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政勘擇明永陵

廖文政勘擇明永陵

文章來源：明十三陵景區官方網站 http://www.mingtombs.com/sslx/wkflq/201602/t20160227_2725.htm

永陵的營建在世宗皇帝登極後的第十五個年頭，即嘉靖十五（1536年）年。系其在位時營建的“壽宮”。但其卜選陵址卻是在嘉靖七年（1528年）皇后陳氏去世之時。當時，世宗命輔臣張璁及致仕兵部員外郎駱用卿等人為陳皇后選擇陵地。同時，也祕密選好了自己的陵地。

駱用卿在嘉靖年間以通曉風水術聞名。據明張瀚《鬆窗夢語·堪輿紀》記載，他是浙江永嘉人，與大學士張璁是同鄉。張璁考中舉人後，曾參加七次考試都沒有考中進士。後來，有一次他邀請駱用卿登覽他家祖墳。駱用卿見後非常驚詫。說：“此地十年當出宰輔！”接著，又拍拍張璁的背說：“可惜，您的年齡都這麼大了，還沒考上進士。這話怎能應驗呢？”但是，誰都沒有料到，第二年（正德十六年），年已47歲的張璁竟然考中了進士，任職禮部觀政[

明朝時派往中央各部觀察政事的進士，稱為“觀政”。]。後來，在議大禮中因上疏附和世宗尊崇興獻王而受到世宗器重，嘉靖六年（152年7）十月，果然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的身份入內閣參政。嘉靖七年（1528年），世宗在下令為孝潔陳皇后卜選陵地，並祕密預卜壽陵時，張璁便推薦了駱用卿。

駱用卿來到天壽山後，外觀山形，內察地脈，為世宗選擇了橡子嶺（祥子嶺）和十八道嶺兩處吉壤，並畫圖貼說，呈給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三月己卯（二十四日），世宗謁祭長、獻、景三陵後，帶領從臣和欽天監官員親自到駱用卿為他選定的十八道嶺察看。第二天，又察看了橡子嶺。最後，君臣一行都覺得十八道嶺風水最為優勝。於是，世宗下旨說：“適觀吉地鹹可為陵。朕惟祖宗所遺此，本諸天賜。既越列聖之地，恐朕未可當。今日既定，宜勿他適。還京可議營造，卿等其力贊之。”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時，浩大的陵工開始了。世宗皇帝親自主持了祭告長陵的典儀，武定侯郭勳、輔臣李時奉命總理山陵營建事宜。世宗還下詔更名十八道嶺為“陽翠嶺”。

但事實上，世宗對陵寢營建工程雖然作了部署，而到底想不想在陽翠嶺營建壽宮當時卻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最後嘉靖皇帝決定依明成祖朱棣徵召廖均卿卜長陵的案例，甄選楊曾廖子孫，相度皇陵。

據《興邑衣錦三僚廖氏族譜》中的《文政公行程實錄記》記載，嘉靖十五（1536年）年三月二十六日，世宗下旨禮部尚書夏言說：“朕觀天壽山已建陵矣。若又拘此山，恐非所以為萬世之計。卿宜訪求精通地理之人，於畿輔近地或與天壽山相近之處，博選吉壤，以備後用。”夏言隨即回奏：“臣等竊惟自古帝王建立山陵重事，此非極精於堪輿者不能測識。看得天壽山形勝，天造地設，誠為國家億萬載根本之地。但列聖陵席卜建已多，此外盡善盡美之地已少，茲不可不預加訪求，誠有如聖諭者。但今欽天監官生習學占候歷數之學，原無地理專科之設，故精通地理絕少。臣等查得永樂七年太宗皇帝營建山陵於昌平州，上命禮部尚書趙珝（“羾”字之誤）以明地理廖均卿等擇得吉壤於昌平州東黃土山。御駕親視其山為天壽，即今七陵所在是也。廖均卿乃江西人也，及查得《大明一統志》書載，江西贛州府興國縣人廖瑀，精識地理，幾有仙道；而楊筠鬆、曾文辿俱奕世之明師。今其子孫或有能傳受其業者。合該本部差官一員，賚文前往江西，行令撫按衙門訪查前項廖、楊、曾氏子孫，果受祖傳祕術得其道，各起一名前往。仍於各府、州、縣博訪精通地理之人，著令一併起送。”

