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以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獲得當年度的普利策小說獎。阮清越 4 歲時跟隨父母和哥哥從南越逃至美國，經歷了難民營、文化融入、身份認知等困境，現為南加州大學英美研究和民族學教授。
《同情者》是阮清越一鳴驚人的長篇處女作，其內容和他自身作為越南難民、美國二代移民的經歷息息相關。小說情節設置巧妙，語言精闢辛辣，集歷史、政治、間諜、驚悚等元素，講述了一個潛伏於南越的北越無名間諜的故事。
1975 年，越共佔領西貢，美軍大撤退，主人公也隨其南越“長官”逃難至美國。在美國，他明面上是成為難民的南越軍人，處於美國社會的最底層，暗中則繼續為北越做間諜工作。再加上背井離鄉、然後受到的異國文化衝擊，他的身心經歷了非同尋常的折磨和掙扎。
阮清越賦予了“他”一種“共情”的特質：對越南同胞、北越同志、南越士兵、美國白人社會中的弱勢越南難民和其他少數族群，“他”都抱有深刻的同情。
一定程度上，小說《同情者》是主人公的一場獨白，更是作者阮清越本人對自我和身份的探索。他與主人公一樣，揹負雙重身份，感受和跨越了兩種文化。
在一次電臺採訪中，阮清越詳細講述了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小說與現實的聯繫。以下為採訪節選。感謝本文翻譯：鄒歡。
“阮清越”，我的名字
Q（採訪者）：你的名是“越”，我感覺很多越南人都叫這個，“越南”裡也有這個字。“越”到底是什麼意思？
A（阮清越）：“越”就是越南民族的稱呼。可以說，我爸媽給我取了一個非常接地氣、愛國的名字。再配上我的姓“阮”，是個菜市場名字，和英語人名約翰·史密斯一樣爛大街，在美籍越裔裡也很普通。但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很陌生、拗口。但我不想改名。
我在美國長大，對自己“越南人”的認知很模糊，可是我對自己“美國人”的身份也不太確定。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有一部分是越南的，因為生於越南，經歷了戰爭，是越南難民，我不願意為其他人改名。也有比較實際的人，比如我父母。他們的證件上是美國名，做生意的時候用美國名，即使他們是真正的越南人。
成為美國公民時有一次改名的機會，當時我覺得自己可以叫 Tony。想過很多名字——看吧，你笑了——但都感覺不對。所以我還是叫阮清越，雖然聽上去不像美國人，但我就是想讓美國人念這個名字，讓他們認可這是個美國人名。這現在也是法國人名、澳大利亞人名。我的姓“阮”現在是澳大利亞第四大姓。你看，我們改變了我們移民的國家，這些國家最終都能學會念我們的名字，就像念科波拉（譯註：越戰電影《現代啟示錄》導演、編劇之一）一樣輕鬆自然。
逃出北越
Q：1975 年，西貢被佔領，你父母所在的小鎮被北越接管，你父母、你哥哥還有你一起出逃？
A：1975 年 3 月，我爸爸因為生意去了西貢，媽媽留在邦美蜀的家中照顧我（4 歲）、哥哥（10 歲）還有姐姐（是父母收養的女兒）。那個月共產黨軍隊佔領小鎮，切斷了所有通信。母親帶著我和哥哥徒步走了約 150 英里，到山下的港口小鎮芽莊坐船去西貢和父親匯合。很幸運。哥哥說下山的時候一路上都很慘，他還記得，但我不記得了。根據讀到的史料可以推斷出當時很混亂，路上有許多平民和南越士兵的屍體。
媽媽留下當時 16 歲的姐姐看管家裡的財產，因為她認為——無可厚非地——我們會回來。打仗就是這樣，當時已經打了十幾年，大大小小的戰役不斷，但人們最後總是落葉歸根。好吧，當然我們最終沒有回去。
1 個月後，共產黨佔領西貢。哥哥說我們想盡辦法逃出去——去機場，行不通。最後找到一艘駁船，但和父親走散了。不過母親帶著我們上了船，接著發現父親也在船上。我的父母一直都敢於冒險，大多數時候都成功了。
