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已拆遷的靈石縣梅印村

鄭運康

靈石縣交口鄉交口村對面的南山背後，在西嶺村的西南面，南嶺村的正南面，樓珍村的東南面，後莊村、長足村的東面，有一座獨立的三角形山頭。山頭的南山腳下是長足河（溝），北山腳下是樓珍河（溝），兩河在三角形山頭前彙集成漫河。漫河在漫河村西頭流歸交口河。在兩河彙集的地方，沿著山頭向上爬，叫“紅窊裡”，再向上爬叫“下窊裡”，再上爬叫“廣坪裡”，廣坪裡由東向西一字型排開有個村落，這裡便是具有幾百年歷史的梅印村。

關於梅印村名的來歷，有幾種並不確切的傳說，我們無從考證，且不管它。但這裡的村民由雙池鎮長史莊鄭氏家族遷來是無可非議的。清雍正十年（1732年）時，由於長史莊村人多地少，便找到了十里之外的這個獨立山頭墾荒，那時的荒山，是誰開採歸誰所有。為種田方便，墾荒人就地挖窯打洞，安營紮寨，年代久了，人也多了，逐步形成一個小型的自然村落。

從長史莊遷到梅印村的第一個人叫鄭之禹，他是梅印村共同的宗祖，清光緒三年（1877年）大災後，長史莊十室九空，大片土地無人耕種，遂又從梅印遷回長史莊六戶人家，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基本上是老大回長史莊本村，老二留守梅印。

靈石人講究大年初一不出村，可梅印村距長史莊中間要經過長足村、興旺村（即村窊裡）十里之遙，卻可互相往來拜年望親，就因為本是一家人。此外，每年清明節掃墓祭祖，也是兩村互相祭祀。我本人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生在長史莊村，於一九四九年秋至一九五四年秋生長在梅印村。我的祖父母，父母親均在梅印的祖墳“官講理”埋葬著。

梅印村最早叫“埋印圪塔”當地人的土音叫白了為“埋人圪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寫信尚用“埋印村”，為避諱不吉利且難聽，我二叔鄭慈元（字善卿）在村裡任“財糧”(即會計）時，方將“埋印”改寫成“梅印”，延續至今。

梅印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人口興旺時，全村住人的有八處院落，二十八孔窯洞，男女老少四十八口人。四十八口人中，只有蔣德永和張林祥是外來的異性氏，蔣德永是鄭述庸（即鄭維康）家僱來的長工，土改時，鄭述庸家被劃為“富農”成份，蔣德永被劃為“僱農”成份，分得窯洞一孔，蔣是老光棍一條，也是全村唯一的“五保戶”，1 9 5 5年病死在他所分得的窯洞內，當人們發現時，曲捲著身軀於破炕蓆上，身體已僵硬的根本拉不開，無法入棺，確切的斷氣時間，沒人能說清。張林祥的妻子叫王香蓮，長的漂亮，他們還有個兒子叫張玉旺，因張林祥窮的養活不起，香蓮就帶著兒子改嫁給本村當醫生的鄭延康（字仲奇），張林祥也於五十年代中期去世了。此後，梅印又恢復到全是鄭氏族人。

梅印村因系同源、同根，人際關係特別好。相稱不論年齡，而是按輩稱呼。幾歲的長輩，可對幾十歲的小輩直呼其名；而幾十歲的小輩喊幾歲的長輩時，在名後須有稱謂。在村裡，有幾十歲的大人喊炕上趴著的爺爺、叔叔的。梅印的人基本上是一家有事，全村出動，互幫互愛，相處和諧，從未見村裡有過爭吵、鬧架的。