夏言的提議得到了世宗的批准。於是，在江西監察御史陳江的主持下，查訪到了廖文政、曾邦旻、曾鶴賓三人。認為他們“受祖業，頗得其家傳，堪以送”。還查訪到潛老三、劉善三、廖才超等人“初知術業，學未精通”，楊筠鬆的後人，則“亡故，無人傳授”。

嘉靖十五年（1536年）六月十四日，禮部對廖文政、曾邦旻、曾鶴賓等人進行考核。

經過考核，廖文政、曾邦旻、曾鶴賓三人的風水學識都得到了禮部的認可，因此得以參加永陵的卜選，併成為欽天監官員。其中，廖文政被授予的官職是陰陽人，屬未入流官員，每月的俸祿只有七鬥米，待遇非常低。曾邦旻、曾鶴賓的官職估計也是這樣。

嘉靖十五年(1536)九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隨世宗從京城出發前往天壽山。次日，他們奉旨到陽翠嶺的山頂上看該地風水，下山後在陽翠亭內朝見世宗。

行過叩頭禮後，世宗問他們：“何如？”他們回奏說：“好。”世宗又問：“穴在何處？”廖文政回答：“勢如仰掌，穴在中央。”世宗覺得陵後的山過於高大，心存疑慮。遂又問他們：“後山高聳，何如？”廖文政回答：“後山高聳者，號為離宮天柱。經曰：‘天柱高而壽彭祖[
彭祖，神仙人物。相傳為夏代人，至殷代已有800歲，故為長壽的象徵。]’主聖壽萬年。”

世宗聽了，不禁欣喜萬分，哈哈大笑。他讓廖文政走上前來。接著問道：“均卿是爾何人？”回答說：“是臣曾祖。”世宗問夏言、李時兩位尚書和武定侯郭勳：“他是廖均卿曾孫嗎？”三人回答：“是。”世宗又問廖文政：“爾曾祖幾年來京？”回答說：“永樂七年來京。”

看來，世宗對永樂時的事情很感興趣。接著又問：“永樂七年來京，爾祖說天壽山風水何如？”回答說：“臣祖傳流道，天壽山奪天下山川之正氣，為萬世之鴻基。”世宗問：“你曾祖留下有何物與你做表記？”廖文政回答：“臣曾祖留下永樂聖主御賜詩扇一柄，尚書金幼孜領。臣有地理文章。”世宗問隨從的大學士們有什麼說的。大學士們迎合世宗的意思說，既然是尚書金幼孜所領，廖文政又有地理文章作證，就把先帝所賜詩扇獻上。

當天，廖文政等人還奉旨察看了天壽山長、獻、景、裕、茂、泰、康七陵風水。臨行前，世宗問七陵風水如何，廖文政說：“好！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臣們見天壽山“修竹茂林、瑞氣交嘉”，都說是預示皇上早生皇嗣。

二十八日，君臣一行返回皇宮。

十一月初五日，廖文政隨同夏言、李時、郭勳去清寧宮看望世宗皇帝的母親蔣太后。廖文政對世宗說：“臣看得清寧宮殿平矮，內裡暗黑，純陰無配。”世宗採納了廖文政的意見，對該殿進行了修建。

