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紅：影視雙棲，初心未改'

北京日報訊（記者 徐顥哲）1989年5月24日，李少紅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北京日報》的版面上。當天的《北京日報》二版中心區偏左的位置，有一個“豆腐塊”，標題有些聳動——本市上映的第一部“兒童不宜”影片《銀蛇謀殺案》。李少紅身上的另一個“第一”，是她1995年執導的電影《紅粉》，開啟了國產片分賬模式的先河。而隨後拍《雷雨》，更是讓她成為國內最早轉型拍電視劇的電影導演之一。

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進入影視行業的李少紅，是為數不多在電影和電視兩個領域皆有建樹的導演。不管是電影《血色清晨》《紅粉》，還是電視劇《雷雨》《大明宮詞》《橘子紅了》《新紅樓夢》，皆有李少紅的鮮明烙印。儘管已過耳順之年，李少紅卻依然保持著年輕時超乎尋常的精力，自稱“影視兩棲動物”的她感慨：“能慢慢和這個時代一起發展和進步，我自己收穫很大，這幾十年也很充實。”

一個選擇

“不當導演我應該是醫生”

改革開放前，李少紅還在南京部隊醫院工作。1978年恢復高考，成了她命運的轉折點。原本準備考醫科大學的她，誤打誤撞學了導演，以致很多年以後她開玩笑說：“如果不當導演，我應該是一名醫生。”那時，有個同學遞給她一張《人民日報》，報紙的文藝版上有一欄北京電影學院（簡稱“北電”）的招生廣告。這位同學問她：“你媽媽不是學電影的嗎？”這讓李少紅有了學電影的想法，但不管是她自己，還是從事拍電影工作的母親，都認為她考上北電的可能性極小——幾萬名考生中僅招收百餘人。然而，幸運女神垂青了她。

考入北電，李少紅與陳凱歌、張藝謀等人成了同學，其後成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中堅力量。第五代導演，他們的成長背景有著抹不去的“文革”十年的時代烙印。特殊的成長背景，造成了他們在導演生涯的前10年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有著“耿耿於懷”的電影表述——《霸王別姬》《活著》《藍風箏》乃至《紅粉》皆是那一時期的代表作品。

提及自己形形色色的同學，李少紅總是津津樂道，她說陳凱歌永遠很文藝，有領袖氣質；田壯壯比較實際，經常告訴旁人少看書，因為電影是拍出來的，而不是看出來的。當時，李少紅在班上的外號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殘”（1967年英國電影名），“我們當時習慣用電影來起外號，當時有人說我比男人還狠，堪比昆汀，後來我確實也拍了《銀蛇謀殺案》《血色清晨》這樣的驚悚片。”

事實上，北電在“文革”前已經進行了10年的教學，導演系、美術系、攝影系、錄音系都已經比較規範。1978年恢復全國招生後，北電的老師們按照那個年代能給予的最明確、最系統的教學體系進行教學。曾教過李少紅的北電教授倪震不無自豪地說，北電沿用的是蘇聯的教學方法和愛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論，“是單調了一些，但是保證了剪接的清晰流暢，保證了做電影的基本功。”

李少紅入讀北電的時代，有兩門課最受歡迎，一門是周傳基的“電影的聲音”，一門是倪震的“銀幕的造型”。拋開電影技術層面接受的專業教育，她更願意把自己接受的電影教育，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北電美術系的孔都教授以及中央美院的吳達志教授，在美學方面給予她極大滋養。著名文藝評論家李陀則幫助李少紅建立起歷史觀，“李陀告訴我，別光想導演是什麼，要把自己缺的知識充實起來，一本本看世界各國的歷史，慢慢從縱向和橫向瞭解歷史，隨後才有歷史觀和電影理論的結合。”

一段陣痛 大師情結撞上了商業片時代

1982年，李少紅走出北京電影學院大門，就進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大門。彷彿是冥冥中的安排，她來到謝鐵驪導演身邊做了副導演，就像她母親20年前從北電畢業，馬上做了謝鐵驪的副導演一樣——當年，謝導帶著她的母親拍《早春二月》；這一次她給謝導打下手的則是《包氏父子》。

李少紅在謝鐵驪身邊做了3年副導演，因為要生孩子，不得不暫停。等她生完孩子復出時，社會大環境的變化已經不可避免地影響電影行業。《銀蛇謀殺案》是北影廠分配給李少紅的，她第一反應“覺得自己特別倒黴”，哭得稀里嘩啦，“同學們都拍了《一個和八個》《黃土地》《盜馬賊》這樣的文藝片，我的命運卻不如他們。”

1978年到1982年期間，北電從老師到學生，心中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就是大師情結。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協成為那時青年人的精神主流。換句話說，電影學院從來不會教商業片的招數。倪震教授解釋：“不能說故意不教，即使反覆搞斯皮爾伯格，反覆搞香港電影研究，也不能壓抑、湮沒學生們對大師們的嚮往和尊崇。”

