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要非常耐心地讀，細細地品

文丨陸建德

錢鍾書與清華大學及瑞恰慈的關係

非常高興與大家分享我閱讀《圍城》的一些粗淺的體會。能夠到清華大學來講《圍城》，這是莫大的榮幸.我高考的時候在杭州，第一志願是復旦大學，第二志願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我是不敢填的，因為清華那時候是工科學校，如果當時清華大學跟現在一樣是綜合性大學，我也會想一想是不是來讀中文系或者是外文系。

清華大學在錢鍾書讀書的時候，文科也特別強。清華初辦時就有好名聲，那是在民國之前。美國把一些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那時候的中國人缺少管理錢財的道德能力，怎麼樣來做最好？美國就決定用一部分錢辦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現代中國很多優秀知識分子都是庚款學生。美國後來又與中國政府一起組建一箇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管理、使用這筆退款，文津街的老北圖就是美國歸還庚款建的，當時亞洲還沒有設施如此完備的圖書館。基金會至今還在中國臺灣運轉。清華當年發展很快，錢鍾書報考清華的西洋文學系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當時這個系在中國各大學裡出類拔萃。

錢鍾書1929年來清華讀本科，1933年畢業以後回到南方，在上海光華大學教英國文學，兩年後又通過考試獲得英國用庚子賠款設立的獎學金留英。英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也是盡其用了，一部分撥為留學獎學金，其他的用於修造鐵路、支持教育事業等等。錢鍾書就是一個庚款學生。在民國時候，如果履歷表上填自己是庚款學生，這是很榮耀的，因為庚款學生出去不容易，都要經過嚴格的考試。

現在人們說到外文系，就以為老師教外語，學生學外語，不會把文學創作跟外文系的師生聯繫在一起。其實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外文系的人往往也長於中文創作。我曾經在中國社科院的文學研究所工作，文學所五十年代初成立時還屬於北大，過了幾年劃歸哲學社會科學部，即社科院前身。錢鍾書和楊絳原來都是文學所西方組的，這個組1964年劃歸從文學所分出來的外國文學研究所，錢鍾書是文學所古代組借去的（選注宋詩），一直沒有“歸還”。那時候外國文學所裡作家較多，錢鍾書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創作上也非常有建樹。楊絳就是一個作家，馮至是德文專家，也寫詩，得到魯迅認可。卞之琳對新詩的貢獻也大。研究、翻譯法國文學的李健吾先生筆名劉西渭，散文寫得好，還創作了大量的戲劇。他跟楊絳、錢鍾書四十年代在上海的時候來往密切。回顧中國現代文學史，會覺得很多著名的作家在最初的時候都是跟外國文學有關係的。包括清華大學中文系要紀念的朱自清，朱自清外國文學的知識也是精湛的。錢鍾書先生在清華唸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就是曹禺，曹禺是中國現代戲劇的開山鼻祖。當然錢鍾書怎麼評價曹禺，我不大敢說。《圍城》裡面有一個人叫家寶（褚慎明原名褚家寶），這個家寶背後是不是有一點暗通曹禺（原名萬家寶）？我不敢確定。錢鍾書落筆不大有顧忌，他自己興之所至，隨手拈來，忍不住要跟人開玩笑。

晚清開始中國不斷派留學生出去，也派官員出去考察，比如光緒二年郭嵩燾出使英國，從那之後中國慢慢跟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此前我們老大帝國慣於把其他國家看作是低一等的藩屬國。再早幾年，在1862年，北京有了一個新式的學堂叫同文館，學生主要學習外語。後來在同文館的基礎上京師大學堂建立起來，這是北大的緣起。又有一系列其他歷史的原因促成了清華大學的誕生。那個時候新式學校裡面各個學科的吸引力不一樣，外文系地位很高，學外文的人同時也從事中國文學的創作，這跟外國文學從晚清開始就在中國取得的特殊地位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很多奠基人，像魯迅、周作人那一輩，他們往往也是翻譯家，茅盾和老舍也做過翻譯，郭沫若和巴金更不用說了，所以他們外國文學方面的修養非常好。錢鍾書不太願意做翻譯，楊絳翻譯《堂吉訶德》，有時也會跟錢鍾書一起切磋討論。

瑞恰慈

錢鍾書絕對不會在自己任何著作裡開清華一位老師的玩笑。這個老師也是1929年到清華的，跟錢鍾書同一年，他叫I.A.Richards，中文叫瑞恰慈，錢鍾書聽過他的課。我們稍微瞭解一點歐美文學批評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史，就知道瑞恰慈是新批評派（New Criticism）的開路先鋒。他原來在英國劍橋大學，二十年代寫了幾本在整個英語世界影響很大的書，比如《實踐批評》和《文學批評的原則》。

錢鍾書讀本科的時候就會寫評論文章，有的是在《新月》雜誌刊發的。他的筆墨非常老練，評點人物、作品一點不留情面。從他早期的書評也看得出來，他不僅駕馭語言的能力強，讀的中外書籍也多。他在清華寫的評論裡面講到過瑞恰慈。