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二十四日，廖文政等隨世宗前往天壽山謁陵。當天下午，隨駕往陽翠嶺壽宮點穴。到了那裡，世宗問廖文政：“你看穴要多少深？”廖文政說：“不宜太深太淺。深用一丈七尺，又則二丈四尺。”匠官郭孟賜、李福全上奏說：“要五丈深。”廖文政解釋說：“陰脈到頭，陽脈結穴，不宜大（太）深。深則生水，氣從上過。”世宗同意廖文政的意見。下旨說：“欽天監廖文政論得理，不用太深。”又傳旨說：“朕明日諸事都要放小些。”武定侯郭勳上奏說：“皇上是天子。”言外之意是可以往大一些作。世宗說：“堯舜不是天子？先生（指風水先生）也曾護土葬。還是欽天監說得是。”眾官遂都不敢吱聲，叩頭而退。這樣，永陵地宮金井的深度就基本確定下來了。

廖文政雖然在卜選永陵的過程中起的作用不小，但官職並沒有馬上得到升遷。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十四日，他以從家裡來時過於匆忙，寒衣未備，每月七鬥米難以維持生計為由，懇請比照永樂年間卜選長陵例，授予他欽天監博士的官職。但世宗卻非常吝嗇，只同意每月給他加米三鬥。嘉靖十六年（1537）十二月十七日，再次奏本一道。說家屬都在北京，租房、買柴、衣食供應，難以接濟。老家又路途遙遠，同樣貧窮。永樂時，其曾祖父廖均卿卜選長陵時授予了欽天監靈臺郎博士品的官職。他希望皇上能在喜得皇子的時候，讓他分沾一點恩典，給他加授官職。世宗這才給了他欽天監署博士（從九品）的官銜。比起其曾祖父廖均卿的四品職銜仍然差距較大。

從永陵的風水格局看，其山形地貌與廖文政所說是比較一致的。

其背後的陽翠嶺即玄武山拔地而起，的確合乎“天柱”高聳之義。

陽翠嶺自身發出的蟬翼砂山雖然都比較短，不能對穴形成抱合的拱衛之勢，但其左有饅頭山、蟒山、汗包山、蔣山等山脈為青龍，右有長陵後山、祥子嶺、大峪山、蘇山、襖兒峪等山脈為白虎，前有虎山為朱雀（朝山），則形成了“勢如仰掌，穴在中央”的完密的堂局。《古今圖書集成》所輯《李思聰總索》“大小八字”條：“大小八字跡微茫，生在節包塊硬旁；若是分明為大地，但須腳短莫教長。”永陵的山巒分佈形態正與此說相合。永陵的水流，陵園東西兩側各有小水，東邊的從左面抱合而來，流經陵前的三座單空小石橋。稍遠處，東邊的水流來自德陵溝，經陵前小石橋向西南流去，與七空橋水相合；西邊的來自陽翠嶺西面的山溝，流經景陵橋、北五空橋後，匯於七空橋水。也都合於界水聚氣之義。

永陵的朝向為南偏西55°，為寅山申向（《帝陵圖說》作“向坤”，誤）。其分金合於縫針一百二十分金層辛丑、辛未分金。其所用杖法，應是“綴杖”。因為按《楊筠鬆十二杖法》，運用綴杖確定葬法方位的情況是，“龍勢雄急，落脈強健，結穴最低，就龍脈將盡未盡之處立穴。……龍體雖急，而穴中終不覺其威猛；穴場雖低，而局勢終不覺其沉陷。對頂乘氣，不饒不借，不偏不倚，不高不低，不深不淺，在緩急相乘之間，綴穴於脈，方為合法。”永陵後面的陽翠嶺山高勢雄，永陵寶城（穴在其中）位當山勢將盡未盡之處，廖文政對穴也曾有“不宜太深太淺”之說，因此，用的是綴杖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另外，綴杖之法又有虛實之分：“其來脈雖剛急，至脈盡處，微有化生腦（稍稍隆起的小凸包）者，則輳入球簷（指山脈的肥圓融結且端正處）二三寸，粘脈立穴，此實綴也；其降脈雄急，一氣行落，不起化生腦，蝦鬚不生，八字不分，只有金魚陰腮。所來氣尚未舒緩，又須脫得殺盡，離球一二尺，使殺脫而氣和，方才立穴，此虛綴也。”永陵的綴杖當屬虛綴法。

