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關心周杰倫蔡徐坤，來關心一下中國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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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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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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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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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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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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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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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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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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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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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82篇原創首發文章
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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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數5k+·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82篇原創首發文章
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中國科學家的可愛和獨特
中科院的科學家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男用女名，如聲學家張淑儀，凝聚態物理學家朱邦芬，實驗高能物理學家王貽芳，數學家文蘭，高分子物理學家安立佳，放射化學家柴之芳，物理化學家胡英，有機化學家趙玉芬，鳥類生態學家鄭光美，病毒學家陳化蘭，外科專家王正敏，生物物理學家隋森芳，魚類育種遺傳學家桂建芳，物理海洋學家蘇紀蘭，大氣動力學家穆穆，測繪與地理信息學家龔健雅，石油地質學家郝芳，控制科學專家黃琳，電磁波物理與遙感科學專家金亞秋，計算機軟件專家董韞美，飛機空氣動力學家顧誦芬，等等，“芬、芳、美”成了高頻詞。還有，女性科學院院士比例大約只有5%。
學而優則仕，似乎一直是中國的傳統。人才往往全面發展，能者多勞，他們不僅具有匠人般的精神，而且延伸到其他領域也能幹得順其自然。院士中當過校長或副校長的比例在6%左右。
安立佳，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吉林省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化學系，後一直在長春應化所做科研，2018年當選為吉林省副省長。他的簡歷非常清晰簡單，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再到副省長，一輩子似乎都跟吉林捆綁在一起。（1964年11月生於吉林省前郭縣，籍貫山東東平。）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說，機遇和挑戰使得科學研究成為一個幸福的職業。港籍中科院院士張明傑說，科學家是美好的職業。
設想再有70年的太平時代，全社會都高度尊重科學精神，推崇科學家而不是福布斯富豪，中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批更加偉大的科學巨匠？中國有沒有可能為人類貢獻像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那樣的人物？大概還需要很漫長的時光吧。
所以今天，我們不關心周杰倫、蔡徐坤，我們關心科學，關心科學家，像餵馬劈柴周遊世界一樣，他們在探索的世界裡很單純，很幸福，中國是有這樣一批踏實的人的，我希望未來越多越好。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數5k+·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82篇原創首發文章