瑞恰慈對現代中國文學的影響在哪裡？瑞恰慈對有一些寫作、閱讀現象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詳細分析了“濫情”（sentimentality），他覺得不管是閱讀的時候還是創作的時候，不能太濫情，不能動不動就被裡面一個人物感動得流出眼淚。錢鍾書大概是受到啟發的，他也在書評裡講到過濫情的弊病，對有的詩人很不客氣。一個大學本科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錢鍾書的幽默感

而且我也要強調一下，他批判濫情也是跟他的幽默感有聯繫的。錢鍾書跟有些中國傳統文人不一樣。我們現在講傳統文化，不能一味叫好。不少詩人作家，對自己評價都是特別高的，不管是李白、杜甫或者才能不及他們的，都養成一種習慣：在有利於自己的光線下看自己，自我感覺特別好。傳統詩文裡面的自誇、自美的作品特別多，這是從楚辭就開始了，詩人先把自己放在道德完美的位置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幽默感就會比較少。有幽默感的人會看到這個世界上各種小小的毛病，也會注意到自己不完美，因而比較寬容，甚至還有一點自我嘲諷的能力。傳統文人不很善於自嘲，這跟他們缺少幽默感有關係。但是我們看《圍城》，撲面而來的都是反諷或者是自我嘲諷。

在錢鍾書的筆下，沒有一個簡單的理想人物。我們千萬不要把錢鍾書跟方鴻漸完全等同起來，方鴻漸在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並不會因為有缺陷而不那麼可愛，人總是要有一點缺陷才好。傳統文化裡面有好人和壞人（或者說君子小人）的分野，我小時候讀小說、看電影首先要明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其實黑白太分明，看社會、人世就會有一些過分的反映。而傳說中古代個別人會覺得自己生下來就有“內美”，自我感覺特別好，邊上的人沒一個看得上，君子只有我一個，其他全是小人，所以沒有理解我。現實生活裡面碰到這樣的人真是一個災難，大家會逃得遠遠的，避開他。對自己也有一點反諷，其實也是修養。錢鍾書這方面表現得特別突出。

錢鍾書的同輩中像他那樣嫻熟地用古文寫作的人不多，但是他的外文也特別好，這兩方面的根底使他的現代漢語寫作充滿亦古亦新的魅力。如果只是中文特別好，沒有外語和外國文學的儲備，表達就受到侷限。錢鍾書不是，他能夠從古文裡面汲取營養，還能從不同的外文借用一些修辭的手段，來豐富自己文字的武庫。文人的武庫就是他的文字。有的人特別厲害的原因就是文字資源豐富，武庫裡存有大量修辭的武器。錢鍾書的武庫，人所不及。

同時他又是對自己特別警覺的。錢鍾書不大喜歡回憶，他說有的人寫回憶文章或者寫自傳的時候，想象力就變得特別豐富，真的讓他寫作，想象力不過如此，十分平庸。錢鍾書實際上知道很多人藉著回憶自己的身世或寫履歷來自我標榜，《圍城》裡對有些海外留學歸來的人士不很恭敬。所以錢鍾書說自己絕對不寫自傳，他說一旦我要寫回憶文章，心裡面就有一個小鬼要跳出來跟我作對。這個小鬼要幹什麼？它會引誘錢鍾書為自己美言幾句。與其被這小鬼捉弄，還不如不寫——不給它機會。

錢鍾書與《圍城》

楊絳這本《記錢鍾書與圍城》詳細介紹了這部小說的誕生過程。這本小書剛出的時候楊絳先生還送給我一本，現在看到她寫的幾個字心裡很溫暖。楊絳先生一直活到105歲，我有一段時期作為她原來工作過的機構的一員每年會去看看她，有一些事情也向她請教，從她的談話裡我受益很多。按照楊絳的說法，錢鍾書是1944年到1946年在上海創作《圍城》的，先在鄭振鐸主編的《文藝復興》雜誌連載，1947年出單行本。鄭振鐸是錢楊很好的朋友，也是文學所的首任所長，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貢獻是特別巨大的。他很早進了商務印書館，商務除了出版大量圖書以外還有自己的雜誌，如《小說月報》。新文學的先鋒積極給《小說月報》投稿，慢慢形成一個龐大的、非常出色的現代文學創作隊伍。錢鍾書從年紀上來講比魯迅小一輩，但是都得益於上海文化。抗戰期間的上海，文學藝術還是呈現了多樣的面貌，千萬不要以為那個時候文化生活特別單一，不是這樣。上海的出版事業極其發達，“孤島”時期，鄭振鐸甚至出版了中國傳統的版畫。日本入侵租界後，文學藝術狀況如何，還應深入探究。錢鍾書和楊絳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他們上海的日佔時期艱苦度日，兩個人都從事創作。

