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胡人來說，他們固然看中地盤，但更看中金帛、女子。趁漢族政權疲弊，他們進來搶掠一番，佔些便宜後通常都會返回老巢，畢竟中原的文化、氣候、飲食、習俗，不是他們一下子就能接受和適應的。
漢人強盛的時候，胡人有所收斂，但仍不時侵擾。在佔有漢族女子問題上，胡人選擇了一種較文明的搶掠模式，即所謂的和親。對漢族政權來說，和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種“和”，並非真和，而是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屈辱成分。犧牲一個女子，換來數十年安寧，這筆外交帳，皇帝算得比誰都清楚。
當然，這些女子，並非普通的鄉野村婦，而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背景的上層社會女子，諸如公主、郡主或宗室女。除了相貌、身材、皮膚等因素，她們還能為遠藩帶去政治利益，誰與大國聯姻，他在本國的政治地位就能得到提升或穩固。自西漢至李唐，周邊諸國和親之請不絕，唐朝的和親就非常頻繁。
在和親問題上，包括李唐在內的漢族皇帝通常會耍些花招，嫁到遠藩的正牌公主寥寥無幾，直到唐朝遭遇“安史之亂”，國力衰敗後，才出現了第一個遠嫁外藩的漢族正牌公主——唐肅宗之女寧國公主。自李淵時代起，那些所謂的和親公主均為混充。在混充公主中，有宗室女，有外戚女，甚至還有女妓。
讓女妓挑起和親重任的，是唐朝開國皇帝李淵。不過，那時李淵還不是皇帝，而是隋亡唐興之際的天下實際主宰者，是無冕之皇。改朝換代，不僅要看國內局勢，還要看國際形勢。當時，北方的突厥，以及受突厥控制的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等國，也想在隋朝覆亡之際分得一杯羹，李淵必須有所表示。
據《舊唐書·宗室傳》載，“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義寧中……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冊府元龜·奉使部》也載，“唐高祖義寧中，遣襄武郡公琛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兩份史料均表明，李淵曾派李琛、鄭元璹送女妓入突厥和親。
女妓，不是妓女，而是一類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美女，多為宮廷、王府或官宦人家所豢養，能詩詞歌賦、吹拉彈唱當然，如果主人有需要，她們還要無條件陪著娛樂。隋唐時，女妓人數較多，如隋文帝“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隋書·楊素傳》），唐順宗“出後宮並教坊女妓六百人”（韓愈《順宗實錄》）。
至於李淵為何派李琛、鄭元璹赴突厥，又為何送一名女妓去和親，不少人認為是李淵太原起兵造反時，為防止北方的突厥在背後插刀子，刻意使出美人計，以此拉攏當時的突厥始畢可汗。其實，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
史料中提到一個年號，即義寧。義寧，是隋朝年號，始於公元617年十一月代王楊侑即位，終於公元618年五月李淵稱帝建國。從史料記載看，女妓和親應發生於這半年之間。再者，李琛於義寧中（617年十一月至618年五月）封襄武郡公，鄭元璹在617年九月才歸附李淵，二人的經歷也能確定和親時間。
《舊唐書·高祖本紀》記載，大業十三年（617年）“五月甲子，高祖……遂起義兵”，同年十一月攻克長安，立楊侑為隋帝，遂改元義寧。可見，李淵起兵，發生在女妓和親之前，而且兩件事間隔時間不短，差不多半年時間。顯然，李淵送女妓入突厥和親，並非為了方便自己順利起兵，而是另有所圖。
李淵起兵前，的確派人跟突厥交涉過，使者為劉文靜。《新唐書·劉文靜傳》載，“唐公乃開大將軍府，……文靜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自此，李淵與始畢可汗成為盟友。
劉文靜不虛此行。正是因為有了與突厥的盟約，得到了始畢可汗的援助，李淵才發出了“天其假我此胡，以成王業也”（《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感概，繼而比較從容地攻克長安，挾天子亦討不臣，在能群雄逐鹿中脫穎而出。
李淵佔據長安，掌控大局後，又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其目的只有一個，即為不久後的改朝換代做準備。只要突厥始畢可汗不趁機滋事，受禪儀式順利進行，萬事大吉。從李琛、鄭元璹於武德元年（618年）九月返回長安看，二人應於李淵稱帝前夕赴突厥，這與李淵以唐代隋時間吻合。
女妓和親與李淵起兵無關。有人把女妓和親時間說成在李淵起兵之時，甚至把劉文靜出使突厥與女妓和親突厥這兩件事拼湊在一起，混為一談，稱突厥援助李淵幾千匹馬全靠女妓的“獻身精神”，這是對歷史的故意篡改。（劉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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