初到美國
Q：戰爭、逃難和父親走散，你覺得這些對你的世界觀，或者說，根本的身份認知有影響嗎？
A：對 1975 年 4 月前的西貢我只有模糊的印象，真正清楚的記憶是到了美國之後。我們都是越南難民，被安置在各地的難民營。沒人願意收留一家四口人，所以我哥哥去了一戶人家，父母去了另一戶，四歲的我被送到一個白人家庭。我的記憶從這裡開始——和父母分離。雖然只是分開幾個月，但後來我意識到這是多麼深刻的創傷，至今仍是我肩胛骨間隱形的烙印。在很多方面，我一輩子都在琢磨這段創傷對我究竟意味著什麼。
後來我被送到另一個家庭，他們非常照顧我。我記得他們努力想讓我過得自在，但適得其反。比如說，他們讓我教他們怎麼用筷子。可我只有 4 歲，根本不會用筷子。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和其他美國人是不一樣的，文化上、種族上不一樣。
三年後我們搬至加州聖荷西（San Jose），爸媽開了間雜貨鋪。店裡總會有股味道。後來我意識到，那是大米、水果和香料的味道，這是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一種——黴味。美國人可能不習慣，越南人卻覺得很舒服。
遭到兩次入室搶劫，爸媽受槍傷
Q：你們全家離開南越，是想逃過暴力和迫害。但這兩件他們想逃離的東西還是找上門來了。是怎麼一回事？
A：那時我可能還不到十歲，所以記得不清楚，只記得是聖誕夜。我正在看動畫片，哥哥接到電話，然後告訴我爸媽中槍了。我沒反應。當時真的不明白，父母、哥哥和我碰到了什麼事——暴力。他們是小店主，還是移民，遭搶、被揍甚至被槍擊都是家常便飯。
但我覺得，難民自己也把暴力從越南帶到了美國，發生了很多家暴、虐待。人們受到創傷，受到傷害，受到驚嚇。男人落到社會底層，被社會排斥，理所當然地，他們把怨氣發洩到家人——妻子和孩子身上。許多孩子加入幫派，我二年級時也是一個所謂的“幫派”成員。你知道的，不是真的黑幫，但我去的公立高中有很多越南孩子，自然分成了幾個幫派，打架鬥毆。
有些越南來的青少年，甚至再小一點的美籍越南裔孩子，真的組成了黑幫，配槍，恐嚇越南裔群體，叫做“本土入侵”（home invasions）。他們心裡清楚——這些人家裡都有金子，膽小怕事好欺負。我爸媽一直叮囑我小心越南人，別讓他們進屋，因為他們可能是搶劫的。
越南人手足相殘
Q：這樣的同胞真讓人揪心。他們出於同樣的原因逃離祖國，在異鄉抱團生活，一部分是想抵抗美國文化中的敵意，最終卻彼此傷害。
A：哎，這是場革命戰爭，也是內戰——取決於你怎麼看。其實在越南的時候，我們就就已經在手足相殘了。歷來如此……在法國人殖民之前就這樣。在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時，越南人就在剝削同胞，殖民和美國佔領——或者說干預，隨便你怎麼說——使得情況更甚。難民到美國後，繼續像在越南國內打仗時一樣對待彼此，這可以說是諷刺，也可以說是必然，因為要在戰亂中活命，就得利用剝削他人。
美國的援助腐蝕了越南，人們又把腐敗的習慣和殘酷的競爭帶到美國，同時帶過去的還有同胞相殘的記憶。這肯定對他們自己以及後代造成了影響，給暴力和殘忍相向提供了條件。同胞群體裡，大家本應互相守護。但這就是美國少數族裔群體的現實：他們抱團取暖，知根知底，也知道對方的弱點。
談美國國內對越戰的分歧和電影《現代啟示錄》
Q：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美國國內對越戰存在的巨大分歧，甚至這場戰爭分裂了美國？你還有印象嗎？
A：我很早就知道作為越南人，我們是異類。爸媽開雜貨鋪的那條街上，有一塊窗戶上貼了紙條說越南人又搶了美國人的生意。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身處異鄉。