1947年版 《圍城》

在抗戰時期，錢鍾書經歷其實挺坎坷的。他在英國牛津最初讀了B.Litt（副博士），這個學位非常不容易拿，我也想寫一篇小文章來介紹。在牛津大學拿這個學位的人，特別有自信，極其優秀，而拿博士學位的往往是庸才。錢鍾書兩年拿到那個學位，又和楊絳一起到巴黎遊學一年，1938年搭法國遊輪回國。那時候抗戰已經爆發，他們開始想到西南聯大教書，去了昆明，但是他們還需要回上海探親，結果發現從上海再去昆明十分困難。錢鍾書父親錢基博是一個老式文人，當時在藍田師範（今天的湖南師範大學）教書，他叫兒子去，錢鍾書不得不去。錢鍾書在藍田教書的經歷對他後來的創作極有幫助，《圍城》裡方鴻漸那批人離開上海到內地的三閭大學，一路辛苦，這路上的見聞大概與錢鍾書去藍天的經歷約莫相似吧。逃難、內遷是苦不堪言的，那時中國的交通設施太簡陋了，必須隨遇而安。《圍城》裡有些細節，現在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比如那一行人離開上海先到寧波，走的是水路，再從寧波往西，往南，由金華進入江西。年輕一點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時候的浙贛線已經不通了，1937年12月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的時候，為了延緩日軍南下，炸燬了才建好不久的錢塘江大橋。

至於那些落難的知識分子，在令人同情的同時又都是有點可笑的。錢鍾書真是把他們寫活了。楊絳說，錢鍾書通常是把自己認識的幾個人捏和在一起，各取一些特點，創造出一個新人來，又把他從小長大的很多的見聞、閱歷也寫進《圍城》。

錢鍾書在《圍城》的前言裡面有一個短短的重印前記，非常短。他說，《圍城》寫好之後，他還想寫一部作品，叫《百合心》，稿子在1949年夏天從上海到北京來的時候丟失了。不過那個時候極其敏感，蔣介石政權已經搖搖欲墜，新的政權即將誕生，《百合心》裡會不會有一些與時代糾纏得太緊的話題？我不知道，這事永遠沒有辦法查考。

《百合心》這個題目可能是受到西洋文學的影響。一個百合，我們把它一瓣一瓣剝下來以後，裡面是空的，沒有東西。很多水果都有核，百合不一樣。易卜生有一個戲劇叫《培爾·金特》，裡面說到說人就像剝洋蔥，剝開後一無所有。百合可能是中國特產，但是洋蔥很多國家都有，了不起的劇作家要用洋蔥來看人內在是不是有著一個堅定不移的東西，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錢鍾書有可能在《百合心》探索人性本質這個的話題。

楊絳先生曾說，在1940年代後期，她的戲劇在上海演出以後影響比較大，她可能要比錢鍾書更有名。錢鍾書的《圍城》出版以後，這個是在解放前夕，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寧可這部小說不被人提及。那段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特別發達，我自己就有多套不同機構、不同專家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沒人會提到這本書。這倒是作者的福氣，要是有人來關注《圍城》，那就會有事關“立場”的大問題。“有問題”這種語言也出現在《圍城》裡，追考一番源流，倒是很有價值的。旅美學者夏志清是專做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他寫到了四十年代上海的錢鍾書、張愛玲，改革開放後夏志清一度很紅，大陸學者、讀書界也知道了錢鍾書的創作。

《圍城》：年少時嘲笑方鴻漸，成年後才知道我們都是他

《圍城》是1980年再出的，那時候未必產生轟動效應。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當時拍了電視連續劇《圍城》，在全國播放後造成極大影響，錢鍾書和楊絳夫婦也變成家喻戶曉的人物。可以說，電子媒體把《圍城》推向全國的讀者大眾。那個電視連續劇我也看了，我深深覺得電視連續劇不及小說豐富，錢鍾書的諷刺挖苦無處不在，你一不當心，他的暗諷就逃過了讀者的眼睛。《圍城》要非常耐心，慢慢地讀，細細地品。

《圍城》的諷刺

我再回到民國期間的中國學界。那時留學生地位高，他們中間有的人也刻意標榜自己，但是他們出去到底讀什麼書？究竟拿什麼學位？國民黨的教育部門沒有嚴格的學位審查制度。現在留學生回來以後，首先你的學位要到教育部下屬的一個機構去認證，民國時沒有。中國傳統讀書人有虛榮心，這是深嵌於文化中的。很多傳統文人自以為應該做宰相，沒當成大官就滿腹牢騷，做縣官是受委屈了，中國文學史上稱之為“屈居下僚”。科舉廢除後，學位就更重要了，出洋的學生回到中國就可能會把自己在國外的經歷重新描畫一番，甚至還會描金燙紅。這種現象在民國年間比較常見，錢鍾書作為一個相對年輕一點的知識分子，自己留過學，知道內情，他不便直說某人的學位是騙人的，某段經歷是編造出來的，於是就通過小說的形式來諷刺挖苦。

比如在紅海駛向中國的這條船上，就有學術上的贗品。錢鍾書跟楊絳從法國回中國就是坐法國郵輪AthosⅡ，勢必接觸了同船的乘客，長了見識。坐遠洋客輪是特別有趣的。船分艙，頭等艙、二等艙、三等艙。坐船時間很長，同一艙位等級的人臨時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個小小的社交圈子。天涯過客在船上相識，會演繹出一個個故事。因為是萍水相逢，大家對自己的要求會低一些，因為今天在一起，明天上岸各奔東西。在某種程度上，甲板是一個戲臺。看臺上人怎麼表演，不失為一件樂事。當年他們目擊的一些表演細節也是改頭換面進入到《圍城》裡面。

