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邱瑞敏、王永強、劉耀真、嚴國基、……我與這群上海美專畢業生打照面，竟遠在1986年，葆元、景山、逸飛……他們創作在上海曾幾次遭批判。葆元、逸飛當年的名聲很奇怪；即是官方一流的“正角”，又是極“左”年代的“落選英雄”；既是“文革”作品的當然作者，又是勤習苦練的技巧主義者。他們的素描習作被拍成照片到處流傳，既是“地下”的，又是“公開”的。當時大家一天到晚畫素描；下筆要肯定，造型要精確，線條要瀟灑。總之，不同於當年的“工農兵”素描。葆元的素描介於德加、門採爾、珂勒惠支、謝羅夫和左恩之間……葆元當年的名聲很大，即便今日，上海畫派的圈子裡的沒有誰不知道這素描的源頭始自夏葆元。
多年後我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乃至新疆、西藏的青年畫家那裡意外發現葆元模糊不堪的素描黑白照片，那些照片顯然被幾度翻印，傳看再三，臨摹再三。當我北上就學，中央美院復出任教的林崗、靳尚誼與朱乃正等老師都曾向我說起葆元兄：如今堆在書店裡的素描範本也叫做素描嗎？為什麼就沒有上海美專年代師生的素描集？為什麼沒有一本個人素描集，作者名叫夏葆元？
……遊蕩江湖歲月荒荒，葆元的信寄到了，有一封曾使我十分感動，他在末尾寫道：“請不要因為我的誇獎而驕傲起來。”葆元畫素描是一種沉默的方式，無所謂基礎訓練，無所謂素材累積，不過是才氣與“白相”。那天我們從西方比到東方，從此人說道彼人，在馬路上騎著自行車大談怎樣才是好素描，逸飛忽然說：“我們所有人其實都是學夏葆元。”葆元的筆性：敏銳、輕巧、洗練和斯文。這些素描成為“文革”那個年代頗具意味的作品；同時，葆元固執而悉心地，沒有任何西方氛圍的年代，追求西方素描的文氣與正脈，實為難能可貴。列賓在初見謝羅夫作品時嘆道：我們是犬類，他是隻靈緹。葆元的炭筆素描總使我念及列賓的比喻。這次葆元尋回的素描只是當年的數十分之一。
除了俄羅斯的列賓和謝羅夫兼而有之的影響，他的趣味還延伸至歐美。他著迷於輪廓線的精準、肯定、優雅和帥氣，不理會北方素描刻意強調的體積與結構；他的素描全都散發著“憂鬱”的特點，與當時的美學觀點有異，而“文革”素描中的工農兵形象從未能像他那樣，被畫的極度肖似、傳神、真切。這些珍貴的寫生作品留下了20世紀70年代上海人內在的風格特質，即便是彝民或者陝西老漢，也染上葆元的目光……
在物質與精神極度匱乏的年代，我得以親見這些作品，並因此鄙薄“文革”的素描。那些年，我一再被幾位美術界“革命長者”規勸、教訓、警告；勿學上海素描表面華麗的技巧。我知道他們指的是誰。記得每次默然聽訓，還不得頂嘴，但我心裡充滿著年輕人的不屑與狂妄。是的，旭東、韓辛和我以及當時的青年畫友，差不多都看不起流行的繪畫；因為我們在上海灘，因為上海有葆元與景山。
不能忘懷——但願我並不為葆元的私誼而誇張記憶。日後我不再忠實的效仿他，因無法仿效的是他的才氣，可是誰不曾追慕過值得效仿的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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