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中國科學家的可愛和獨特
中科院的科學家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男用女名，如聲學家張淑儀，凝聚態物理學家朱邦芬，實驗高能物理學家王貽芳，數學家文蘭，高分子物理學家安立佳，放射化學家柴之芳，物理化學家胡英，有機化學家趙玉芬，鳥類生態學家鄭光美，病毒學家陳化蘭，外科專家王正敏，生物物理學家隋森芳，魚類育種遺傳學家桂建芳，物理海洋學家蘇紀蘭，大氣動力學家穆穆，測繪與地理信息學家龔健雅，石油地質學家郝芳，控制科學專家黃琳，電磁波物理與遙感科學專家金亞秋，計算機軟件專家董韞美，飛機空氣動力學家顧誦芬，等等，“芬、芳、美”成了高頻詞。還有，女性科學院院士比例大約只有5%。
學而優則仕，似乎一直是中國的傳統。人才往往全面發展，能者多勞，他們不僅具有匠人般的精神，而且延伸到其他領域也能幹得順其自然。院士中當過校長或副校長的比例在6%左右。
安立佳，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吉林省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化學系，後一直在長春應化所做科研，2018年當選為吉林省副省長。他的簡歷非常清晰簡單，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再到副省長，一輩子似乎都跟吉林捆綁在一起。（1964年11月生於吉林省前郭縣，籍貫山東東平。）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說，機遇和挑戰使得科學研究成為一個幸福的職業。港籍中科院院士張明傑說，科學家是美好的職業。
設想再有70年的太平時代，全社會都高度尊重科學精神，推崇科學家而不是福布斯富豪，中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批更加偉大的科學巨匠？中國有沒有可能為人類貢獻像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那樣的人物？大概還需要很漫長的時光吧。
所以今天，我們不關心周杰倫、蔡徐坤，我們關心科學，關心科學家，像餵馬劈柴周遊世界一樣，他們在探索的世界裡很單純，很幸福，中國是有這樣一批踏實的人的，我希望未來越多越好。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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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782篇原創首發文章
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中國科學家的可愛和獨特
中科院的科學家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男用女名，如聲學家張淑儀，凝聚態物理學家朱邦芬，實驗高能物理學家王貽芳，數學家文蘭，高分子物理學家安立佳，放射化學家柴之芳，物理化學家胡英，有機化學家趙玉芬，鳥類生態學家鄭光美，病毒學家陳化蘭，外科專家王正敏，生物物理學家隋森芳，魚類育種遺傳學家桂建芳，物理海洋學家蘇紀蘭，大氣動力學家穆穆，測繪與地理信息學家龔健雅，石油地質學家郝芳，控制科學專家黃琳，電磁波物理與遙感科學專家金亞秋，計算機軟件專家董韞美，飛機空氣動力學家顧誦芬，等等，“芬、芳、美”成了高頻詞。還有，女性科學院院士比例大約只有5%。
學而優則仕，似乎一直是中國的傳統。人才往往全面發展，能者多勞，他們不僅具有匠人般的精神，而且延伸到其他領域也能幹得順其自然。院士中當過校長或副校長的比例在6%左右。
安立佳，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吉林省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化學系，後一直在長春應化所做科研，2018年當選為吉林省副省長。他的簡歷非常清晰簡單，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再到副省長，一輩子似乎都跟吉林捆綁在一起。（1964年11月生於吉林省前郭縣，籍貫山東東平。）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說，機遇和挑戰使得科學研究成為一個幸福的職業。港籍中科院院士張明傑說，科學家是美好的職業。
設想再有70年的太平時代，全社會都高度尊重科學精神，推崇科學家而不是福布斯富豪，中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批更加偉大的科學巨匠？中國有沒有可能為人類貢獻像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那樣的人物？大概還需要很漫長的時光吧。
所以今天，我們不關心周杰倫、蔡徐坤，我們關心科學，關心科學家，像餵馬劈柴周遊世界一樣，他們在探索的世界裡很單純，很幸福，中國是有這樣一批踏實的人的，我希望未來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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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把中國科學院778名院士的資料瀏覽、拷貝、數據整理一遍，我就花了快兩週時間。