方鴻漸在船上認識了蘇文紈，兩人都不是正面角色。方鴻漸在國外讀了幾年書，興趣廣泛，好像什麼都沒讀成，最終他寫信給美國的一個愛爾蘭人買文憑。為什麼是愛爾蘭人？因為美國那時候愛爾蘭人地位稍微低一些，這些細節大家都要注意。愛爾蘭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比較窮，在英倫三島地位低，愛爾蘭在二十年代的時候獨立了，但是愛爾蘭人在英美一般還是會受點歧視，他們貧寒一些，尋找活路就會走捷徑。方鴻漸在國外讀了幾年書沒有正式畢業，只能通過這種特別手段糊弄國人。他的克萊登大學的假文憑還是打折扣的，大概只有30美金——不過那時候30美金數字也不小。然後混到一個假文憑，這個假文憑是克萊登大學。有了假的功名，也可以對家裡有個交代。

錢鍾書《圍城》選讀 | 方鴻漸興趣頗廣，心得全無

錢鍾書說克萊登大學這個事情，不是純粹虛構。有一些中國人出去以後沒有好的學位，回來有巨大的壓力。不然的話好像你不是衣錦還鄉。成功的表象讓大家開心，所以錢鍾書也安排方鴻漸專門去弄一個假的學位。相對來說，錢鍾書對方鴻漸比較友好一些，其實《圍城》裡面每個人都有可笑之處，無一例外。唐曉芙是不是有點單薄？錢鍾書在《圍城》有一個地方把清華大學也拉進去了。千萬不要以為錢鍾書會誇母校好。我稍微念一下：方鴻漸回國以後有人請他做講座，方鴻漸勉強應承了，那個介紹的人很無知，他說：“克萊登大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學府，地位彷彿清華大學。”玩笑歸玩笑，錢楊兩個人心底裡最愛的學術機構是清華，所以楊絳把他們的稿費全部捐給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心底裡愛的學校，並不是不能拿來開玩笑，錢鍾書深知清華不怕玩笑。

再說船上的人臨時在一起，不免會有苟且之事。方鴻漸碰到了皮膚比較黝黑的鮑小姐，跟她有“一夜情”。對鮑小姐的膚色，錢鍾書帶了一點歧視，可能心底裡偏好白皮膚。鮑小姐說了一句“你跟我未婚夫長得特別像”，方鴻漸馬上心領神會，他們做的的事情沒有超出人性的範圍。船到了目的地，鮑小姐說她的未婚夫在岸上接她，方鴻漸一看大嚇一跳，那人一點不像自己，他覺得自己可能被鮑小姐耍弄了。當時船上還有一位蘇文紈，她可不是跑龍套的。錢鍾書描寫蘇文紈，有時候也是很不客氣的：蘇文紈在甲板上有一個躺椅，你看看風景蠻好的，但是她不是看風景，而是看書，而且書一直拿在手上，可謂“手不釋卷”了。錢鍾書暗示：你用不著把你讀書的樣子到公眾場合擺給大家看。

蘇文紈讀的——錢鍾書沒有說得太明確——很有可能是法國書，但是她的法文究竟好不好？我們不知道，但是錢先生給了我們一點小小的提示。法國名義上也退還部分庚子賠款，但是這筆錢的管理讓人生疑，我曾經在這方面做過一些研究，實際上有些錢被人貪汙掉了。這筆錢不是由中國政府管理，掌握在幾個私人手裡，背後不免有貪腐。管理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這些人在法國里昂建了一個學校，叫中法大學，國內名氣大，其實教學上不正規。是不是合格的大學，還要打一個問號。蘇文紈是中法大學的博士，研究的又是還沒成氣候的中國現代詩。難道有導師可以指導她這方面的論文嗎？方鴻漸心裡想，只有你自己可以指導自己。兩個人對話，看起來是非常禮貌地進行，但是作者是在給蘇文紈難看。錢鍾書諷刺起人來不動聲色，有時候忍不住要跳出來。作者諷刺挖苦的驅動力太強了，關都關不住。有一次蘇文紈坐在甲板的躺椅上讀她的法文書，邊上有一個太太帶著小孩子在甲板上散步，走到蘇文紈邊上，小孩子手伸出來，錢鍾書寫道：“蘇文紈握住他的手”，我們還以為這位女士有愛心，喜歡孩子，其實不然。錢鍾書下面說了一句話：“她怕這個孩子的手弄髒她的衣服”。他會看出這自然而然的舉動背後有一個比較自私的驅動力。

有一個英文的詞翻譯得不大好，我們說一個人比較cynical，那他就是個cynic，這是帶點貶義的。中文沒有恰當的詞對應，“冷嘲熱諷”好像不大對。錢鍾書描寫人的時候，筆端多多少少流露一點cynicism，這個字大家好好看看牛津英文辭典怎麼解釋。以為任何人做什麼事情背後都有自私的動機，那樣的人就是cynic。錢鍾書有時是這樣，嘲諷太多了，我們會覺得比較溫暖的東西少了一點。如果人世間什麼事背後都有這種算計，一般的人可能會上當，錢鍾書絕不會為表象所騙，但是這種清醒有時候也是很累的，讀者寧可不要讓自己眼睛太尖，看得太透。