梅印村的八座院落由東向西順序是：“村頭院”，這是全村最大的一個院子，五孔窯洞，土圍牆，大門在正中。院子東臨打麥場，西有牛棚、牛圈、石磨房，院內住有全村四分之一的人口，這裡就是我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萬元院”，這是一個獨窯敞口院。鄭萬元年輕時在樓珍村當長工，中年喪妻，歸來後獨居到病故。“述庸院”，三窯有牆。“圪洞院”四孔窯，雖曾有過圍牆，但已塌倒多年，早就沒有了大門，此院因地形最低故名。“仲林院”為正面兩孔窯，邊側一孔小窯，也有土圍牆。“二元院”二元（鄭相元）是仲林（即鄭崇康）的二伯父，中年已去世，其伯母就在這個獨窯敞口院內守寡幾十年。“林祥院”，五窯有牆，但只住林祥一個人。“恆章院”五窯有牆，這是梅印的第二個大院子。梅印村的窯，均屬土窯洞，用磚貼面，幾乎每家都有後窯，即在住人的窯洞屁股後邊再挖一個小窯洞作儲蓄室用，在後窯裡存放糧食、蔬菜、紅薯、土豆，至來年接上新的也不會壞。除需防鼠外，即安全可靠，又保鮮方便。我家的五孔窯內，就有兩孔是帶後窯的。因為梅印村的人高個子比較多，所以多數是特大型的窯洞。人的個子高，睡覺的炕就要大，炕大了，窯洞就要寬、高、深。梅印的一孔窯洞，比普通的兩孔磚窯還大。土窯洞由於是直接進入在山體內，窯背無比厚實，大風吹不進，陽光晒不透，所以冬暖夏涼。窯洞如果要經常住人不斷，住幾百年也會完好安全，但如果不住人了，不出三、五年就有自然塌毀的可能。據說這是人氣的關係。

關於窯內裝飾、佈置、擺設，大同小異。有的人家在炕的圍牆上畫有“三孃教子”“斷繼抒”“孔融讓梨”等一類教化後代學習或敬老愛幼的油彩畫，故事性很濃。沒有油畫的就張貼幾張有時代氣息的紙畫，顯得炕上既乾淨又好看。為了採光好，窯洞的窗戶普遍較大，木質花稜，貼麻紙或裝大塊玻璃，每家都是摺疊式的木板窗扇，窗扇上也是油彩畫或字畫。在窯洞的後半部，每家都擺設兩個一人多高，左右對稱的大立櫃。大立櫃門的合頁和中間拉手部位，原來都是純黃銅的，取“銅鏡”之意，金燦燦，亮晶晶，一進門迎面特顯眼。一九五八年大鍊鋼鐵時，全被拆毀，換成了普通的鐵合頁。有的人家為了防鏽和裝飾好看，剪一塊圓型的錫箔紙貼在鐵合頁上，充似銀色亮光，雖也顯眼，但畢竟是贗品，比原來真銅製品遜色許多。大立櫃的頂上，多是書櫃或其它物品。也有在中間供神位的。大立櫃的背後，擺兩張長條桌，桌上擺放盛裝各種雜麵的陶瓷瓦罐，這個地方陰涼、乾燥、無風、透氣，儲放食物不會壞。在大立櫃的前上方，於兩牆之間，橫拉一根線繩，懸空垂吊六幅（也有八幅的）字畫條幅，當地人稱為“吊子”，由書法好的人書寫，內容多為教化人行好學善之類的詞語，文化大革命期間，均換成了毛主席語錄，甚有教育意義。在地面上擺設最明顯的是兩隻油漆大木箱，它可以存放衣物、糧食，又可白天供人落座，夜晚當床睡覺，講究個一物多用，實用、耐用還好看。更有人家在箱體上繪有牡丹、荷花之類的大型花卉，煞是豔麗奪目。

梅印村雖然很小，但人少地多，與周邊幾個村相比較，尚屬富足之村。四十多口人口中，就有耕牛八頭、羊只四群、八個山圈、六盤石磨，其中兩個磨坊專供風雨天使用；一盤石碾，四個打麥場。除蔣德永和鄭萬元兩個老光棍是真正的，徹底的無產者外，其餘人家，耬、犁、鋤、耙、鐮、刀、斧、鋸等各種農具樣樣齊全，無需外借。每家都有紡車和織布機，此外每家都有桃、杏、李、玉果、梨、蘋果、葡萄等果木樹。梅印村的棗樹特別多，品種也不少，大團棗、小團棗、木團棗、脆團棗、麥黃棗（收麥時即成熟，色黃故名）。長棗也有大中小之分，有一種特大型的長棗，是專門供悶酒棗用的。到了收秋時節，人們下田勞動時，很多人裝兩口袋棗，邊幹活邊吃，並不誤事。我小時候還挑著棗子去外村賣過，七分錢一斤。沒有現錢的，可用一斤小米換一斤紅棗。

