度膨脹的打壓，時不時利用朝臣間的矛盾和爭鬥，來搞政治平衡，從而實現其分而治之的目的。

張璁在得到恩寵後，勇於任事，竭力攬權，《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九十一中記載：嘉靖七年（1528年）八月時，楊一清就曾在密疏中這樣描述張璁“今春以來，臣見璁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與抗，其餘大臣頤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之，璁口稱善，而心不平也。”

而比張璁早些入朝的夏言，是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進士，最初擔任行人一職，後來提拔擔任兵科給事中，正直敢言，後來同樣因議禮之功受寵，先後升侍讀學士、少詹事等職。隨著地位的上升，夏言也是“益自負”“志驕氣溢”“峻而漸於不遜”， 大膽上書彈劾張璁和吏部尚書方獻夫，雙方相互敵對。明世宗對各方都很看重，大搞平衡，嘉靖十年（1531年）九月，夏言接替入閣的李時擔任了禮部尚書。張璁等人知道明世宗也寵幸夏言，也不敢明地裡和他對著來。

嘉靖八年（1529年）八月，給事中王準、陸粲等彈劾張璁、桂萼等人“週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福，報復恩仇。”特別是陸粲的上疏，指斥其為“私黨”，明世宗就藉機斥責張璁等人“肆意妄為，負君忘義，自取多愈。”令其回家反省，但很快就恢復了工作。

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張璁因為名字與明世宗朱厚熜的名字犯諱，請求改名，明世宗就賜他名孚敬。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言建儲之事，引發明世宗朱厚熜大怒，將其入獄，而這時張孚敬（張璁）卻趁機栽贓於夏言，薛侃為人正直，將張璁從事幕後支持一事和盤托出。朱厚熜大怒，狠批張璁，罷免了他的職務。從此張璁日衰，夏言漸受恩寵，不過在此後的兩年間，張璁又曾兩度入閣，起起伏伏。通過張璁多次罷官致仕，很明顯能夠看出明世宗朱厚熜對首輔之位的掌控，在張璁勢頭正盛時，時不時的挫一下他的銳氣，利用夏言等人來限制張璁權力的膨脹，免得尾大不掉。

嘉靖十年（1531年）十月，桂萼去世，這時的內閣，僅由翟鑾一人獨掌內閣事務兩個多月。這一年秋，禮部尚書李時入閣，位置排在了翟鑾前面，好在二人都不是狂傲之人，倒也沒有什麼矛盾，此後，由於母親去世就返鄉守喪三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在顧鼎臣去世後，翟鑾又再次入閣，並兩次在夏言致仕後擔任首輔一職。

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天，張璁又得以恢復職務，重新進入內閣，李時又排在了張璁之後。嘉靖十一年（1532年）五月，明世宗命另一位議禮派成員方獻夫以武英殿大學士兼原吏部尚書的名義入內閣輔佐朝政。與張璁咄咄逼人的性格相比，方獻夫則要恬靜自守，不爭名奪利，與李時關係倒也和睦，在職兩年後就申請退休返鄉了。這時的李時伴隨著張璁的仕途起伏，儼然內閣超級替補一般，張璁上位，他就自覺退居其後，張璁罷官，他又繼續擔任內閣首輔，《明史》列傳第八十一中記載李時是“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安之。”

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明世宗朱厚熜又想起了張璁（張孚敬），於是張璁第三次應召入閣，這一次還加封他為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但他與夏言的矛盾日趨尖銳，幾次險惡的宦海沉浮，讓張璁感覺到自己不被重視，開始心灰意冷。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他以體弱多病為由致仕歸家。

在張璁致仕回家後，李時又短暫擔任四個月的首輔一職，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八月，費宏再度入閣，《明史》列傳第八十一中記載，明世宗朱厚熜在召回費宏之後“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廬，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賜銀章曰‘舊輔元臣’。”但過了沒多久，費宏就因病去世，李時又一次獨自做起了輔臣。