錢鍾書挖苦留學生的研究領域，情有可原。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國留學生出國以後做中國文學，也有做中國哲學的，出國的意義好像不大。錢鍾書在牛津是做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段時期英國文史作品裡的中國園林。這話題其他人也做過，比如範存中、陳受頤，錢鍾書向英國文學更靠近一些。當時沒有電腦搜索，他要靠自己大量閱讀來整理出一個脈絡，這很不容易。

不過也要承認，錢鍾書寫到人家的時候也不大給人家面子，對自己未必客氣。錢鍾書先生是無錫人，他說到方鴻漸的籍貫：那個城裡面有的人做一些行當特別有名，磨豆腐、打鐵，還出泥娃娃。稍微對江蘇的文化有所瞭解的人就知道，這就是指無錫，可見錢鍾書並不是用非常恭維的筆觸描寫家鄉和無錫人。話說回來，方鴻漸有著很多的毛病，但是我們心裡最終還是能夠接受他，主要原因不外是如果我們自己處於他的地位，很可能我們會做出同樣的事來，於是心裡產生同情、共鳴。看小說是這樣，看電視連續劇的時候更是這樣。陳道明名氣大，他演的方鴻漸就像我們自己家裡人一樣親切。不得不說，演《圍城》電視劇的演員真是出類拔萃，現在的電視劇比不上。孫柔嘉是呂麗萍演的，也是演得特別出色，一點不輸於陳道明和葛優。

從紅海郵輪上那些中國人登岸以後互相告別，每個人又開始繼續演他們的人生之戲。作為方鴻漸來講，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讓他的父親失望，不能讓他的鄉里人失望，人家總是覺得他在國外讀了很多書，學問深不可測。實際上方鴻漸讀書比較雜，很多東西他知道一些，是不是學有專精我們不知道。他回到國內以後很風光。現在我們比較自信一些，要看留學生的研究能力，學術成果。那時候你只要有一塊留學的金字招牌就足夠了，即使沒寫過什麼東西，馬上可以做副教授、教授。本國畢業生一步一步做到教授很不容易，但是很多留學生一下子就可以得到高級職稱。錢先生出國之前已經看到很多這種例子，所以《圍城》裡大量關於留學生的文字很不恭敬，他會覺得他們出去，混學位是第一，做學問反而居其二，所以不少人選擇做一些跟中國相關的論文。

我自己也曾經留過洋，感受也是特別深的。如果在海外讀經濟學，每個中國學生都研究中國經濟，沒有一個導師可以指導。這些學生都在企業或國家機構工作過，有很多切身的經歷，他們做的案例從學術研究來看也並不是沒有價值，但是要從純經濟學的角度講，理論性要打很大的折扣。

錢先生對回到中國特別風光的留學生，不是很看得起，這應該讓每一個有過留學經歷的人對自己保持警覺。錢鍾書出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回到西南聯大去，這背後內容很多，我們不深究。

但是他生活在上海，又有過到藍田去的經歷，寫出來的東西帶有強烈的時代的地域的背景。他沒有簡單地譴責日本人，但是在《圍城》裡順帶便寫了一句：“日本人唯一不會節省使用的東西——炸彈”（大意），那是一種不必故意表白的態度。他對那些說話假大空的人，倒是不留一點情面，對國民黨教育部的高官（督學），也是故意讓他在眾人面前出醜。

《圍城》的更多面相

我再講講重新出版《圍城》時的大環境。這部小說讓讀者看到里人物的豐厚性。我們原來看人，手裡拿著一個現成的標籤，準備隨時貼上去：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好人，壞人。但是《圍城》在改革開放後對讀者造成的衝擊是大的。我在讀復旦大學的時候，盧新華講文革創傷的作品風靡全國，隨後出現大量嚴肅的譴責文學，讀者要問誰是受害者，誰是施害者，但是《圍城》這樣的小說沒有這一套黑白、正誤的對立，沒有簡單的受害者，也沒有簡單的好人壞人，錢鍾書把人世間的多元性、複雜性、好壞交雜的成熟的人生呈現給大家，也許每個人都在苦苦掙扎，錯誤連連。一個不那麼好的人最終也是蠻可憐的，一個看起來趾高氣揚的人背後有些事情其實蠻可笑的。但是讀者對他們不妨給予幾分同情——難道我們自己會勝出他們嗎？《圍城》的結局令人唏噓，也許生活裡唯一的真理就是不能對生活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圍城》的修辭手法也應多加留意，有的手法來自傳統文化，有的則是外來的。比如第34頁說方鴻漸最恨小城市裡面的摩登姑娘，她們的打扮是“落伍的時髦，鄉氣的都市化”。時髦、摩登就是modern，怎麼會“落伍”？豈不是自相矛盾？“都市化”怎麼會”鄉氣？但是錢鍾書說是小縣城的姑娘，這描寫又異常準確。這種筆法在外文裡面常見，是所謂的矛盾修辭法，英文是oxymoron。比如我們可以說“明亮的黑夜”，“開明的愚昧”，將對立、相反的東西並置，達到一種修辭效果。錢鍾書用起外文的修辭術來得心應手，大大擴展了中文的表現範圍。例子比比皆是。