梅印村的土地，與西嶺、南嶺、樓珍、南溝、後莊、長足等村接壤相連，其被包圍在中間，實屬一塊風水寶地，是一個典型的山區農村。在村裡人，都是非常樸實，非常善良的農民。全村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九是山坡地，如要有一塊平地，就堪稱是“好地”。所謂平地，其實也是人造出來的。就是在土山溝裡打上一道大壩，等有大山洪衝來時，擋住不讓外流，待到泥水滲透後便積澱成平地，這塊地大小，要看山溝的大小和洪水大小決定，可憐一些人等了一輩子，也沒等到一塊理想的平地。

山區農村的最大特點是完全“靠天吃飯”，遇著風調雨順的年頭，一年的收成夠吃兩三年，而遇上乾旱、風暴、冰雹等自然災害時，精耕細作，白辛苦一年不說，還得把種籽搭賠進去。所以山裡的人最怕災荒年景。靈石絕大部分村子或多或少總會有幾座廟，土地廟、山神廟、關帝廟等，每年要在廟裡請戲班子唱戲，來祈求蒼天保佑，賜福人間。梅印村裡什麼廟也沒有，連個小祠堂也沒有，只有一幅鄭氏神祗。梅印人很敬奉先祖。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就將神祗請到誰家，供奉後就地保管，每年春節時，全村人到這家來上供，下一家有了事再請走。

山區人種地總離不了扁擔。實際就是以扁擔代車。這不是在說胡話嗎？車子是車在下，人在上，扁擔是人在下擔在上，怎能並論呢？我是從另一個角度說的。以送肥、運糧為例，車子也好，扁擔也好，都是一種工具，川地的人送肥，拉糧都用車子拉，而山區的人只能用扁擔挑著來回運送，兩種工具不同，最終的目的是一樣的，這就是山區農民更苦的所在。

說到用扁擔，梅印的人可都有切身的體會和經驗。一條好的扁擔，就是一個好的“助力器”。而一條不好使用的扁擔，能把人直“氣死”。何為好扁擔呢？就是用彈性、韌性好的木質，如桑木、柳木、榆木，胳膊粗細，光滑無疥疤的樹由中間鋸成兩半，先用水泡，然後將靠皮一面向上壓彎，再烘烤定型而成的扁擔。扁擔有長短之分，長的有兩米多長，兩頭裝有鐵尖，是挑莊稼用的，短的約一米五左右，為挑水扁擔。扁擔有平直型的，也有大彎度，小彎度的。彎度大到半園型的叫“窯擔”，其實會用窯擔的人並不多。但對會用的人來說，那是一種“享受”。用扁擔一定要彎度朝上，切不可朝下，有些不會用擔子的人常常使用錯。用扁擔，除了扁擔自身彈性好，能上下顫動外，關鍵還在用擔子的人要會調整步伐。扁擔的上下顫動幅度大小，與所挑之物的重量有關，重則顫動幅度大，反之則小。但顫動是有節奏的，步伐調整對了，能夠按著節奏走起來，不僅感覺輕鬆，同時還有一股催人奮進之勢。當你到了不由自主隨著節奏走起來的時候，一般空身的人是根本追不上的。而不好使用的扁擔，就像一根硬木條壓在肩上，直愣愣、死笨笨，一動不動毫無活性，他不但沒有上下顫動節奏，反而會左右搖擺，擰的你走不成步子，直覺的肩上很沉重，越沉重人就越煩躁，越煩躁人就會越感覺到累，人累起來的時候是容易生氣的。所以用扁擔，首先要會選扁擔。硬雜木，樹心板，有癤疤的木料是絕對不能做扁擔用的，這是外行人所不知道的。

說到挑扁擔，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後，國家提倡組織互幫互助。梅印村的鄭應元、鄭成康、我本人和鄭士武是同齡男孩，我們響應號召組成一個小型互助組，鄭士武任組長，我任會計。今天在你家幹活就在你家吃飯，明天到他家幹活，就在他家吃飯。我們有說有笑，不孤單，不寂寞，隨時有伴，也不害怕，幹起活來覺得輕鬆愉快。我們乾的最多的活就是挑扁擔。由村裡挑著糞送到一二里外的田地裡，再由田裡把莊稼或禾杆挑回家來。我們肩挑近百斤跑得最遠的地方是，由梅印村到靈石的小水頭火車站運送公糧。從梅印的山頂下到漫河，沿河床經漫河村再下到交口河，再順著河床經溫家溝、馬家莊、下莊從寨頭下到夏門溝底，經“鬼門關”一直到夏門出溝口再轉向張家莊，靈石城，然後到達小水頭火車站，約七十里左右，一天跑個來回，連續三天。第四天所謂休息，即不送糧了，而是在家挑水、添煤、備柴、給牛鍘草，第五天接著再送，直到送糧任務完成才可緩口氣。河床路是十分難走的。每次河水將其衝成什麼樣，路就是什麼樣。左腳是石，右腳可能就是坑，要麼就得涉水踩泥。自古云：“種地納糧，天經地義”。送糧雖艱苦，但覺得是應該的，毫無怨言。我們幾個小夥伴在一起幹活，不僅出工率高，還經常比賽，看誰力氣大，挑得多，常常受到大人們的誇獎。我們四個人，雖是同齡人，但實際生活中是三代人。我和鄭成康喊鄭應元叔叔，鄭士武叫我和鄭成康叔叔。我們這個互助組於一九五三年我去交口上學，鄭士武去蘭州上學而自行解散。據我後來所知，我們很可能是全國最早的少兒自發性互助組，所以我一直為此驕傲不已。