互聯網永遠有熱點，一會兒爆雷，一會兒娛樂圈的大IP（如周杰倫和蔡徐坤的流量戰）。可是，路在何方，真正踏實的東西在哪裡安放，我們可能並不清楚。
我們80後小時候，有不少人都會說將來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但真的到了將來，當上科學家的幾乎沒有。今天，還有多少孩子的願望是當個科學家？
越來越相信，科學能讓人感覺踏實。在變幻莫測的世界裡，一輩子化身研究者和思考者，才能讓自己篤定而勇敢。在越來越強調基礎科學研究的時代，我們不妨從科學家那裡汲取力量。那就是一輩子的誠實、創新和韌性。
科學家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天賦異稟的人，簡單純粹的人，鮮有彎彎繞繞、曲折離奇的故事，只有一輩子幹一件事、突破一個又一個項目的那種韌性和精神在流淌。有時，他們還有點單調且高冷。
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我首先想寫的，是中國科學院四個最老的科學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傳奇，人的生命拉得越長，越能看出精神的價值。
科學院最年長的科學家是莊巧生，生於1916年，103歲了。福建閩侯人，世界著名的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一個吃水稻的南方人，研究的卻是小麥。國人都知道水稻育種的袁隆平，卻鮮有人知道莊巧生。
他長期從事小麥科研事業，帶領幾代科技人員選育出“北京8號”、“北京10號”、“豐抗號”系列等幾批冬小麥優良品種，在北方冬麥區廣泛種植。小麥育種是一項見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有時候十幾年的光陰會真的浪費，一無所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單調枯燥，一干就是一輩子。
據媒體報道，前幾年，在小麥生長的關鍵季節，莊巧生還經常下田。他說，我們的科研與科普事業，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需要追、趕、超、補的工作還很多，要“只爭朝夕”。
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無形中就會感染人，而科學家經常都是如此。
次長的老先生叫沈善炯，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1917年4月生，102歲了。江蘇吳江人。“耕讀傳家”是沈家的祖訓，在他們居住的村子澄墟，只有沈家有人識字和會寫文章，沈善炯的父親沈國範是澄墟第一個進洋學堂的。
沈善炯在西南聯大生物系求學時，張肇騫、於景讓、嚴楚江、張景鉞等教授都給過他重大幫助，他記憶中最深刻的事，是胡適之跟他講，“待人要不分貴賤，要做一個普通人，要獨立思考。”他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就讀後，一度因學業累到咳血，終於拿到博士學位，一心想報效祖國，回國途中還被美國中情局扣留，關押在東京下野的巢鴨監獄。“文革”中他在牛棚裡備受折磨，頸部腫脹，要做淋巴結穿刺，被醫生護士視為“牛鬼蛇神”，直接不打麻醉就開刀。
1978年，61歲的沈善炯重新煥發生機，在分子遺傳學和生物固氮領域取得了重要成果。謝天謝地，受過這麼多磨難，他依舊活得如此高壽。
第三位科學家是化學家唐有祺，1920年生於上海浦東新場鎮的一個商人家庭，今年99歲了。他的求學路非常坎坷，從上海經溫州去金華，考入從上海遷到此地的同濟大學，又從金華遷往江西贛州、昆明、四川宜賓等，隨校走遍了九個省。
1950年，唐有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國路也非常曲折，他的導師鮑林，崇尚和平和民主，幫助了他，他利用1951年7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國際晶體學聯合會第二屆大會的機會，繞道英國、瑞典、荷蘭、法國等地，於1951年8月回到祖國。
1952年，在唐有祺的主持下，中國才有了第一座X射線衍射實驗室，才有了自己的教材，他憑一己之力填補了中國晶體化學的空白，是中國化學學科奠基人。
1972年，唐有祺首次測定了豬胰島素的晶體結構，間接挽救了無數的中國糖尿病人。他淡泊名利，如果留在國外繼續科研，他本極有可能跟導師一起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93年，他將世界晶體學大會的舉辦權據理力爭放在中國，這是當時中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國際性會議。
千萬不要小看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候，一個人就是一支軍隊。他們是真正的國家精神的代表。
最後一位是陸元九，1920年1月9日生於安徽滁州，也是99歲了。他是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研究員、總工程師、科技委員會常委。他的絕頂厲害之處在於，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慣性導航博士學位，是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在個體的智慧水平、努力程度上，中國人從來不比任何人差。即便在國家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的時候，個體水平也沒有落後過。