他的短語、語法也有借鑑外國的，這或許是因現代漢語語法本身就不是純粹來自古漢語。從魯迅先生開始，中國現代文學寫作或多或少都是這樣的，這並不成為其弱點，反而能成為文化雜糅的優勢。現在研究國外文學理論或者文學創作，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Hybridity，就是雜交性、混合性，這是一直到後現代觀念慢慢強起來以後才出現的時髦觀念。錢鍾書的行文，有時故意突出雜糅。前面說他用矛盾修辭法，再舉個巧用外來修辭術的例子。

小說裡汪處厚的太太是美人，孫柔嘉對她的描寫暴露了她的嫉妒（紅指甲、紅嘴脣）。汪太太跟趙辛楣之間有一點默契，兩個人有一天傍晚一起出去散步，在那時候中國人的想象裡面，一個有夫之婦跟一個未婚年輕男士一同散步，好像逾越規矩了。汪處厚發現自己的太太居然做出這樣的事情，不禁大怒，叫兩個人坐下來如實招供。這個場景看著很不舒服，顯然是小題大作，捕風捉影。汪處厚問他太太，兩人究竟親熱到了何種程度。汪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寫到這裡，錢鍾書無所不在的眼光跟大氣凜然的汪處厚過不去，他寫道，拍桌子拍得太重，手拍痛了。這時作者來了一個停頓，告訴讀者，剛在還義憤填膺的大手這時忍不住痛，偷偷抽回，放到桌下的膝蓋上輕輕摩擦消痛。英文comic relief 可用於這一個細節，comic就是“喜劇的”，relief則指“放鬆”。汪處厚一手敲下去，充滿正義感，那隻手不要輕易挪開，停留在桌面上才威風，疼了以後撤離桌面，在膝蓋上輕揉，豈不將當初義憤的嚴肅性消解殆盡？這種效果在英文叫anticlimax，是修辭學上的反高潮，或者叫突降法，詞典的解釋是“從高尚、嚴肅、興奮的主題突然轉入荒謬、平淡或乏味的內容”。就好像有一個人在臺上做義憤填膺的控訴，突然手機響了，他不得不接，然後說出一句毫無氣概的家常話。汪處厚那隻手明處的一拍和暗處的一擦，實在是非常小的細節，但是錢鍾書的本事就是這麼精準，捕捉到它，微笑著向大家展示。但是這筆法是受到外國修辭的啟發。

我們讀小說，不要只以情節為重，比如，不要只是關心蘇文紈和方鴻漸兩個人是結婚了還是走開了，只是問有情人是否終成眷屬。我們小時候囫圇吞棗讀書，是想拼出一個故事梗概來，這可以理解，但是梗概不是那麼重要。讀書的時候要從無數的細微的地方去捕捉作家的用心，一旦有收穫，我們就明白作家對生活的觀察多麼細膩。按照楊絳說起來，錢鍾書從小痴迷讀書，好像對現實世界反而不甚關心。不過錢鍾書極其善於觀察，一眼就看明白。這種觀察的本領變成小說家得天獨厚的資源。

《圍城》電視劇中葛優飾演的李梅亭

《圍城》裡面大量細節都是錢鍾書日常觀察所得。方鴻漸到三閭大學去，同行的人裡有一位精明可笑的叫李梅亭，在電視連續劇裡面是葛優演的，葛優演得好，小說關於他的部分也非常生動。他們當時離開上海到內地去，說起來也是蠻高尚的，但是李梅亭離開上海前有不好的動機，那時候內地要打仗，藥品是緊缺，比如延安需要的藥品要到上海去買。在上海用正常的價錢就能買到的藥，轉運到內地去就能賣個好價錢發財，但是這樣做很不道德。他們幾個人一起到三閭大學前，李梅亭備好了大量的藥品，他是要去倒賣賺錢的，這非常不體面。李梅亭的行李特別多，一大箱子，其實都是他未來的財源，路上即使同行者得病他也捨不得拿出來。戰時投機倒把、乘人之危的國人還真不少，李梅亭這個角色十分典型。錢鍾書並不是把諷刺的矛頭對準日本人——這樣小說創作就變成了宣傳，他把諷刺的矛頭大量集中於特殊戰爭場景下的普通中國人，用心與魯迅創作的動機相近。他並不是帶有一種特別的善意來描寫一些受苦受難的國人，這，他不屑為之。他寧願揭開爛瘡疤。戰時利用國難追求自私利益的人為數太多了，中文有一句話叫“發國難財”，李梅亭就是這樣，他還是堂堂教授。

書上有一個細節關於蘇州小寡婦和她的男僕。錢鍾書是無錫人，無錫跟蘇州特別近，他大概跟楊絳一樣，蘇州話和無錫話都會說。錢鍾書描寫兩人的對話都是用地方口音，他們的關係不是那麼光明正大，但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來又得扮演與身份相稱的腳色。錢鍾書寫了兩人不少對話，真是妙極。我在不同的場合曾經說過，當代中國作家總的來說，寫對話的能力還要提高，但是錢鍾書絕對是一個例外。《圍城》裡精彩的對話太多了，美不勝收。《紅樓夢》的對話是很精彩的，錢鍾書繼承了《紅樓夢》的傳統。另外他也留過學，知道在牛津人們怎麼樣把說話提升成一種藝術。近幾十年來，作為藝術的對話是不是正在消亡？當代文學裡有沒有可以跟《圍城》可以媲美的對話？希望有人指點我。

