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著《椿園詩草》，是嶽麓書社1987年印行的他的詩集。他喜歡詩，喜歡李白、杜甫的詩，也喜歡歌德、海涅的詩。他喜歡寫詩，他的詩記錄了他的人生腳印。所以，他的詩集，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部回憶錄。書中收有他和“二十八畫生”互贈的詩。此外，書中還收入他答董必武的詩、何叔衡贈詩，他贈劉志丹、鮑羅廷、俞秀鬆、蕭楚女、張太雷、向警予、蘇兆徵、惲代英、方誌敏的詩，展示了作者漫長的革命經歷和廣泛的交際面。

羅章龍（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羅璈階，湖南瀏陽人。傑出的政治活動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曾參加五四運動，是中共創建時的黨員之一。在擔任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期間，先後組織領導了隴海鐵路、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及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連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是中共第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後，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1931年初，圍繞著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他策劃了中共黨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1934年起，任河南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建國後，先後在湖南大學、中南財經學院、湖北大學任教。先後被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起，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顧問。

如今收入《毛澤東詩詞選》中寫於1918年4月署名“二十八畫生”的七言古風《送縱宇一郎東行》，就是寫給羅章龍的：

雲開衡嶽積陰止，天馬鳳凰春樹裡。

年少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

洞庭湘水漲連天，艟艨鉅艦直東指。

無端散出一天愁，幸被東風吹萬里。

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

滄海橫流安足慮，世事紛紜從君理。

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於今五百年，諸公碌碌皆餘子。

平浪宮前友誼多，崇明對馬衣帶水。

東瀛濯劍有書還，我返自崖君去矣。

羅章龍來到上海，預訂了去日本的船票，一樁意外的事情發生了：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軍警在東京毆打中國留日學生，並要他們回國。 毛澤東青年時期（左四）與羅章龍（左六）

羅章龍打消了赴日的念頭，在上海尋找《新青年》編輯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圖書公司，才知編輯部已遷往北京大學。

羅章龍帶了好多冊《新青年》雜誌回到長沙，見到了毛澤東。他們在《新青年》上見到華法教育會登的文告，鼓勵青年們到法國勤工儉學。於是，毛澤東率20來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其中便有羅章龍。這批青年，大部分進入北京的留法預備班，而毛澤東則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羅章龍進入北京大學學習。這麼一來，羅章龍成了北京大學預科德文班學生。

毛澤東與羅章龍（來源：生活時報摘自《百年潮》）

1915年的夏秋之間，長沙的數所學校門前出現了一則“徵友啟事”：“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文情真摯地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徵友人醒目地寫作“二十八劃生”。數“毛澤東”三字繁體的筆畫，恰是二十八劃，故以此署名。當時的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入學兩年，課內成績出眾，課餘酷愛讀書，常以天下為己任，今番出此妙舉，意在高山流水間。那一紙文字，貼到女校門前，曾引起校監的疑心，擔心這外校學生對女生圖謀不軌，差點鬧出笑話。

不久，毛澤東就收到了數封回信，其中最令他注意的是一封署名“縱宇一郎”的，文辭別有風度，署名同樣不凡。毛澤東一見欣喜，立即復書約晤，稱“空谷足音，跫然色喜”。這位“縱宇一郎”，就是當時頗有名氣的長郡第一聯合中學高班學生羅章龍。第一次見面，就相見恨晚地敞開心扉：憶屈原賈生，談詩韻曲譜；窮究宇宙源起，探討人世曲折。不知不覺竟是二三小時過去，直到圖書館午休。臨分手時，毛澤東脫口而出：“願結管鮑之誼。”

自春秋時管仲和鮑叔牙風雨莫逆，遂有“管鮑”佳話以來，千百年間，堪稱“管鮑”者可謂寥寥。而毛澤東一向騖高遠，卑俗流，擇友甚嚴，此刻一句“願結管鮑之誼”，表白了他對羅章龍的看重，道出了心底的真切。觀毛澤東的一生，所結“管鮑之誼”者，羅章龍一人而已。

風流共賞，情誼同證。“管鮑之誼”此結，似一發不可收。每逢週末，兩人常相約出遊：東城古堡天心閣，辛棄疾練兵的飛虎營……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他們曾一起步行去了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沖，又常去板倉的楊昌濟先生家，在這裡，羅章龍遲於毛澤東結識了楊先生的女公子楊開慧。他們也曾相約同遊衡山，但羅章龍因家人告病回了瀏陽，毛澤東便獨自遊覽衡山，登上了祝融峰。

