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樂壇根本沒有粵語流行歌的位置。
這與香港地區的社會結構息息相關。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香港是典型的殖民地商港，社會階層涇渭分明，上層大部分是外國人，還有少量的華人富商，下層則是本地的傭工、勞工。且不說社會地位、教育背景，就說這兩類人生活中所用的語言，各自的文化都是沒法調和的。上層聽的是歐美音樂，個把貴族興許還欣賞一下歌劇，而下層人的音樂娛樂形式是現在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叫粵劇。
2002年，第2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把“終身成就獎”頒給了白雪仙，雖說這種獎項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家喻戶曉的老前輩，但很多資深影迷樂迷還是摸不著頭腦，在骨灰級粉絲的提示下才弄明白，她就是張國榮十分喜歡的“任白”中的白雪仙，她和另一位任劍輝珠聯璧合，是風雲一時的粵劇名伶。如果不是在1999年紀念任劍輝逝世十週年的活動上張國榮開腔唱過幾句《帝女花》，大部分人也許這輩子都很難聽到這種地方戲曲。
那個年代很多歌手都學過粵劇，唱《上海灘》的葉麗儀就是學粵劇出身，羅文後來更是唱過粵劇。張國榮的歌迷能聽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板”，不如後期那麼隨性灑脫，還以為是錄音條件或者唱片監製的問題，其實，如果聯想到羅文、葉麗儀那種字正腔圓的唱法，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都是受到粵劇粵曲唱法影響的——黃霑說，粵劇粵曲的唱法，是要把曲詞每個字的首韻、腹韻和尾韻全部清楚地唱出，它和日後出現的非常注重咬字的“廣告歌”，一起影響了粵語流行曲的唱法。
粵劇在上世紀50年代逐漸式微，這與香港人口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有關。
抗日戰爭之前，香港人口只有22萬左右；但在抗戰打響後，大量避難民眾湧入香港，1941年的人口數字暴增為160萬，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快速下降為60萬；1950年，人口數字又飛速上升為220萬。顯然，以上的人口數字像蹦極一樣竄上竄下，是和國內局勢有關。十年後的1960年，香港人口達到301萬，有統計說這其中有100萬的偷渡人口。1970年，香港人口接近400萬，到了1979年，香港人口達到510萬。
大量的外來人口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難的，他們可能來自五湖四海，對本地的粵劇粵曲沒有興趣。在1950年前後，大上海的娛樂工業逐步搬遷到香港，姚敏、陳蝶衣等音樂創作人到香港定居，同時而來的還有白光、姚莉等歌星。這批歌星中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她就是“上海灘五大歌后”之一的“電臺女王”張露，也就是杜德偉的母親——在1996年度的“香港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上，好多那個時代的超級巨星集體亮相、做了頒獎嘉賓。
這樣，國語流行曲進入了香港，佔了香港流行音樂的半壁江山。
另外半壁江山，則是歐美流行曲。尤其是1964年Beatles巡演到香港後，迅速在年輕一代中興起了英文歌的熱潮，羅文、許冠傑、譚詠麟、林子祥都組建或參加過唱英文歌的樂隊。1983年度入選第一屆“香港十大勁歌金曲”的就有關正傑和黃露儀合唱的《常在我心間》，這首歌其實就是貓王的《Always on My Mind》，在那一代聽慣了歐美流行樂的港人心中，雖然是填了新詞，但曲調卻是耳熟能詳的，所以，《常在我心間》很有人緣地獲得了這一屆的“季選最受歡迎獎”。
資深的歌迷尚能知道關正傑是誰，但對黃露儀實在陌生。其實，這個名字在那個時代已經非常紅了，1979年黃露儀的英文專輯就獲得香港唱片業協會的金唱片獎，日後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國歌手，在臺灣創出外語唱片發行紀錄。對很多不習慣聽外語歌的歌迷來說，唱英文歌的黃露儀是個陌生的名字，但恐怕沒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雪在燒》、1990年的《哭砂》——黃露儀就是黃鶯鶯。
許冠傑、黃鶯鶯這樣的老牌唱匠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這至少可以說明，香港粵語流行音樂在起步時就很艱難。但是，變化很快就來了。這種文化上的變化也是必然要來的，因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後，香港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大轉型。
仔細分析一下1950～1979年的香港人口數字，我們就能發現另一個問題：1979年香港人口510萬，除去羅文這樣的100萬偷渡客，還剩410萬，而1950年的人口則是220萬。
這意味著什麼呢？
很簡單，1979年比1950年多出來的人口，除去經偷渡途徑外來的，剩下的都是生出來的，其中偷渡客們也在生孩子，刨除死亡人口，那麼，戰後自然出生的香港新增人口至少在200萬以上。這就是說，1950年後出生在香港的人口數量，幾乎等於1950年香港原有的人數。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1950年出生在香港的孩子，到了1978年的時候，也進入了生育年齡。也就是說，1950年結婚成家的香港人，到了1979年時都可以當爺爺了。
這會發生什麼呢？
我們看另一個讓人吃驚的數據：有統計表明，1979年時20歲以下的青少年佔香港總人口的39%。
順著這個思路再想下去，那麼，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經濟騰飛，絕不是不可預見的，這將是一個多麼年輕、有創造力和活力的社會呀。
社會人口的構成不僅影響經濟，還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粵語流行音樂的發展繁榮，也會與人口結構產生關聯——以上的所有數字隱藏著一個誘發香港社會結構轉型的根本因素：在香港人口總量中處於中堅位置的青少年群體，與父輩甚至個別爺爺輩的偷渡、避難不同，他們是純正的香港生人。
如果說以前來香港定居的人經常有“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漂泊感，內心中存在“外來客”的身份焦慮，從而與香港本地有文化隔膜的話，那麼，新增的這麼一大批人口天生沒有這個心理負擔，對他們來說，自己就是“香港人”，香港就是“家”。父輩的文化來自五湖四海，搞得五花八門甚至格格不入，可對他們這一代來說，從睜開眼睛起就接受了這種多元文化，並會很自然地認為香港這個“家”本來就是這麼豐富多彩。
很多學者曾經分析說，這批香港人在迫切地尋找著屬於香港本地的文化，尋找著自己的聲音，由此粵語流行音樂開始了起步。
其實，真實情況很可能恰恰相反。
這些人年輕、活躍、富有激情，而這樣的年輕人又佔了社會總人口的四成，他們像鯰魚一樣在多元的香港文化中竄來竄去，必然會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會各種外來文化之間的溝壑，形成一種融合後的新文化。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批年輕人要做的不是“找”一個並不存在的本地文化，而是由他們作為主力軍“創造”本地文化。
很快，本地文化的聲音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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