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2期，原文標題《一根熱線，與自殺相搏》

自殺一直是人類社會最隱祕的傷口。一根援助熱線連接起來的試圖自殺者、心理干預者，以及自殺者親友，都在與這個傷口辛苦相搏。

高危干預

從外觀上看，位於回龍觀醫院的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的所在地是那麼不起眼：白色的平房，看起來像是臨時搭建的，如果不是招牌上“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幾個字，人們很難將它跟旁邊的食堂區分開來。推開門進去，更是沒有神祕感了，左側的走廊通往熱線間——三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被隔成了10個小間，每個房間一張辦公桌、一臺電腦、一部電話機。當然，還有一個接線員。我去的時候，他們都在忙於應對電話那頭來自全國各地的求助，沒有人注意到我這個外人的出現。

與電話這頭平靜如水的氛圍不同的是，熱線的另一頭幾乎是人類所有負面情緒的集結。小到考試失利、鄰里矛盾，大到情感背叛、精神抑鬱，乃至親友去世，這些事件引發的憤怒、驚恐、悲傷、痛苦，伴隨著哀號、抽泣、嗚咽、怒喊、嘆息，通過一條電話線從全國各個角落輸送到這個只有30多平方米的房間裡，等待著被處理、安慰和幫助。有的人甚至在打電話前就已經準備好了安眠藥物或者嘗試過自殺，還有人告知熱線員自己在地鐵站裡隨時準備臥軌。

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成立於2002年。當年，加拿大醫生費立鵬和他的中國同事李獻雲、張豔萍在國際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了《中國的自殺率：1995～1999》一文，對中國的自殺狀況進行了分析。他們發現，中國每年有28.7萬人死於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也就是說，每兩分鐘就有1人死於自殺，8人自殺未遂。這被視為當時有關中國最新、最值得關注的自殺數據。

在研究中，費立鵬等人找出了中國自殺人群相較於國外的“獨立的自殺危險因素”，按其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為：死前兩週抑鬱的嚴重程度，有自殺未遂史，自殺前面臨急性誘發生活事件，死前一個月的生命質量，死前一年負性生活事件產生的慢性心理壓力，死前兩天有急性生活事件，有血緣關係的人有過自殺行為，朋友或熟人有過自殺行為。

而相對於國外自殺人群獲得的全方位服務，在國內，當時69%的自殺者沒有得到過任何人的幫助。因此，費立鵬在回龍觀醫院建立危機干預中心，並出任中心的執行主任。他們仿照西方的自殺熱線為求助者和自殺者親友提供相應的心理支持，第一條全國性危機干預熱線——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和自殺者親友小組因此成立。

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主任王翠玲還記得，危機干預中心的成立儀式還沒結束，中心就收到了求助電話。當時，辦公室的一部電話被用作熱線，中心的工作人員輪班接聽電話，每天從上午8點工作到下午4點。王翠玲告訴本刊記者，第二年，中心就有了專門的熱線，24小時值班。其中，高危熱線的比例佔15%左右。

“高危熱線”是熱線中心的專業術語，也是接線員會特別關注的對象。王翠玲告訴我，高危熱線的撥打人往往是有明確自殺念頭、自殺計劃，並在一週之內要實施計劃的；或者來電之前兩週內有過自殺行為的求助者。王翠玲說，想要自殺的個體往往行為處於一種僵化的狀態，他們會困在某個難題或者困境裡，認為自殺是擺脫困境、解除痛苦、實現某一目的的唯一方法。但能夠打下這個電話，說明求助者還是有一些猶豫的，內心裡想活和想死的力量在互相較勁。

接線員這時要做的是打消他們的自殺念頭，讓求助者意識到解決問題還有其他的出路。“來電最初的3分鐘到5分鐘因此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要確定求助者處於什麼樣的狀態、是否安全，另一方面是迅速地獲得對方的信任，這樣電話才能夠繼續下去。”王翠玲告訴本刊，不同於日常中人們對與死亡相關內容的迴避，接線員會直接問求助者是否有自殺計劃，以及是否實施過自殺。“接線員對自殺問題不迴避，求助者才會願意跟你討論這個事情，這也會給個體一個宣洩的機會，把壓抑已久的痛苦倒出來。面對問題才能找到解決的方法，否則很難開展工作。”