那時李少紅已畢業五六年，張藝謀、陳凱歌等同學都已經扛著拷貝，走出國門奔各大電影節去了，可她還是個副導演。田壯壯勸她：“拍吧，等於是個入場券。”李少紅咬咬牙，就把《銀蛇謀殺案》接下了。結果，那一年，北影廠最賺錢的影片就是《銀蛇謀殺案》，光拷貝就賣了二百多個。人們驚訝，一個女導演，竟能拍出這樣的影片——當年《大眾電影》雜誌曾列舉《銀蛇謀殺案》的18處凶殘血腥鏡頭。提起這，李少紅很驕傲，“那時候沒有什麼特效，都是真刀真槍拍出來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也倒逼著電影業體制深入改革。在那段時間裡，中國電影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劇變。李少紅說：“原來都是計劃經濟，電影廠會把所有東西都配齊，1993年後開始體制改革，取消導演室，所有人的電影都是自籌資金。”

1995年1月5日，《北京日報》刊登了李少紅新片《紅粉》上映的消息。這部當年摘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作品，花了李少紅好幾年時間去找錢。香港導演徐克資助了《紅粉》前期籌備的錢，但等到電影立項時，相關政策規定取消合拍片，李少紅回憶：“徐克當時就傻了，連著問我‘怎麼辦’，這錢等於打水漂了。”

《紅粉》最終籌到250萬元人民幣，因為在發行上急於收回投資，在1994年11月電影局審查通過《紅粉》之後，香港大洋影業有限公司就以380萬元人民幣買走了該片的全球版權。該片最終收穫了2800萬元人民幣的票房，也是國產片第一次實行國際通行的分賬模式，製片方分成35%，電影公司+影院分成65%。李少紅感慨：“這個模式到今天幾乎沒有變，比例上都差不多。”

一種審美

電視劇可以用電影語言來拍

從電影轉向電視劇，對李少紅來說，多少是被逼的。《紅粉》在藝術和商業上是成功的，但在尋找投資上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相比之下，拍電視劇不用為籌錢操那麼多心。當時，李少紅、滕文驥、夏鋼、何群等一批第五代電影人都“下海”拍起了電視劇。大家的普遍心態，不過是想“混口飯吃”——他們的眼光裡還流露著對電視劇的不屑，但在嚴峻的生活面前，只能暫時把藝術的夢想藏在心裡，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曲線救國”。

“第五代”們剛拍電視劇時，困惑是難免的，李少紅的北電師兄吳子牛導演說過一句大實話：“一個導演特別喜歡戰爭題材，但投資方不喜歡，而投資方喜歡的，他又不是非常喜歡。怎麼辦？第一年拒絕，第二年拒絕，到第三年還能拒絕嗎？”而另一個矛盾是，從前只需要拍幾十分鐘的東西，現在卻要拍幾千分鐘，從敘事、結構到表現手法都不同。

李少紅選擇了《雷雨》作為自己試水電視劇的第一部作品。理由是，《雷雨》自己比較熟，上學時演過這個戲。當然，那時電視劇之於她，還顯得十分陌生，“瞭解下來，大概摸索出一些規律：第一個就是室內劇，第二個就是家庭倫理，和老百姓比較接近，再一個就是場景比較集中，不能像電影那樣散，倒有點兒像舞臺劇，人物也比較集中，但也不能太多，多了拍起來不方便。”

《雷雨》的成功，讓李少紅髮現，電視劇完全可以是另一種面貌，而不必都拍成土得掉渣兒的生活原生態，“它的影像和造型可以是很精緻的，它的敘事也可以有很強的戲劇性。”隨後她又拍攝了《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影像和造型的地位被有意識地強化。《大明宮詞》獲得極大成功，又鼓舞她在《橘子紅了》中更加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影像和造型的審美。

從2000年3月到2002年3月，因為《大明宮詞》和《橘子紅了》，李少紅的名字在《北京日報》上出現近十次。將電影鏡頭般的唯美畫面與精雕細琢的細膩情節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詩一般的“美麗與哀愁”成了李少紅的招牌。吳子牛的評價是：“李少紅讓人知道了電視劇也可以這樣拍。”某種意義上說，李少紅的這種審美風格，是對時代的一種呼應——觀眾不僅希望能瞭解更多的東西，還希望能獲得更好的視聽感受。

儘管拍電視劇似乎顯得更為“穩妥”，但這些年李少紅從未放棄自己對電影的初心。拍完《大明宮詞》《橘子紅了》，她又回頭拍愛情片《戀愛中的寶貝》《門》《生死劫》。2004年，《戀愛中的寶貝》上映前，電影業處在轉型期，真正有序的電影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她形容自己就像古代戍邊的將士，懷著馬革裹屍的悲壯，“當時拍電影環境困難，但我學的就是電影，後來乾的也是電影，我怎麼能放棄它呢？”今年，李少紅的新片《媽閣是座城》在備受期待中終於與觀眾見面，她的另一部電影《解放了》和電視劇《大宋宮詞》不久也將和觀眾見面。

而電影導演和電視劇導演這兩個角色，之於李少紅並不存在什麼衝突，因為不管拍什麼，她運用的一直都是電影語言。時間倒回到40年前，李少紅從南京到北京備考北電，借住在母親的北電導演系同窗張暖忻的家裡，耳濡目染著張暖忻和李陀夫婦談電影語言。他們告訴她：“你必須要有一套自己的語言系統，不是文學的，但是你能表現文學，表現文學裡的含義。”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電影語言”，還會出現在李少紅接下來的每一部作品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