陸元九出身於一個教員家庭。在戰火紛飛中考入中央大學，成為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是中國本土第一批系統學習航空技術的大學生，並且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進一步深造，1949年獲博士學位。
1958年，毛澤東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陸元九大膽提出，要進行人造衛星自動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衛星”的概念。與此同時，我國第一個探空火箭儀器艙模型在陸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誕生。
在“文革”中，陸元九被剝奪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遺憾的，不僅僅是失去的時光，還有抄家時遺失的《陀螺及慣性導航原理（下冊）》寶貴手稿，損失無法挽回。科學在任何一刻都應得到尊重，一刻都耽誤不起。
科學家的境界比匠人更勝一籌。陸元九常說：“對要上天的產品，99分不及格，相當於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還要評好壞。”科學家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修心，原來老先生個性強、脾氣大，後來認為這並不是耐不耐心的問題，而是尊不尊重別人的問題。他也面臨過老伴腦萎縮住院，自己焦慮難眠的困境，都靠修煉挺過來了。
在一個個具體的人生裡，都有創造的巔峰，以及要渡過的低谷。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顆進化的心，不屈不饒。
五分之二以上的科學院院士都是80歲以上的老人了
20後科學家，即1920年到192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而30後科學家，即1930年到1939年生人，佔全部科學院科學家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說，中國科學院院士，五分之二以上都是德高望重的80歲以上的老人了。其中，大家熟知的吳良鏞和楊振寧，都是1922年生人。
30後似乎是科學家的高產人群，他們年輕時期正處於新中國剛建成初期，用整個青春貢獻給了50年代、60年代。他們不少人還有蘇聯留學經歷，如朱森元，1930年生，江蘇省溧陽縣人，1952年南京大學航空系肄業，後去蘇聯留學，1960年在莫斯科國立鮑曼技術大學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回國，被分配到國防部五院十一所（現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工作。他是“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設計師。1984年4月8日，中國首次用“長征三號”氫氧發動機的液體火箭發射成功一顆通信衛星。
王大中，核工程與核安全專家。1935年2月11日生於河北省昌黎。195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1982年在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獲自然科學博士學位。曾任清華大學校長。20世紀60年代，王大中參與領導了中國自行建造的屏蔽試驗反應堆的設計、建造和運行。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百廢待興之時，科技就是最大的生產力，也是最硬核的實力。應該向這些科學家致敬。
50後科學家佔比僅略高於20後佔比，遠低於30後、40後，他們的青年時期，正遇到“文革”，可能側面說明，如果一個時代不尊重科學，不保護科學家，不僅人才不能脫穎而出，時代本身也是犧牲品。
我們來看一看年輕一代的科學家，70後，一共4位。
潘建偉，著名物理學家，1970年3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其領銜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室衛星科研團隊被美國科學促進會授予2018年克利夫蘭獎。他畢業於科大，獲學士、碩士學位，後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師從量子研究世界級大師蔡林格，後又回到科大教書育人搞科研。潘建偉這輩子和科大難捨難分，很多科學家也是如此，學校與人之間的緣分很深，深到一輩子都“糾纏不休”。
周琪，1970年4月生，幹細胞和發育生物學家。《科技日報》曾報道，2009年，周琪團隊利用誘導多能幹細胞技術從小鼠皮膚細胞培育出世界首例來自iPS細胞的可育小鼠，用鮮活的生命證實了學界久攻不破的iPS細胞發育全能性，入選當年的《時代週刊》醫學十大突破，他在採訪時稱，“中國要做幹細胞領域的引領者”。
徐濤，1970年8月生，細胞生物物理學家。2004年9月，年僅34歲的他成為科技部973項目“生物膜和膜蛋白結構與功能研究”首席科學家，總經費為2500萬元。
