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曼《北行漫記》:毛澤東並非不可靠近的神靈'

作為第一個採訪邊區的西方記者，埃德加·斯諾和他的著作《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已為人們所熟知。但被譽為其姐妹篇的《北行漫記》（原名《紅色中國報道》）及其作者哈里森·福爾曼，知道的人或許就不多了。讓我們通過上海市檔案局（館）應用服務部副主任科員方華的介紹和解讀，走進這位曾到達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地，並進行過戰地採訪的美國記者，以及他那本真實記錄當時中國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及深刻的政治變革的著作《北行漫記》。

為尋新聞真相

歷盡險阻進入紅區

1898年，哈里森·福爾曼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從小酷愛藝術的他於1922年至1925年間，先後就讀於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和密沃基萊頓美術學院，並於1929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學士學位，主修東方語言。

1930年，福爾曼作為一家航空公司的代表，首次來到中國，不過那時他已決心投身於新聞事業，當一名記者。為尋找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福爾曼前往令世人望而卻步的西藏高原採訪，拍攝到了大量反映西藏風土人情的照片，並於1935年出版了《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書。此後，福爾曼以探險家、攝影家、戰地記者的身份，周遊世界，用相機和攝影機記錄了中國的抗戰、納粹法西斯對波蘭的入侵等重大歷史事件。

受埃德加·斯諾的影響，福爾曼對“紅星高照”的中國西北地區極為嚮往。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他第一次抵達陝北蘇區，採訪了正準備奔赴抗日前線的中國紅軍，會晤了彭德懷、賀龍等紅軍將領。他讚賞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對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滿懷崇敬之情。

1940年，福爾曼作為《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再次來到中國。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頑固派極力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集中力量對延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密的軍事包圍和政治、經濟、新聞封鎖，並詆譭共產黨的抗戰功績,中傷根據地的黨政軍民關係。這反而引起了外國記者對中國共產黨的濃厚興趣，一顆新聞記者的良心驅使福爾曼要儘快訪問延安，報道事實的真相。1943年5月，福爾曼與在重慶的外國記者發起成立了“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同年11月，他率先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去延安採訪的要求，各國駐華記者紛紛響應。

經過他們不懈的鬥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1944年4月10日被迫同意其組團訪問延安，隨後即在重慶組成了包括福爾曼在內共計21人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同年5月17日，記者團從重慶乘飛機抵達寶雞，然後坐火車至西安。根據重慶方面關於必須首先訪問非中共地區的命令，記者團先行前往西安。5月31日，記者團西渡黃河，終於進入陝甘寧邊區，踏上了紅色中國的土地。此後，福爾曼等人不顧國民黨領隊的反對，先後單獨採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賀龍、聶榮臻、陳毅等領導人，還同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祕書長李維漢，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以及邊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分別就陝甘寧邊區的歷史淵源、行政機構、民主政治、財政貿易、金融、工農業生產狀況及文教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詳細的採訪。福爾曼發現，他的所見所聞與重慶國民黨報刊的宣傳，實在是大相徑庭。在此期間，他在延安舉行的慶祝“聯合國日”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作為一個記者，我的任務在於尋求事情的真相，以便向美國人民忠實報道。”他呼籲國共兩黨繼續團結抗戰，以便更有力地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人民是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北行漫記》記錄真正的“人民戰爭”

從1944年5月31日進入邊區，到10月下旬離開延安返回重慶，五個月中，福爾曼為了讓全世界人民真實瞭解中國西北紅軍區域所發生的一切，撰寫了《北行漫記》（原名《紅色中國報道》）一書，把他在邊區數月的見聞和八路軍對日本侵略者作戰的事蹟寫成故事。他不僅關注共產黨領導人，還將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軍戰士、少先隊員和兒童團員。通過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反映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及深刻的政治變革。他告訴美國人民，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福爾曼還把自己在1944年8月至10月採訪晉綏邊區拍攝的照片編輯成書，出版了《西行漫影》畫冊，由此開拓了在華外國記者攝影報道的新領域，兩書均在1946年出版。

在《北行漫記》一書中，福爾曼詳細記述了他在邊區前線的見聞。他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謊話已被事實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作戰，八路軍有很多傷兵，有大批敵軍的俘虜，人民熱愛著八路軍．我要將所見到的八路軍英勇鬥爭的事蹟，寫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訴全世界人士，爭取美國對八路軍給以武器的援助，最後將日本法西斯打垮。”

福爾曼發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贏得了人民的支持。他指出：“220萬民兵是華北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抗日的中堅力量。他們是共產黨武裝起來的人民。在我看來，關於人民內心怎麼看待共產黨的問題，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為武裝起來的人民不可能會長期容忍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和一支強加的軍隊。這是舉世公理。”

福爾曼還發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人民群眾結下了魚水深情。在《北行漫記》一書中處處傳遞著“人民群眾是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種信念。那些“大娘給八路軍送水”、“村民自發組成隊伍，將傷員從前線抬往醫院”的照片展示了“軍民攜手、互相信任、相互支持”的軍民魚水深情，也讓他看到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對於八路軍參加大生產運動，福爾曼好奇地指出：“生產運動不只是在老百姓中開展，部隊也參加了。這或許可以說是八路軍的特色。據我所知，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其他軍隊這樣大規模地開展過生產，這毫無疑問也是造成軍民間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的，任何接觸過八路軍的人都不會懷疑，正是與人民的這種魚水之情，才使得八路軍在這場靠繳獲或土造的武器進行的戰鬥中，能堅持下來。”

就這樣，福爾曼通過《北行漫記》一書告訴全世界人民，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毛澤東並非不可靠近的神靈

抗日戰爭是正義的戰爭

在邊區採訪的日子裡，福爾曼採訪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他看來，毛澤東“絕不是不可靠近的神靈”，而是“一個善於集中大家智慧的人”。福爾曼在《北行漫記》一書中寫到：“毛澤東不是一切智慧與指揮的唯一泉源。他的話也不是出口就變成法律。的確，毛澤東的理想與提示在樹立政策上有很大的影響，可是毛澤東的理想與建議只不過是中共領導者委員會討論的基礎及最後的準繩而已。”福爾曼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實行的是集體領導。

而毛澤東在福爾曼眼中，則樸實得和普通老百姓並無兩樣。他在書中描寫到：“他的會客室是一個有著簡單磚地、白牆壁，有著笨重粗糙傢俱的窯洞。在暗夜的窯洞裡，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轉杆子上的蠟燭。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製糖果和香菸。”

在《北行漫記》一書中，福爾曼還用一章節的筆墨寫了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在抗日戰爭期間，一些覺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本戰俘，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努力爭取和日本共產黨人的積極領導下，脫離日本軍隊，成立了“在華日人反戰聯盟”的反戰組織。這些人從“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的身份轉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和優待俘虜的政策。福爾曼發現，這些人相比中國士兵，得到較好的口糧，給他們分配的肉類每月也有六磅，比八路軍士兵所得的要多過一磅七盎司。日用必需品，如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及菸草，也有大量的供給。

福爾曼還在延安聽到日本人喊出這樣的話：“我們準備隨時和我們的美國及其他盟友向日本軍國主義作戰。”福爾曼對於這樣一群特殊人物的關注，通過對他們加入反戰行列，掉轉槍口對日本法西斯反戈一擊的敘述，更加凸顯了中國人民抗戰的正義性。他堅信，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而進行的抗戰必將得到全世界富有正義感的人士支持，也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福爾曼曾來華故地重遊。1978年他不幸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