如果我們去看簡·奧斯汀的小說，聽著裡面的對話，有一種愉悅感，彷彿心智受到一些刺激，得到了語言的滋補。我現在偶爾看看電影或者電視連續劇，絲毫沒有從對話中獲取樂趣。錢鍾書的《圍城》就不一樣了，我可以向諸位保證，小說裡每一個人說的話，都是有滋有味，這些小小的刺激就是我們的語言和文化的營養。如果我們閱讀過程中失去這些小小的樂趣，那就說明出了毛病，不小的毛病。如果錢鍾書筆下的對話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管是在清華的課堂上還是在清華的宿舍裡，那該是多有趣啊！這是我在閱讀《圍城》的時候生出來的憂慮，姑且稱它為“杞憂”吧。

方鴻漸這麼一路走過來，和其他人比較的話，還是一個相對比較靠得住的角色，他教書還不算太混混，即使他那張克萊登大學的文憑是假的，他上課卻算得上認真，讀書也不算少，在某些方面要比三閭大學教哲學、教其他什麼專業的同事，好像還稍勝一籌。這是否說明那時候的大學師資確實是只能將就、湊數？

中國整個現代教育興起，是與世界接軌的結果。要辦新的學堂，必須有這麼一套制度上的設置，有很多手段都要借鑑外國學校。但是錢鍾書對那些熱心與世界接軌的人潑了一點冷水，有的制度，條件不夠是不宜引進和仿效的。比如《圍城》那位教育部來的學監有抱負，也喜歡說大話。他建議大學推行牛津、劍橋的導師制，錢鍾書在這裡是諷刺的，很多東西，不可能平移，行不通。師資、相對穩定的傳統、教師跟學生的比例，所有這些條件都需要考慮。搬來一些皮毛或抽象名詞，演戲做做樣子，又有什麼用呢？錢鍾書幾乎把諷刺的筆觸運用到中國的教育、生活等方方面面。

當然在那批一起出行的人裡面，有幾個人不足為人道，像李梅亭我就不說了。孫柔嘉地位稍微低一些，她需要有什麼特殊的機遇使自己在趙辛楣、方鴻漸眼裡真正地站起來，取得跟汪太太、蘇文紈差不多的地位，但一直沒有。這背後也許是勢利眼在作怪。大家在一起，除了看學位，還要看家裡的背景怎麼樣。孫柔嘉家裡條件稍微差一些，常受作者嘲弄，她帶的那把廉價蹩腳的綠傘經雨就褪色，好在方鴻漸還照顧她的面子。孫柔嘉這個人物非常不容易寫，她跟這幾個人去藍田，時時要保持自尊，又不能顯得自己在談吐上好像慢了一拍，不那麼風趣。她要跟不太看得上她的趙辛楣、方鴻漸他們平起平坐，要付出異乎尋常的力氣。錢鍾書沒有給她這樣的機會。

到後來方鴻漸慢慢不得不接受在生活範圍裡面所能夠得到的東西，跟孫柔嘉結婚了，這是很平庸的婚姻，他自己心裡不很滿意。一個平常人到海外走了一圈，灰溜溜地拿了一個假文憑回到自己的家鄉和國家，又進了三流大學教書，看到很多教授還不如他，在這種場合下他又認識了這位孫柔嘉，只能被動地將就著跟她結婚了。錢鍾書寫孫柔嘉的心機，也是煞費苦心。她有一種蜘蛛網的力量，方鴻漸慢慢地妥協。這時候他的路已經越走越窄。教什麼課，已經沒什麼主動選擇權了，鐘點也越來越少，原先他容忍這個學校，現在學校不能容忍他，於是只能和夫人一起回到上海，在一家小銀行裡做職員混飯吃。夫妻之間早沒有感情，日子卻還得捱著過。小說的結尾有點不堪，夫妻吵吵鬧鬧，當成家常便飯。兩人困於婚姻之城，沒有勇氣出來。

從某種程度上說，錢鍾書1929年進清華，非常幸運。瑞恰慈離開清華以後到哈佛，從三十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一直是哈佛的教授。瑞恰慈來的時候把他關於文學批評的一些新的理論，還有當時最新的一些創作動態，都教給學生了。錢先生在本科的時候就開始寫評論，而且他評論的時候，比如他會談到T.S.艾略特，《荒原》是36年、37年翻成中文的，但是錢鍾書他們對於當時新起來的一些創作和批評的動向瞭然於胸，是通過瑞恰慈。本科生錢鍾書對於當時歐美新思想了然於胸，更主要的還是通過清華一流的讀書環境。清華當時圖書館有國內外最好的雜誌，最新的圖書，錢鍾書使用圖書館無比勤快。他從社科院退休以後，身體不太好，一直追蹤最新動態，開出書單，請幾個英美室的同事為他借書，他絕對是讀書的模範。