永陵的朝山是大紅門西側的虎山（西側一峰，但稍偏）。其龍砂是蟒山及汗包山等山脈，虎砂是天壽山西峰及祥子嶺、大峪山等山脈。

對永陵的風水，《帝陵圖說》曾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天壽蕞爾之山，而猶有佳城（“域”字之誤）若陽翠嶺者，非地靈之效順，世宗之睿鑑，其何以得之！”

最終，因廖文政等人的複視，十八道嶺作為世宗建陵地點沒有發生變化。

嘉靖十五年（1636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時，浩大的陵工開始了。世宗皇帝親自主持了祭告長陵的典儀，武定侯郭勳、輔臣李時奉命總理山陵營建事宜。在這一天動工的還有其他七陵的修繕工程、長陵神道甃石以及石像生加護石臺等工程。

在營建過程中，世宗打算按照長陵的規制進行營建，卻又不好把話說明，就虛情假意地對大臣們說：“陵寢之制，量仿長陵之規，必重加抑殺，絨衣瓦棺，朕所常念之。”大臣們對世宗的話心領神會，送給世宗御覽的陵寢設計圖只比長陵規模略小，因此很快得到世宗同意。

大約經過7—11年的經營，永陵營建大體告成。永陵竣工日期，文獻沒有確切記載。但據《明世宗實錄》卷二五六記載，陽翠嶺陵工暫止後，嘉靖二十年（1541年）十二月又曾再興前工。說明永陵的竣工時間至少在嘉靖二十一或二十二年。又卷三二六載，致仕工部尚書甘為霖故於嘉靖二十六年八月，生前因督理殿工，修飾七陵，預建壽宮工完，升為尚書。則永陵的建成，當距修飾七陵完工時間不遠，最遲也在嘉靖二十六年前。

建成後的永陵與前七陵相較，有三個獨特之處。

第一，是規模宏大，越制營建。在古代，陵園規模的大小，取決於陵園殿廡、明樓及寶城規制。按照禮制要求，後世的帝王陵墓不應在陵寢規制方面超越其前代帝王的陵寢。但永陵的陵寢建築，如寶城、殿廡等卻在規模上超過了其前代獻、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僅比成祖的長陵略小一點。

據《大明會典》的記載，永陵寶城直徑為81丈，祾恩殿為重簷七間，左右配殿各九間，其規制僅次於長陵（長陵寶城直徑101丈8尺，祾恩殿重簷九間），超過了永陵之前所建的獻、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這些陵的寶城直徑都明顯小於永陵，祾恩殿、左右配殿都是五間）。永陵祾恩門面闊五間與長陵相等，同樣在規模上大於前述六陵制度，因為前述六陵的祾恩門均為三間。其後僅定陵仿永陵建造，大體與之同制，但左右配殿各為七間，也還是略小於永陵。而慶、德、思三陵的建築規模都小於永陵。所以，永陵在十三陵中是僅次於長陵的第二大陵。

第二，是永陵的陵園設計獨具特色：

其一是永陵的方院和寶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沒有的外羅城。其制“壯大，甃石之縝密精工，長陵規畫之心思不及也”。外羅城之內，左列神廚，右列神庫各五間，還仿照深宮永巷之制，建有東西長街。《帝陵圖說》曾記載這座外羅城的由來：“永陵既成，壯麗已極，為七陵所未有。帝登陽翠嶺顧工部曰：“朕陵如是止乎？”部臣倉皇對曰：‘外尚有周垣未作’。於是周遭甃砌，垣石堅厚，壯大完固。雖孝陵所未嘗有，其後定陵效之。”當然，這段文字系出自傳聞。因為按《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七的記載，當時夏言等人擬定的永陵陵寢制度，是按照世宗的旨意，把皇妃從葬之式與陵園制度一體考慮的。更確切地說，世宗皇帝是想把自己的妃子們也葬在自己的陵園內（雖然不是一個玄宮內），於是，夏言等人設計了外羅城，以便將皇妃們埋葬於外羅城之內，其布葬的位置則擬在“寶山城之外，明樓之前”，亦即明樓前左右宮牆之外，左右相向，依次而祔。後來，世宗的皇妃們的墓室雖然沒有按原議定的方案，修在外羅城內，但外羅城則按原定計劃修建了。