所以，13年前，當李萍撥進熱線被問到是否有自殺念頭時，她對著電話痛哭，覺得自己在現實世界關閉的情緒出口在熱線打開了。李萍是在半夜打進熱線的。當時她54歲，剛剛失去了老伴。老伴是急性心臟病去世的。用李萍的話說就是，“晚上睡覺時還好好的，早上人就去了”。李萍陷入了一個巨大的疑問中：“他怎麼可以丟下我就走了？”

李萍說，老伴已經退休，一直身體很好，原本兩人打算等自己退休了就買個小車出去旅遊，李萍還專門考了駕照，就想著開車時能夠互相倒換一下。“你說，我本來計劃得那麼美好，一下子全都沒了。我們也沒孩子，我就想著隨他去了。”老伴去世後，李萍的世界變得封閉起來。她不願跟人說話，怕人家笑她是瘋子，“整個人就是木的”。單位領導考慮她的狀態問題，讓她提前退休了，人際交往更沒了。

李萍睡不著，家裡處處都是老伴的影子，她一個人從白天等到另一個白天的到來，人快速地瘦了下來。那時，她不知道自己已經得了重度抑鬱。無休止地痛苦將李萍包裹到窒息，她想方設法地尋死。她吞過安眠藥物，被鄰居發現送到醫院又救了回來。她還摸過電門——把牆上的插座拆下來，把手伸進去，人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手臂慢慢才恢復了知覺。連出去旅遊都是為了自殺尋找機會，她拿著愛人留下的幾萬元去了阿爾卑斯山，她想著自己一定要爬上去，再從上面跳下來。跳的一瞬間，她想著不能給旅行團添麻煩，就忍住了。

李萍已經想不清自己到底跟熱線說了什麼。她只記得，每次電話一接通，她就衝著電話先哭上一陣，然後就一直說。熱線就像給她開了一扇門，可以任由著她講述自己的痛苦。有時候熱線佔線打不進去，她就一遍一遍打，後來發現凌晨1點後是個好的時間段。所以，多數時候她都將電話抱在手邊，看著鬧鐘數著時間過。李萍打了五六年的電話，能夠認出每個接線員的聲音。“現在會覺得自己總是佔著線挺自私的，但那時什麼都顧不得了。我就像一個垂死的人，在水裡亂抓，抓住什麼是什麼。”

聆聽與出離

熱線組的每一個人都接聽過李萍的電話，但他們卻很難記得清李萍了。接線員馮濤坐在我的對面，他不到40歲，微胖，講起話來溫聲細語。他的手邊有一個碩大的保溫杯，看著能裝兩升水。這是熱線員共有的特點，長時間的交流通話讓他們的嗓子時刻處於沙啞的狀態。為了緩解，馮濤經常會泡點花茶。他已經在熱線工作了10年。

這幾年，城市化、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衛生事業方面的進步等，促使中國的自殺率逐漸降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2012年中國的自殺人數約12萬人，自殺率也降到為7.8/100000，下降幅度超過50%。費立鵬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提到，熱線電話、健康教育對自殺率的下降能起到10%的作用。

然而，馮濤卻覺得熱線越來越忙了。2008年他剛到熱線工作時，只有四五個席位，現在10個座位都坐滿，系統仍顯示電話處於佔線狀態中。“你接電話時，能看到後面有一排的號碼在排隊。”王翠玲告訴本刊，如今熱線每個月的來電量在3萬左右，有時甚至突破4萬，接線員24小時輪班接線，能被接聽的也只有十分之一。“高危熱線也增長了10%左右。高節奏的工作和生活讓人們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她還提供了一組數據，前兩年，在各地精神衛生中心支持下建立的熱線僅有30多家，2018年年底已經達到50家。

讓我吃驚的是，不管是馮濤還是王翠玲都很難講出一些求助者的具體故事，只能大致地將求助者面臨的問題歸為精神心理、家庭關係以及家庭外的人際關係問題三大類。至於求助者的個人經歷、故事甚至是打電話時的狀態，都在他們的記憶裡支離破碎。馮濤甚至描述不清楚前幾天剛剛接過的一起高危案例的電話內容，“抱歉，我真的不太記得了，如果有記錄本在手邊，我翻一翻是能夠說出來的”。

他回去取了記錄本。根據記錄，打電話的是一個男性，存在抑鬱的問題，他說自己從小到大就沒開心過一天，但又講不出原因，最近打算去自殺。“每個打電話來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很多人能講出一堆的問題，但自己也說不清哪個是主要的，好像每件事都跟自殺的念頭有關聯。我們要想幫助他們，就得站在來電者的角度去理解對方，與對方共情。但你要能夠出來，不然一直沉浸在悲傷的情緒裡，人是承受不了的。”