邵峰，1972年1月生，生物化學家，最年輕的院士，江蘇淮安人。他一直在鑽研的就是，人體免疫系統跟病原的“持久戰”。他曾說，“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的時候，那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他的目標就是做簡單純粹的科學家。
江蘇為什麼是院士最多的省份？
下面來看看地域（出生地）分析。這些數據是我一個個加總手工算出來的，可能會有點失誤，還請海涵。
江蘇是科學院院士最多的省份，不僅總數最多，而且各個領域的院士都名列前茅，比如數學家、物理學家、地學家、信息技術科學家、其他技術科學家均位列第一位，化學家、生命與醫學家數量位列第二位，其總數佔全部院士的比例約為15%。
江蘇人口多，物華天寶，科技文化傳統鼎盛，古今人才輩出。新中國成立至今，江蘇的院士人數一直位居榜首，從未被撼動。
本文沒有加上工程院的數據，據別人的統計，現任兩院院士中，江蘇約佔16.5%。
這些院士基本出生於建國前後，那時只有江蘇、浙江等富庶之地才有較大的物力財力支持孩子學習，當然也和江浙自古以來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人們常常提及江蘇泰州市的院士舊居景點，“古有三科兩狀元，今有弟兄五院士”，這裡“弟兄五院士”指的是，擁有三個院士頭銜的李德仁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德毅、李德群。李德仁是攝影測量與遙感學家。
上海的表現也是非凡的，佔比約12%，高於浙江，佔比約11%，江浙滬加起來佔比超過全國的三分之一。歷史上，上海的行政區域也屬於江蘇。可見江蘇實力的強大，是自古以來就奠定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歷史長久積澱下來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城市之間總是上演搶人大戰，其實，更重要的是好好對待那些傳承的、積累的、存量的人才，可能會更“有用”。
除了江浙滬三地約佔38%，其他東部地區，福建也不容忽視，約佔5%，相比而言，兩個GDP大省山東和廣東的成績不佳。
安徽、湖南、江西，這三個中部地區的實力也不容小覷，安徽、湖南的科學院院士佔比均高於福建，約佔5%以上。
據統計，我國的科舉制經歷了1300多年，從隋煬帝開始到清光緒帝舉行的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結束，共產生過736位狀元。歷代狀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而有籍貫記載的，共有357人。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河南省（37），南方狀元最多的省份是江蘇省（60），其次是浙江（54）、福建（33）、江西（29）。
北方城市的科學院院士比例不高，比如北京佔比在4%左右；傳統上出狀元最多的河南，佔比只有約2.5%左右。
歷史上南方出的狀元多於北方，而今天，南方出的院士，相對於北方多出的比例更高了。頂尖人才的培養一直是個謎，但和地域文化、經濟發展、政策以及人才聚集的馬太效應等等，可能都相關。
中國科學家的可愛和獨特
中科院的科學家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男用女名，如聲學家張淑儀，凝聚態物理學家朱邦芬，實驗高能物理學家王貽芳，數學家文蘭，高分子物理學家安立佳，放射化學家柴之芳，物理化學家胡英，有機化學家趙玉芬，鳥類生態學家鄭光美，病毒學家陳化蘭，外科專家王正敏，生物物理學家隋森芳，魚類育種遺傳學家桂建芳，物理海洋學家蘇紀蘭，大氣動力學家穆穆，測繪與地理信息學家龔健雅，石油地質學家郝芳，控制科學專家黃琳，電磁波物理與遙感科學專家金亞秋，計算機軟件專家董韞美，飛機空氣動力學家顧誦芬，等等，“芬、芳、美”成了高頻詞。還有，女性科學院院士比例大約只有5%。
學而優則仕，似乎一直是中國的傳統。人才往往全面發展，能者多勞，他們不僅具有匠人般的精神，而且延伸到其他領域也能幹得順其自然。院士中當過校長或副校長的比例在6%左右。
安立佳，現任吉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兼吉林省地方誌編委會副主任。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化學系，後一直在長春應化所做科研，2018年當選為吉林省副省長。他的簡歷非常清晰簡單，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再到副省長，一輩子似乎都跟吉林捆綁在一起。（1964年11月生於吉林省前郭縣，籍貫山東東平。）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說，機遇和挑戰使得科學研究成為一個幸福的職業。港籍中科院院士張明傑說，科學家是美好的職業。
設想再有70年的太平時代，全社會都高度尊重科學精神，推崇科學家而不是福布斯富豪，中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批更加偉大的科學巨匠？中國有沒有可能為人類貢獻像牛頓、愛因斯坦、霍金那樣的人物？大概還需要很漫長的時光吧。
所以今天，我們不關心周杰倫、蔡徐坤，我們關心科學，關心科學家，像餵馬劈柴周遊世界一樣，他們在探索的世界裡很單純，很幸福，中國是有這樣一批踏實的人的，我希望未來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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