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的老頭（情感故事）

說話磕巴，啊開頭，啊中間，啊結尾。譬如見面禮，問話；“啊，疙瘩啊爺，吃飯了啊。”句式裡的啊，大都應該省略，舌頭不由自主屢屢把它突出，幾乎成了專利，只要啊一出現，就是他在講話，一點都不吝嗇。原來是糧站副站長，抓住一個偷糧食的小偷，遵照站長口喻，雙手反擰用一根粗繩吊在房樑上。腳似挨地不挨地，如果身強力壯，能借一點力量支持，斷不會一頓飯的功夫喪了命。正是飢餓年代，風颳都要倒了，那堪刑法折磨？於是嗚呼哀哉。責任追究，自己頂了缸，開除公職，留黨察看兩年以觀後效。回到生產隊裡掙工分。

　　或許支書也嘆“人才難得”，就讓他當了民兵連長。履新時並不壯觀，沒有閱兵式。只讓文書一個個點名，也不分班，也不分排，長長的一串。“賈明亮”“到”，“甄世黑”“到”，“遊步相”“到”，“閆振賢”“到”。漫長的點名之後，連長講話，“啊，立，立正。”噼裡啪啦，腳步一陣亂動。“啊，向，向右啊看齊。”像一堵牆歪歪扭扭，有人探出腦袋，仄愣著看看，再目視前方，彷彿拿捏不準。“啊，稍，稍啊息。”隊伍鬆鬆垮垮，龍一樣擺動起來，有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啊，啊”也不急，也不慢，接著講話“這什麼兵啊，要是啊打起仗來，啊非尿褲子不可。”做示範，煙荷包褲腰下直晃悠，舉一杆木頭槍，弓身，跨步“啊，突刺，刺，啊殺。”褲腰帶掉了，一群女民兵捂著嘴笑起來。把槍一扔，“啊，啊，甭笑。到時候啊就知道了。”含義莫明奇妙，也不知到時候究竟知道什麼，彷彿讖語。

　　帶隊去挖海河，啊早晨，啊中午，啊黃昏。鑽進窩鋪一個個被窩裡拽著穿衣裳上工，急的滿嘴是皰，啊的聲音都變了。一個村一個伙房，十一個小隊輪流送面。沒有一個隊送白麵來，棒子麵也沒有，黑帽白高粱就不錯了，多是雜交高粱，雞吃了也不下蛋。“啊，啊，我們不是人啊，屁股眼子啊都拉腫了。拉回去，換白麵去。”聲音一鏗鏘，啊也省略了。水面結了冰，北風嗖嗖的颳著。測量隊扛著一抽幾節的標尺，三腳架支著反光鏡驗收。河底露著兩個村的界牆，還有一個一個孤立的小島，驗收不合格，需返工。人們已打好被窩盼回家了，性急的就要拆窩鋪，號令不動了，啊啊了半天沒有一個人出來。誰肯敲碎了冰去清除那些孤島呢？又不是前線，除非有有槍逼著！啊出來短板，罵娘！“啊都藏起來了。不出來，啊窩鋪裡啊有你孃的逼啊！”像捅了馬蜂窩，呼啦跑出一群人把他圍在中間。大個子雨哥揪住他的脖領子，厲聲地問：“罵誰呢？我用鞋底子，搧你的嘴！”

　　如同阿Q被揪住了小辮子，毫無底氣：“我罵你麼？”

　　“你罵誰？

　　不磕巴了，“我罵階級敵人。”

　　“這一群人裡頭，誰是階級敵人，你指出來！”

　　舌頭又開始網花；“啊，啊。我罵，外村的，外國的，啊不行嗎？”一群人哈哈大笑，從來沒有的快樂過。

　　文化大革命中間，別的地方不知道，我們村也搞過海選。兩派名義上聯合，暗中卻有串聯，陽謀陰謀都有。自然也有不共鳴的，惡作劇的，不是選驢，就是選狗。一個個名字寫在牆壁上，一流豎排，“正正正正正正正正”蒜辮子一樣垂下來。統計結果，竟然“啊，啊”得票最多。有人說，有後臺老闆，他是傀儡，但革委會委主任的頭銜卻頂了七八年。

　　已是責任制之後，換了湯沒有換藥，還是“啊，啊”掌權。計劃生育讓兒媳婦帶頭結紮，卻沒有人跟上來。婦聯主任都跑得沒了影兒，那些沒兒子的，仨閨女倆閨女有的四個閨女，都跟著黃宏宋丹丹超生游擊隊去了。窗戶門都用磚頭堵上了，如同地道戰中的街壘。鄉長指著鼻子訓：“幹不了，馬上寫辭職報告，我批。”兒媳婦數著頭髮罵；“你個官迷，孫子都不要了，讓我當絕戶！”身心俱疲，羞憤交加，一根繩拴在房樑上要上吊，兒子哭著把他抱下來。

　　痛定之後，真的不幹了。臨街開了一個小鋪，買了內胎外胎滾珠軸承專修自行車。一輛輛自行車擺得滿滿，扭把的，緊檔的，車軸不轉擰了麻花的，都來修理。不講價，有錢就給，沒錢拉到。修得又快又好，瓦圈都磨得錚錚亮亮。形態變了，啊春風，啊秋雨，啊雪花。這個叫爺爺，那個叫伯伯，大個子雨哥還讓他教給編輻條呢？沒有了烏紗帽，反而贏得了更多的尊敬。

　　人生白駒過隙，一晃就是風燭殘年，70歲上，兒子車禍死亡，肇事者逃逸。孫女剪頭髮回來，半路上丟下拖鞋化妝品包突然失蹤。接二連三的打擊，讓他一病不起，瘦的柴禾棒一般，再也“啊”不出聲音來了。下葬的那一天，有雨。一個村的人都來送行。人們的臉上睫毛上都是水珠子，沒有人分得清是雨水還是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