忘記是接線員自我修復的一個方法，否則你可能會永遠泡在哀傷裡。某種意義上，接線員有點接近於武俠小說中的蒙面大俠，只有在需要時才凌空出現，更多的時候，他可能只是市井裡的買菜人。馮濤是學心理學出身，畢業之後做過一段時間社區服刑人員的心理干預工作。這一背景使得他在進入熱線之後迅速地適應了工作的性質和節奏。即使如此，在工作之後，他在體形上也發生了變化——食物某種程度上能夠幫他緩解一些壓力。北京回龍觀醫院心理治療師郎俊蓮是第一批熱線接線員，她告訴本刊記者，她在家裡睡覺前都會把電話線給扯下來——熱線要求電話響三聲必須接線，她已經對電話鈴聲形成了應激反應，“一聽到聲音就會跳起來”。

從容應對，更多是適應和訓練的結果。僅是接線員的聲調、語速、語氣，在上崗前要經過半個月的語言培訓。“電話熱線雙方的交流僅是靠一根電話線，能夠維繫雙方關係的也只有聲音，求助者往往又是敏感的，你必須從聲音裡傳遞出可信賴的信息。”郎俊蓮說，第一期學員培訓時，危機干預中心特意邀請了發音的老師，對他們做了四個月的培訓，甚至連吐氣的方式都做了嚴格要求。

第二點要訓練的即是剋制情緒，一個接線員在上崗前必須要通過情緒的考驗和歷練。“求助者的經歷都很慘，如果接線員聽了之後哭了，他陷在自己的情緒裡，就會顧不上求助者。”在培訓的時候，培訓的老師會給新來的接線員講接線的案例，老師在上面講，學生就在下面哭。接線時，新的接線員也會跟在老接線員後面聽。只有過了這關，接線員們才能摸到電話開始正式工作。

夜晚是高危電話最多的時候。有時一個夜班值下來，馮濤能接到五六個高危電話。“白天上班時間大家注意力比較分散一些，求助者也不會去考慮自殺的事情，到了晚上，他們的精力就全挪到這一塊兒了。”打過熱線諮詢的人，不少人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這是接線員成就感的來源。他們會對高危求助者進行定期回訪，70%的人依然能夠聯繫到，但總有一些人沒了音訊。後來有家屬打電話告訴接線員：“人已經走了。”王翠玲最擔心這樣的時刻，它會對接線員的心理造成很大的衝擊。

王翠玲提到一個女接線員，她曾接過一個電話，對方30多歲，並沒有很強烈的自殺念頭。接線員對他做了自殺風險評估後，認為他有抑鬱症，勸他去看心理門診。可對方有很多擔心，他首先覺得那是精神病人才會去的地方，自己如果也去就說明自己瘋了；若是讓單位知道了，工作可能也沒了。總之，對方強烈抗拒就醫。

在得知求助者自殺後，女接線員陷入了深深的自責，“我要是多勸他一句，他可能就不會自殺了”。儘管王翠玲和其他的接線員一遍遍地說她已經盡力了，她依然走不出來，甚至晚上做夢還會一次次回到接電話時的場景。這也讓她在面對新的接線時小心而謹慎。她會一遍遍在電話中詢問求助者有沒有自殺的意向，使得求助者神經都緊張了起來。後來，王翠玲只好讓她休息調整了兩個月，“確實有接線員因為承受不了壓力而離開的”。

被關注的自殺者親友

一頭兒是與自殺相搏，一頭兒是與干預自殺引發的負面情緒相對抗，自殺者與干預者都在被公眾和外界慢慢了解並獲得支持。然而，自殺者的親友這個群體，卻很少被社會關注，他們大多在默默忍受親友逝去的憂傷。20世紀70年代，這一問題逐漸被社會所認知，專門針對因自殺而喪失親友者的團體在北美開始成立，隨後，全世界各個中心城市也相繼成立類似的群體。

費立鵬曾撰文提到，一個人自殺會導致他的至少六個親友有居喪反應。在2002年，按照這種算法，中國每年自殺人數20多萬，因此每年約有170萬人因為親友自殺而受到嚴重的心裡損傷。這顯然是一個比自殺者更龐大的群體。與熱線同時成立的自殺親友小組隱匿於回龍觀醫院的一角，為他們提供支撐和幫助。