在我最早看的幾部電影中有一部叫《現代啟示錄》。那時我十歲，第一次有了模模糊糊的概念，原來有個東西叫“這場戰爭”，美國人認為它分裂了美國。那時我開始隱約體會到美國人正在經歷思想上的內戰，而我們越南人被牽連了進去。
一開始我為《現代啟示錄》裡的美軍拍手叫好，但當他們開始殺越南人的時候，我懵了，不知道要站在哪一邊：殺越南人的美國人，還是奄奄一息、說不出話的越南人？
那一刻永遠烙在記憶裡，它讓我意識到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處境，意識到美國人眼中越戰是一場美國的戰爭，也意識到我必須要做點什麼。
談小說《同情者》
主人公做了好萊塢電影的顧問
Q：《同情者》的主人公是一個間諜，西貢被佔領後來到美國，成了電影《村莊》（The Hamlet）的顧問。在小說的致謝部分，你列了許多讀過的與《現代啟示錄》有關的小說和電影。這個間諜作為電影顧問，主要負責什麼？
A：他做顧問的這部電影，明顯是影射《現代啟示錄》，同時也借鑑了我看過的其他越戰電影。雖然給我帶來了創傷，但不得不說《現代啟示錄》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固然有些問題，但比其他不入流的越戰電影要高出許多。小說裡的那部《村莊》就是不入流的爛片，主人公顧問負責監督細節的真實性。
他覺得好萊塢注重細節的真實性，尤其是對國外的東西。所以他們要求服裝要靠譜，但完全不關心人物夠不夠真實。電影裡所有越南人的角色，在這部有關越戰的美國大片中，竟然沒有一句臺詞。這些演員不過是一部美國片裡的道具。
我寫的主人公看得很清楚。他明白好萊塢不過是五角大樓非官方的宣傳部，強調美國自己的立場，其他人非我族類、不過是邊緣群體，他們即便在自己民族的歷史中也不重要，這樣一來就能煽動美國人去參軍打仗了。
他自信可以用某種方式反抗好萊塢這個宣傳部，顛覆影院裡這部殘殺越南人的戰爭史詩——因為這部電影其實是現實的前傳。他相信自己能讓情形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他顯然不能，這就是諷刺和悲劇的所在。
越戰與好萊塢
Q：對於越戰和好萊塢，你的意思是，這場戰爭是由戰敗方書寫歷史。
A：是的，這也是天大的諷刺之一。美國在 1975 年其實是戰敗方，五萬八千名美軍喪生，令人心痛。但同時，他們造成了南北越加起來總共死了三百萬人，戰時以及戰後還死了三百萬老撾人和柬埔寨人。
多年後它又如法炮製，利用自己強大的文化產業，在歷史記憶中贏得了這場戰爭。在越南之外，你走到哪裡都是美國對越戰的回憶。而在越南，你不得不面對截然不同的回憶。不管我到哪裡（越南之外的地方）討論越戰和記憶，第一個被問到的問題總是“你對《現代啟示錄》是什麼看法”。……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些，對吧？美國的軟實力強悍至極，和它的硬實力並肩作戰。
Q：是的，很多越戰電影都在探討美國的分裂，探討這場戰爭是否正義、美國士兵是否實施了暴行。
A：對，人們搞不懂這場戰爭。常有人來問我，說其實這些電影里美國敗得很慘。我的迴應是：是的，慘敗，但美國人仍舊是電影裡的明星。
如果有兩個選擇，做一個沒有臺詞的老好人龍套和做一個佔據舞臺中心的殘忍反派，我想每個人都會選殘忍的反派。現實也如此。
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這場戰爭很慘。好萊塢是承認這點的，但也僅止於這點。它們把美國人打造成巨星，邊緣化越南人，侷限了這場戰爭的意義，而恰恰是越南人付出了最慘痛的代價。正是這種文化實力、軟實力，讓美國人重蹈覆轍，一次又一次。現在在中東面臨著相似的情形。諷刺的是，面臨死亡的大多是那些國家的人。
但是美國只關心自己的感受。和當年的越戰別無二致，美國人也正是這樣，他們的記憶通過某種方式，把越戰當成了一場美國的戰爭。
《同情者》是阮清越對越戰的迴應