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嘉靖十七年（1538年）八月，顧鼎臣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次年正月，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最初，李時仍為內閣首輔，夏言次之，顧鼎臣排第三位，但李時事事都讓夏言做主，不與他對抗。《明史》列傳第八十四中這樣記載三人間的關係：“時李時為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十六日，首輔李時死在任上，夏言接任首輔一職。《明史》列傳第八十一中這樣評價李時：“帝待時不如孚敬、言，然少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

由睦成仇 嚴、夏之爭

與張璁一樣，夏言也是憑藉在議禮之爭中立下的功勞，使得官位日趨顯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時，因祗薦皇天上帝冊表，得以加封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的勳號。《明史》稱“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在明代164位閣臣中只有夏言生前受此殊榮（閣臣數據出自朱永旗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的《論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一文中）。正所謂“爬得越高摔得越慘”，夏言的結局也是悲慘的，一生中四任內閣首輔，起伏不定，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時，因奸臣嚴嵩乘機離間，被無辜處死，成為明代內閣首輔中第一個被殺者。

夏言像

當夏言成為一代權相後，武定侯郭勳和禮部尚書嚴嵩便成為他強有力的政治對手。武定侯郭勳亦是開國勳臣武定侯郭英的六世孫，權勢顯赫，與張璁關係交好，因支持“禮議之爭”備受明世宗恩寵。夏言曾經彈劾其貪汙受賄，阻撓營政，因此二人關係不睦。後來夏言嘉靖十八年（1539年）和二十年（1541年）的兩次罷相，都與其有關。

嚴嵩與夏方早在嘉靖八年（1529年）時就已經相識，二人都是明世宗特別寵幸的大臣。嚴嵩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升任禮部尚書，二十一年（1542年）時得以入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嚴嵩取代翟鑾出任內閣首輔。但到了第二年，“久之，帝微覺嵩橫。”於是又重新啟用夏言，官復原職，嚴嵩重回次輔位置。在嚴、夏二人的關係上，明世宗的權術收到了成效，二人間互相用密疏參奏對方，至此，夏言與嚴嵩的關係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夏言在內閣任上先後四次被罷首輔之職，有兩次都與嚴嵩的傾軋有直接關係。特別是第四次，嚴嵩暗地結交深受明世宗近臣錦衣衛指揮使陸炳，“日內謀傾言”，而夏言因支持陝西總督曾銑收復河套事宜，而明世宗在嚴嵩、京山侯崔元等人的慫恿下，改變了支持夏言、曾銑的態度，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罷相致仕後的夏言於西市被殺。嚴嵩第二次擔任內閣首輔，連續濁亂朝政十幾年，成為嘉靖一朝任期最長的首輔。

嚴嵩像

盛極而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帝亦寢厭之”， 明世宗朱厚熜漸漸重用禮部尚書徐階。後來，御史鄒應龍趁機上疏彈劾嚴世藩貪汙受賄等事，嚴氏父子開始敗落。加上道士們在一旁搓弄，明世宗便下詔逮嚴世藩入獄，被判斬首，令嚴嵩致仕，後又被削籍為民，家產全部被抄沒，徐階則取代嚴嵩而為首輔。1567年4月21日，嚴嵩貧病而卒。

徐階像

小結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間修玄好道幾十年，“雖深居淵穆而威柄不移”，較正德時期，閣權得以伸張，皇權卻從未削弱，宦官也莫敢染指政務。但整個嘉靖一朝，內閣中的傾軋卻是異常激烈，閣臣們出於政治利益訴求，都想要從明世宗處得到絕對的支持，倚重皇權而打倒對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嘉靖一朝內閣首輔共有二十餘任（其中李時、夏言先後四次擔任首輔，翟鑾、張璁三次擔任首輔）， 除了前三任的楊廷和、蔣冕、毛紀之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因對嘉靖帝忠順才得以出任首輔的。

而朱厚熜是個“猜忌之主”，他所需要的是“柔媚之臣”。這從首輔間起伏不定的入閣、罷官、再度入閣，幾起幾落的經歷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明世宗朱厚熜對自己一手提拔得到恩寵的重臣固然寵信，但也絕不允許其權力過大，形成對抗皇權的勢力，為了避免尾大不掉，他必須找尋機會，抑制這些閣臣的權勢，迫使他們曲謹事己，“有如飛鳥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