2010年，郎俊蓮開始負責自殺親友小組的活動。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六是小組的活動日。這一天郎俊蓮和工作人員都會在活動室的深紅色木桌上放上足夠的抽紙——幾乎每個來參加活動的人沒說幾句話就會哭起來。他們中有的人是配偶自殺，有的則是兒女突然就沒了。來的人並不多，每次有4～6個參與者。每個人開場的方式都很直接地囊括兩個內容：我是誰，我是什麼情況。郎俊蓮和工作人員會在旁邊陪伴他們，聽他們傾訴，並在需要的時候，給予他們專業支持。

“在中國的文化裡，如果一家有人自殺了，一般當事人是很難跟別人言說的，通常鄰居知道了也會質疑人是不是被逼死的，而他們本身還要承受失去親人的疼痛。”郎俊蓮告訴本刊，起初成員們並不願意敞開自己的內心，但當發現大家經歷一樣時，也就有了交流的慾望，就像抱團取暖一樣。“這就像你有一個不能跟別人說的事，我也有一個同樣的事情，咱倆之間這個就不算祕密了，可以公開來談了。”郎俊蓮向我打比方，她說在這樣的情境下，親友們會發現大家都睡不著覺，同樣震驚、自責、內疚，都在經歷同樣的痛苦，才能意識到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只有經歷過的人告訴他們能走出去，他們才相信”。

既有的研究也表明，自殺身亡者的親友所表現出來的某些悲傷成分，在自然原因喪失親友的人身上是不太可能出現的。比如說，自殺身亡者的親友更多認為，要對死者的死負有責任，感到被排斥和拋棄。他們會花更多的時間琢磨自殺身亡者的自殺動機，這會增加他們走出悲傷和痛苦的難度。

小組裡，一個父親在女兒去世後一直處於自責的狀態，他每次都會講起一個情節——他知道女兒曾去醫院看抑鬱症，他總是想，如果自己能夠再重視一點，女兒可能不會死。小組裡的另一位中年男性則一直在追尋母親自殺的原因。他與母親並不親暱，很早就離開家裡獨自生活。在他的認知中，母親並不愛他，只會對自己的妹妹和兄弟好，從疼愛他們到為他們帶孩子。但母親自殺後，卻將所有的存摺都留給了他。“他每次來，只問一句‘為什麼’，大家也會幫他分析原因，但他總覺得不是。”郎俊蓮告訴本刊，後來，這個男人來參加活動就站在門口聽大家講，也不願意進來，“我們也尊重他”。

剛到自殺親友小組工作時，郎俊蓮也曾試圖去改變這些人的狀態，讓他們不要沉浸在痛苦裡面。但她慢慢發現，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那時，小組還只有她一個工作人員，她覺得這個過程就像一場實力不均等的拉力賽，繩子的一頭兒是自殺者的親友和他們厚重的哀傷，繩子另一頭兒卻只有自己。“那種感覺就像一滴水掉進了沙漠裡，你耗盡了都救不了他們。每次小組活動前，我都會想這一個月怎麼過得這麼快。”

郎俊蓮只好向醫院申請增加一個工作人員，以彼此支持。她也慢慢發現來到這裡的人更需要的是陪伴和支持，而不是別人為他們做主。“一個人只有找到與逝者新的連接，他才能從悲傷中走出來，有的人可能需要半年，大多1～3年，有的則需要5年以上。我們這兒就像他們的一個家，他們有需要了就會過來。”

郎俊蓮也想去做更多的事情，幫助更多有需要的自殺者親友，然而多數時候會有很強的無力感。這是一個耗人耗力的活兒，需要社會支持以及大批有專業功底的人員參與。郎俊蓮告訴我，國內曾經也有兩個類似的組織出現，但因為多種原因，最終沒有維持下去。為了解決人手的問題，她開始招募志願者進行培訓，招募的要求也很簡單：免費參與培訓一年，但要為小組服務三年。她們曾組織自殺者親友團出遊，去過北京的八大處公園，也走過奧森，郎俊蓮恨不得每個自殺者親友都找志願者陪伴著，她擔心處在悲傷中的自殺親友一旦遇到什麼刺激可能情緒失控，“萬一出事了，小組也就失去了安全港灣的功能”。

如今，李萍已經沒有時間再去想自殺的事情了。她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療相關的機構擔任志願者。她還是20多個QQ群的管理員。一次一個山東的網友在群裡跟她說服用了安眠藥，李萍冒著大雨到家附近的派出所報案，但警察說沒有辦法確認那個網友的身份。李萍覺得很無助。所幸，後來網友聯繫了她，說自己無恙。“以前，我只是生病了，是個病人，現在我不也好了嗎？”李萍說。（李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