其二是祾恩殿的位置改變了過去各陵獨處一院的方式，而是設計在第二和第三進院落之間紅牆之間。

其三是城臺之下是個實體，不設陵寢門洞，在城臺的左右兩側各設轉向礓【組字：石察】，並且各設有白石門樓一座。

其四是樓內的聖號碑造型新穎，別具一格。其前七陵聖號碑的碑趺均為須彌座式，自上而下由上枋、皮線條、上梟、皮線條、束腰、皮線條、下梟、皮線條、下枋、圭角以及土襯石等部分組成，而永陵聖號碑的碑趺則是自上而下由上小下大九級平臺組成。其中，上面八級臺分別雕有圖案：從上面開始，第一、三、五、七四級臺較矮，各雕寶珠和花卉；第二、四、六、八四級臺略高，自上而下雕刻的圖案分別是雲龍（二龍戲珠、回首龍等）、祥雲、江牙（山）、海水；第九級臺為素面，沒有任何雕飾。另外，祾恩殿、祾恩門御路石雕的左升龍、右降鳳的“龍鳳戲珠”圖案也都是其前各陵沒有的。（長陵為升降龍、海馬圖案，景陵為二龍戲珠圖案，其餘五陵均為“卐”字雲圖案）

第三，是永陵營建的用料，和加工製作非常講究。

前七陵的明樓在明朝時均為磚木結構（清朝乾隆時修繕改為條石發券結構），而永陵的明樓全為磚石結構，無片木寸板。即使是斗拱、霸王拳、匾額等造型比較複雜，通常都是用木料製作的構件，也是採用石雕。構件的外表則仿木結構油飾彩畫，所以，不僅美觀壯麗，而且堅固異常，以致至今樓體仍是明代的原構，且完好無損。

寶城城垛則選用花斑石壘砌。花斑石，明代文獻也稱“花版石”，或“竹葉瑪瑙石”。明朝時，產地主要有河南浚縣、河北豐潤、江蘇徐州等地。據文獻記載，當時石料的開採非常不容易。嘉靖三十六年曾擔任豐潤縣知縣的曹光祖有一首描寫花斑石開採情況的詩，記載在乾隆《豐潤縣誌》中。詩云：

浭水之北山之轉，五色石上霞光絢。

天巧新搏碎玉巒，人工細切春冰片。

天生美石為人器，石生此地為人累。

尋山老匠夜經營，撼石壯夫日憔悴。

切磋濾碭（dàng）動繼經旬，少不周完即損棄。

盡日攻山石將斷，野外人家無一片。

不知得此更何為，不得中夜髮長嘆。

我恐勞民不攻石，遂意為民釀禍難。

願天莫生珍怪石，願山莫產石斑斕。

不見醜石似奇鬼，兒童拍手笑孱（chán）顏。

永陵所用壘砌城垛的花斑石，打磨平整光滑、紋飾美麗，裝飾性極強。

祾恩門、祾恩殿的御路石雕，不僅所用都是京西房山大石窩所產的潔白無瑕的漢白玉石料，而且，石料的體積也大。例如，祾恩門前面的御路石雕，長6
.4米、寬1
.8米，是十三陵御路石雕中的最大一塊。巨大的石料從產地運至陵區，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據清龍文彬所著《明會要》記載，嘉靖十六年（1537年）升任工部尚書的毛伯溫奉命提督天壽山工程，認為包括永陵在內的各陵所用石料，“道遠難推，勞費千百”，遂設計了一種八輪大車。這種車“前後聯絡，隨地險易為低昂，工作易就”，可以說是解決了一項技術上的難題。