梅印村的人吃的是山石縫裡流出來的純天然礦泉水，清涼甘甜，無菌潔淨，絕無汙染。可能就因水土關係吧，梅印村的人比周邊人不僅普遍個子高，而且壽命比較長，一米八以上的就有好幾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時期，老人中活到八十歲以上的就有好幾個，我奶奶九十二歲才病故。2013年清明節，我帶著兒孫由寧夏返鄉祭祖掃墓時，巧遇本村同輩鄭仲林，他八十三歲了，正在田裡鋤地呢，精神很飽滿。

梅印村雖小，人不多，卻有幾個奇人怪事。我二爺爺鄭瑞榮（字桐生）一輩子沒上過學，卻在村裡教過書。村裡有文化的人，啟蒙老師就是我二爺爺。他不僅文化好，知識廣，而且還寫得一手好楷書。我們小時候學得《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脈決》等書本，均是他親手抄寫出來的。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還寫過不少關於文字改革的材料。根據漢字象形、會意、形聲、假借等六書造字結構提出他個人意見，將一批材料寄到北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當時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是吳玉璋先生，吳玉璋主任很佩服我二爺七十多歲年邁之人對中國文字改革的奉獻精神，以中央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名義給覆信加以讚賞和鼓勵。他還是一位周邊村很有名氣的風水陰陽先生。他研讀過《周易》，所以對陰陽、五行、八卦熟知並有所研究。常常有人請他上門看風水，選墳地，擇日子，他同時又是一位十分虔誠、忠實的基督教徒。家裡備有十幾本“新舊約全書”（聖經）和“讚美”本。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獨自高唱讚歌。由於他知書識禮，為人正直，主持公道，曾被選為交口鄉第一屆人大代表。因他嚴重耳聾，不能參加會議，他就把意見和建議寫成材料交上去。他的文化是那來的呢？這裡我還得多說幾句，他年輕時並不耳聾，從小就有一股好學精神，他是先向別人學會了拼音字母和查字典的方法，然後就通過邊查字典邊認字、邊知其義逐步學來的。這是何等的毅力呀！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梅印村並沒有電，家家都是點一個小小的煤油燈。我小時候白天地裡幹完活，晚上累得早早入睡，可每次睡一覺半夜醒來時，都見七十多歲的爺爺仍在煤油燈旁，戴著老花鏡在看書。有時還罵我一句“沒出息的東西”。樓珍村我姥爺鄭承爵曾是靈石縣的秀才、舉人，珍藏著很多經書、如《詩經》《易經》、天文地理、風水醫書等古籍。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用小麥去樓珍換回一些，如獲至寶，十分珍惜，拼命研讀。這些非常寶貴的古籍，惜於“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燒燬了。他給我們講過許多關於孔孟之道和古人刻苦鑽研的故事，讓人至今難忘。我二爺終身自學的毅力和刻苦精神是十分驚人的，令人欽佩的。我讀書就沒有讀過一、二、三年級。一九五三年秋季的一個早晨，我扛著一把放羊鏟子，肩背一個粗布袋，內裝一架大算盤和一塊石板、一把石筆、一支鉛筆，由梅印翻山越嶺去到交口鄉中心小學參加小學畢業考試，竟考了第二名。校長田海旺和全鄉其他村的老師研究，這孩子在哪個學校也沒有上過學，這畢業證該由誰來發呢？最後決定，必須在某個學校讀一年以上才行，於是我便在交口小學跟著田海旺老師讀了一年四年級，次年，順利考入雙池完小高級班。一九五六年又考入靈石中學，我的這個學習基礎，就是我二爺不辭勞苦辛勤培育出來的，二爺勞苦功高。