Q：你是否覺得《同情者》是你對越戰的迴應？從另一種角度，越南人的角度，非美國人的角度審視這場戰爭？
A：絕對是的。這是我對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復仇。也是我對好萊塢的復仇（笑）。我一個人的、渺小的努力——並非一個人，也並不渺小。許多越南裔的美國藝術家和作家都在做類似的事，讓美國人明白越南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場戰爭。他們也想讓越南人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場戰爭，因為越南對這場戰爭的理解也是有問題的。但你知道的，我們寫的是小說，即便拿了普利策獎，也不過是本書罷了。而好萊塢會拍幾部兩億、五億美金的史詩大片，讓我的書無處容身。
越南人寫給越南人的難民小說
Q：你的小說其實是一個北越間諜的自我檢討書。在動筆之前，你有讀過類似的材料嗎？
A：我知道自我檢討是越共對戰敗的敵人進行改造的一種厲害手段。我沒讀過真實的自我檢討書，但經常聽別人說，也讀過那些從改造營中倖存下來的人的自傳，回顧他們當時的經歷。所以我心裡大概有數，而且覺得這是一種很棒的文學形式，能和間諜小說結合起來。檢討，或者說懺悔，從聖奧古斯丁開始的基督教徒也一直在做。能和政治上的懺悔結合起來。做一個共產主義人士、天主教徒究竟意味著什麼，我的主人公對此很糾結。
檢討書這一形式在小說中是個重要元素，因為這是一個越南人寫給他的越南長官的。由此，我能把小說對準越南裔的讀者群體，一本越南人寫給越南人的小說，這在美國文壇不常見。
通常來說，一個少數裔的作家寫作，針對的是佔全國讀者 89% 的白人讀者。要在美國出版，討好美國讀者是第一步，對此作家們心裡都明白。但我真的不想寫一本首要讀者群是白人的小說，我想寫給越南人看。而且我知道，從這種立場出發，會根本性地改變小說的寫作方式和讀者定位。
Q：你父母生意做得不錯，哥哥是醫生，還帶領了一個白宮顧問委員會，你是教授、獲普利策獎的作家。但你也說你的家庭失去了很多，見證過死亡。你們會到美國完全是因為美國的這場戰爭——死了三百萬越南人，兩百萬老撾和柬埔寨人。你是否想過如果留在越南，你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嗎？
A：我聽說過許多其他留在或被留在越南的人的故事。他們中很多人都有過一段艱苦、可怕的經歷。我談論這些事的時候，聽眾會覺得我的家人和我自己是美國夢的代表——我們成功了，不是嗎？我真的很牴觸這種想法。
表面上看來我們是成功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給了我們機遇。但這一切的前提是美國在越南發起的戰爭。類似地，菲律賓、韓國、老撾、柬埔寨也有很多難民逃到美國來。對美國人來說，對這些難民移民來說，怎麼去看待美國給他們的經濟機遇（而且不是人人受惠），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因為這些機遇是美國在海外的戰爭帶來的。
我的看法是，必須一再強調我不是移民——我的小說講述的不是移民故事。我是難民，我講的是戰爭故事。美國總是用狹隘的眼光看待這段歷史的意義，自以為這些亞洲人是移民過來的、在美國獲得了新生。但我認為，他們來到美國是因為被逼無奈，因為戰爭。許多移民的故事、難民的故事，其實是戰爭故事。
（完）
本文編譯自：vietnguyen.info
翻譯：鄒歡
內容有刪節，如需允許轉載先請私信聯繫
上海譯文已經購得《同情者》一書的簡體中文版權
本書預計將於年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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