最令他們難忘的，恐怕是1915年深冬的嶽麓行了。一日，毛澤東忽邀羅章龍共攀嶽麓。清晨，出長沙南門，到朱張渡泛舟過江，在茶亭討論朱熹、張木式二人在湖南留下的學術影響。至自卑亭稍事休息後，二人議定：從鳳凰山、天馬山分南北兩路登雲麓宮，先到為勝。當時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見鳥跡人蹤。兩人在凜冽的朔風中，踏著積雪冰泥，艱難前行。足足有兩個來小時，羅章龍登上了北海碑亭，從樹叢間隙看見毛澤東還頗為艱難地在印心小屋的小路上行。二人會合後，一同登上了山頂的雲麓宮，自是一番指點江山，良多感慨。至80年代初，已是八十高齡的羅章龍在《亢齋汗漫遊詩話》中，還記憶猶新地說，當時“我們”留下了一首詩：

共泛朱張渡，層冰漲橘汀。

鳥啼楓徑寂，木落翠微冥。

攀險呼儔侶，盤空識健翎。

赫曦聯韻在，千載德猶馨。

——《初登雲麓宮》

既有詩意浪漫，更是壯懷激烈。

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的窯洞裡，向新結交的朋友、來自大洋彼岸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饒有興致地講到那次“徵友”，因擇友甚嚴，雖大膽尋覓，卻所得寥寥——僅“三個半”。其中兩個均已淡忘；而同是長郡聯中、也可算作一名人物的李立三，卻也只被視為”半個”；唯羅章龍，在毛澤東眼裡是實實在在的“一個”。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毛澤東和羅章龍都到會。會議間隙，兩人同登黃鶴樓，面對煙雨蒼茫的形勢，毛澤東吟成《菩薩蠻·登黃鶴樓》，“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羅章龍可謂心領神會，稍後便有《感事》二首與之呼應，期盼著“江漢滔滔據上游，棋先一著便千秋”。同年七、八月間，毛澤東接受中央命令，羅章龍則主動請纓，相約回到湖南，意在重整旗鼓，再開局面。羅章龍坐鎮長沙，負責湖南省委，組織市內和鄰郊的工農武裝；毛澤東在湘贛邊界調遣主力部隊，裡應外合發動秋收起義。孰料這一對忘形摯友，戰亂中匆匆一別，竟再未會面。歷史真是給人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1930、1931年之交，當時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祕密來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共內部事務。在突然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操縱並扶植王明等進入黨的中央領導機構。身為六屆中委、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羅章龍，在會上拒絕認同，堅持另行其是。其後事態急轉直下，終使羅章龍結束了他作為職業革命者的政治生涯。

於其後六十多年的逆境中，顛沛輾轉，隱姓埋名進入高校著述教學。他雖已推秤撒手，淡出政治，但多年來，作為黨的叛逆者，仍入了“另冊”，被斥為毛澤東的對立角色。其實，毛澤東這一生，與天鬥，與地鬥，尤其是與人鬥，倍感“其樂無窮”，卻從未與他的這位忘形之友鬥過。還是那次在陝北與斯諾的談話中，話及羅章龍的近況，毛澤東是這樣說的——“後來轉向了”。不知是他表述得巧妙，還是斯諾記述得巧妙，或許是翻譯得巧妙，總之，“轉向”的言外之意耐人尋味。

儘管時勢劃開了“人民救星”與“齊民教授”，但無論是誰，那份私交依然深藏心底。1949年以來，毛澤東先是通過湖南省委的負責人問詢羅章龍的近況。高校院系調整後，羅章龍去了湖北的高校，毛澤東幾次經留武漢，都向當地負責人說起羅章龍，其間也不無問訊，有一次還認真向省委負責人提出，要為羅章龍蓋樓度晚年。可好事偏逢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自己掀起的政治風暴，又吹散了他作為老朋友的一片好意。

羅章龍也是有心人。毛澤東的晚年，如日中天，被崇拜為神偶，羅章龍不願以帶“罪”之身，徒給“太陽”抹黑，所以他始終把這一段相知相交的“管鮑”之情深埋於心底，多年來守口如瓶，從不同外人提起。他周圍的許多教師、學生，都不知羅仲言教授就是當年風雲一時的羅章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