由於永陵用料考究，規制宏闊，明隆慶《昌平州志》稱其“重門嚴邃，殿宇宏深，樓城巍峨，松柏蒼翠，宛若仙宮。其規制一準於長陵，而偉麗精巧實有過之”。

嘉靖皇帝之所以要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得這麼好、這麼大，甚至膽敢超越前代陵制，與其皇權的膨脹心態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他以藩王入繼大統，剛剛即位時，本想尊崇自己的父母，卻面臨著大臣與張老太后齊心協力的反抗。儘管嘉靖皇帝運用皇權的威力取得了“大禮議”的勝利，但在心理上卻激起了其利用各種手段，強化皇權的意識。其中，超越禮制營建陵寢就是其物化的表現形式之一。因為，陵寢建築屬於禮制性建築，高大巍峨的陵寢建築，會對參拜陵園的臣子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懾作用，客觀上也就會起到了推崇皇權的效果。

永陵建成，總計用銀達800餘萬兩。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工程最緊張的時候，參加營建的三大營官軍有4萬人，再加上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陵區內新行宮和聖蹟亭的興工，以及皇宮內外工程，每月費銀不下30萬兩。但當時工部庫貯之銀僅有百萬兩，修陵經費十分困難。為此，世宗只得採納大臣們的意見，用廣納事例銀的辦法，以濟陵工。

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朝廷修葺十三陵時，永陵也得到了修整。當時永陵的祾恩門和祾恩殿雖然“頭停椽望盡屬破壞，柁、檁、枋、墊亦有糟朽”，但由於初建時用材宏壯、施工精細，其大木構架尚無大損。負責修陵的大臣金簡（工部尚書）、曹文埴（戶部侍郎）等人本應建議按原制修繕，可是，鑑於十三陵修繕範圍較大，至乾隆年間楠木已經“採伐殆盡”，若“仍照舊式修整，則長陵、永陵兩處購求大木更難辦理”的情況，經過商議，提出了這樣一個拆大改小的建議：“擬將永陵享殿等處拆卸，一切柱木大件先盡長陵均勻配用。其永陵宮門、享殿，再將拆下兩廡各座木料配搭，按照各陵規制建造享殿五間、宮門三間。”他們認為，“如此轉移籌辦，不獨長陵規模可仍其舊，輪奐維新，即永陵殿宇亦得與諸陵一律繕治整齊，觀瞻並皆宏敞”。這個建議在今天看來是不符合文物建築“不改變文物原狀”的修繕原則的，但在當時，也只能採取這一方式，因為乾隆皇帝下令修繕十三陵，目的在於懷柔漢滿兩族關係，以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其政治目的是居於首位的。只要政治目的達到，陵園是否符合原制並不重要。而按照這一建議實施，則會壓低修陵的經費。所以，金簡等人的奏摺呈到宮廷內，乾隆皇帝很快就准奏了。永陵的祾恩門、祾恩殿因此全部被縮小規制建造：祾恩殿由面闊七間（通闊50.65米）、進深五間（通深27.72米），縮為面闊五間（通闊25.91米）、進深三間（通深14.4米），殿頂由重簷式改建為單簷歇山式；祾恩門，由面闊五間（通闊26.26米）、進深二間（通深11.26米），縮為面闊三間（通闊12.3米）、進深三間（通深8.7米），單簷歇山頂的形制未變。

民國年間，乾隆時期改建的祾恩殿、祾恩門相繼塌毀。至今臺基上還完整地保留著改建後門、殿的柱礎石。明代門、殿的柱礎石保留不多，但可以看出其體量明顯大於改建後的柱礎石。其中，祾恩殿現存明代重簷金柱柱礎石鼓鏡部分直徑達1.2米，比長陵的僅少2釐米。可以想象明朝時永陵祾恩殿的楠木柱也是十分粗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