鄭述庸未上過正規學校，卻能寫得一手好字，他經常給別人家寫“吊子”，即在窯洞後邊的兩牆之間拉一根繩子懸空掛著的條幅字畫。他寫得字端莊好看，是家庭裝飾的一道風景線。他還會拆字算卦，有一次下雨天他去我二叔家玩，我二叔開玩笑的讓他算一卦，誰知事後證明還真的靈驗了呢。鄭士文沒什麼文化，卻會畫材頭，畫材頭不但要畫符，也要寫字，他寫出他不認識的字來，比文化人寫得要好看的多。

村裡曾有一個叫宋根生的，他本是長足村人，父母雙亡後，來到梅印投靠姐姐家生活，上世紀六十年代他二十歲左右時，便是小有名氣的“大力士”。他飯量奇大，身軀特壯，個頭高大，體重三百斤，他一次要吃五、六斤糧才行。當時分得一年的口糧不足他吃一個月。為了解決他的吃飯問題，公社特許他多種點自留地，收成不歸公。一九六二年我由寧夏返鄉探親時，正遇上我三嬸有病，請他幫忙送往靈石縣醫院返回，晚上家人讓我陪他吃飯，我當時不知情，便與其共餐，結果他吃了三大“腦碗”（即農村一種粗瓷特大碗）幹拌麵條外帶六個大饃頭，見我只吃一小碗還有點不好意思。我三叔鄭體元對我說“你們在外，能不能幫他找個吃飽飯的地方？”我說如能參軍去部隊裡扛機槍、大炮、運送子彈，吃飯就不成了。可惜他有智障病，參軍不合格。他雖然飯量大，但力氣也很大。他一挑就是三、五百斤不在話下。有一次他用裝麥草的“圪桶只”（幾十公分粗，一米多高的荊條筐）裝上玉米用一根胳膊粗的圓木杆子，由田間往家挑，爬坡換肩時，腳下一吃勁，將他姐剛做好的一雙實納鞋底斷成兩截，氣得他姐哭了好一陣子。一方面心疼他的傻氣，另一方面也心疼自己辛苦幾天一針一線為他做的鞋，傾刻間便毀於他的“一檸”之下。

還有一次生產隊裡讓他去雙池鎮物資交流會上賣驢，沒有賣掉，晚上返回時，他嫌驢跑的太慢，便蹲下身子鑽到驢肚下，拽住驢的前後蹄，將驢扛在背上揹著跑，驢因既憋氣又疼痛，在背上直撲騰。他也實在受不了才放下來。結果驢在地上疼了好一陣子，才翻起來，瞪著兩隻大眼，看樣子實在吃驚不小！這件事一時成為人們互相常談的笑話。因他力氣大，有些人家臨時有吃力活如伐木，安裝磨盤什麼的還請他上門幫忙呢，只要你能讓他吃飽飯就行了。靈石修建大運公路時，給的糧食足量高，村裡派他去了。根生活了三十歲左右，未成家便去世了。

梅印村人的飲食是，每天早上九點左右吃早飯，吃的是谷面窩頭（即帶皮的小米麵，含維生素極高）油潑酸菜，喝小米南瓜稀飯，這是一年四季基本不變的。兩點左右吃中午飯，為各種花樣的雜糧面，基本上一週內不重複。雜糧面的品種很多，光“豆麵”就有很多種，如豌豆、小豆、芒小豆、綠豆等。“紅面”也是一個總稱，因摻了不同的雜糧合成而變化著花樣，每樣雜糧又有幾種不同的做法，即使是同一種面，做法不同，吃起來口感也是不一樣的。有的面還可再互相搭配，例如白麵內包一塊紅面，擀出來的面叫包皮面。

用雜糧面做的飯名目很多。莜麥面栲栳栳、蕎麵碗坨、紅面撥魚、豆麵擦尖、玉面煮片、什麼飴鉻、圪蚪、攪團、剔尖、撥面、搓魚等五花八門。所以人們常說，“做婆姨容易，巧媳婦難當。"指女人家不僅要會一手好針線活，還得會做一手好吃的飯才行。梅印人的主食常年以小米和各種雜糧為主，基本上是米麵各半，甚是科學合理。副食方面，因條件所限，花樣並不多，全是些自種的蔬菜，有啥吃啥。比較講究的是每年冬至這天要宰一隻羊，包一次紅蘿蔔餃子吃，其餘的肉，用筐罩起來扣在院子裡凍著，供過節時食用。