錢鍾書在清華時就能寫與年齡不相稱的批評文章，我覺得他可以成為最出色的文學批評家之一，但是他後來致力於《管錐編》《談藝錄》式的學問，寫批評論文比較少。我在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他寫的論文《詩可以怨》，發在《文學評論》上，這也許是他最有名的一篇論文。我稍感遺憾的是他還應該寫早期風格的評論文章，充滿反諷，毫不客氣，針針見血。浙江文藝出版社在九十年代後期出版了錢鍾書的論文集，把這些評論跟他的創作結合一起看，收穫特別大。錢鍾書後來不寫咄咄逼人的評論了，一心一意投入筆記式的學問，恐怕不是他日益成熟所致，這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損失。創作和評論不能瞻前顧後，顧忌是一種壓制。有一段時期流行概念先行的批判，並不出色的批判文章多了，出色的創作和批評就自甘沉寂。

文學所的一些先生回憶起他們跟錢鍾書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會有很多歡樂。他侃侃而談，妙語聯珠。現在如果發動老先生們回憶錢鍾書的談話，編錄成一本書，那是很有可讀性的。不過這已不大現實。好在我們有《圍城》。

錢鍾書在語言上的貢獻

對《圍城》立鋒芒畢露的諷刺挖苦，我還想略微表示一點保留意見。錢先生的一位老師叫葉公超，葉公超英文很好，修養也很好。他在魯迅逝世以後評過魯迅。魯迅用諷刺挖苦來“罵”，性情不好，可能“罵”得偏多了。葉公超說，在文學裡面，諷刺不能太多，要保持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之後就不叫諷刺了，satire就淪落為burlesque。葉公超區別satire和burlesque，在當時中國的語境下是非常必要的。我不知道葉公超是否讀過《圍城》，但是他評魯迅的話對錢鍾書也是一種警示。錢鍾書有時候諷刺挖苦起來，就像瑞恰慈形容濫情者的眼淚，收都收不住。不好的長相，錢鍾書尤其喜歡描寫，寫得津津有味，自己大概也十分得意。偉大的作家對於筆下人物長得怎麼樣不大留意，但是我們能夠從他們的言語行動中想象他們的長相，想象的空間是還特別寬大。錢鍾書寫長相，有時會落到實處，越寫越來勁。《圍城》裡某人鼻子不美，會讓作者久久凝視。在《圍城》裡，作者擰住一個人的鼻子發揮想象，大做文章，這方面我不細說，感興趣的同學不妨到書裡尋找一下鼻子。

錢鍾書喜歡用比喻，經常別出心裁，讓人歎服，不過有時候他要表露奇思怪想，近乎炫才。總的來說，《圍城》語言如此出彩，當代的中國作家都要好好學習。莫言曾經說過，他把他所有的作品換成魯迅的一篇《阿Q正傳》就滿足了。魯迅的措詞是非常推敲的，錢先生也是。一打開《圍城》，就發現每一句都很精妙，措辭、比喻經常出人意料，彷彿來自一個不同的語言世界。錢鍾書動詞使用得到位，太難了。現在人們常用“把”“搞”，要用確切的動詞是不容易的，錢先生在動詞的使用上極講究。他語言的武庫裡面不光是十八般武器。比如，天氣熱起來青蛙叫，錢先生說青蛙“試聲”，學著發聲音，小小的兩個字，很有回味。像這種例子，幾乎處處皆是。中國人做詩講詩眼，詩眼往往是動詞。《圍城》的句子裡常有詩眼跳出來。錢先生經常平鋪直敘，但是平鋪直敘的過程裡他經常會鑲嵌一些用得新奇而又恰當的詞彙，整個句子頓時就活了。《圍城》的語言是對現代漢語的貢獻。

讓我引一段小說裡關於雨水的文字：

一會兒，雨點密起來，可是還不像下雨，只彷彿許多小水珠在半空裡頑皮，滾著跳著，頑皮夠了，然後趁勢落地。......這雨愈下愈老成，水點貫串作絲，河面上像出了痘，無數麻瘢似的水渦，隨生隨滅，息息不停，到雨線更密，又彷彿光滑的水面上在長毛。（《圍城》150頁至152頁）

作者大概把兒童時期的錢瑗也寫進雨水去了。

英國作家奧威爾說，語言跟思維之間是互相依存的，語言如果退化，我們的思想也隨之退化，因此要防止空泛的、不具體的語言侵犯意識的領土。一個人的意識要永遠保持在新鮮準確的狀態，如果意識背後沒有恰當的語言文字庫，種種感受也就說不出來。其實文字也制約意識，文字是粗糙的，最終一個人的感受也可能走向粗糙和簡單；文字是細膩豐富的，感受和思想也會細膩豐富。錢鍾書通過他的小說創作，通過他的文字，使我們變成更敏感、對生活更有體會的人，為此我們感謝他。

《圍城》延續了魯迅揭露“國民性”的文化批判之路。嬉笑怒罵、妙趣橫生的小說語言，幽微複雜、真實瑣屑的心理袒露，新奇玄妙、令人歎服的修辭譬喻，關乎生活又指涉情感的多層意蘊，讓《圍城》成為中國三十年來橫貫常銷暢銷小說之首，亦成為現當代小說史上不可跨越的翹楚之作。

——本文來源於人民文學出版社公眾號

圖片來源於網絡

陸建德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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