梅印村的人，每家都會蒸酒。每年秋後，就把高粱或玉米裝入缸內封口埋在地下，到冬季農閒時做蒸酒原料。蒸酒可是件苦差事，尤其是拌曲時是很累人的。但能喝到新酒，又是一件非常令人高興的事。我這裡說的“新酒”，一般人不知道新到什麼程度。用一塊黃土塊，刻成酒杯模子，再用一塊錫燒化而成錫水澆在模子上，冷卻後即成為一個新的錫酒杯，用這個新酒杯去接蒸餾缸的蒸餾口上直接流來尚未落地的熱酒喝，這個人喝完將杯子交給另一個人重新化掉再造出來，再去接酒喝，這才是真正的新酒。自己親手製造出來的新酒杯、新燒酒，喝起來才別有一番滋味。

梅印人以酒待人的方式也很別樣。酒是用一個瓦罐裝的，平時封口保存，到過年時才搬出來放到炕桌上。炕桌上擺放一大把夏天就備好了的麥稈，剪成段，當吸管用。凡拜年人進門拜完年後，就圍坐起來，用吸管在罐內直接吸飲，並無蔬菜糖果等。你能喝多少就喝多少，這才是真正的喝酒，喝的全都是純正上等的好酒。

在農業合作化之前，還是私有制的時候，梅印村有三樣物產是全村公共擁有的，即兩顆古柏，兩口“水井”，一個小煤窯。

梅印村頂上“紅道立”埋葬著始祖鄭之禹，其墳墓前有兩株水桶般粗，十幾米高的古柏樹。這兩株古柏材形很好，粗、高、直、光，相當茂盛。從公社化以後，鄭亨章（即鄭虔康）任村長時帶人採伐被生產隊利用了，在原地重新補栽了幾顆小柏樹。

在村子的正前方，有一條很淺的小溝，人們叫“井溝裡”，全村人吃的水，都是在這個溝裡挑。“井溝裡”其實並無井，只有兩個直徑一米左右，深約一米左右，周圍用石板砌起來的小水池。池子上邊由山石崖縫中流出來的天然礦泉水，流在池內供人飲用。因水池很淺，人們挑水時，彎下腰用手將桶直接伸人池內灌滿提起來就可挑走，無需繩索之類的東西。這裡的水雖沒有化驗過會有哪些成份，但絕對無菌，無汙染。夏季裡透心涼，冬季裡早上池面上冒股白氣，不會結冰。夏天我們經常直接飲用生水，並無生病之說。

那時村裡人挑水，都是用兩隻大木桶。木桶都是用“楸木板”製作的，“楸木”無癤、板直、質輕、不裂縫。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發現有人用鐵皮桶，原因是一方面它比木桶輕便，二來楸木板很難找到了。可有人講究，嫌鐵皮桶生鏽，雖不願使也沒有辦法了。

在三角形山頭腳下，靠長足河一側，不知什麼年代開採了一個小型煤窯。這是一個平口窯，即與河床平行直接開口掘進，不需要打井的那種煤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窯內約五六十米深（平進尺度），窯內拐了幾道彎，但一直完好，沒有重大塌方、進水現象。這是一座“尺八窯”，所謂“尺八”是指煤層的大約厚度，並非精確度。這個窯的煤質相當好，含焦油較高，特別易燃，一有火苗，很快就會起焦油泡，如將油泡捅開，火勢凶猛，震得幾米外的窗戶紙嘭嘭作響。煤的成份我不知道，反正它是那種能夠燃得盡、燒得透、最後全成細粉末白灰的那種煤。由於開採費勁，產量較低，質量最好。據說，就現今而言，也是那種最昂貴的煤。

我十一二歲時，曾有三個冬天是在這個煤窯裡度過的。村裡人冬季不下田了，就下窯挖煤為來年備一年的燃料。由於是小煤窯，拉煤只能是小男孩的事（農村講究女人是不許去煤窯的）。

小煤窯的進尺寬度大約是三米左右，以人在中間，砍煤鎬杆兩邊能夠著的界限為準。邊砍、邊進。因煤層太低，即便是坐著也直不起腰來，所以在中間部位地下，要再起渣約一米寬，幾十公分深的一個槽，人坐在槽裡便可以坐起身來了。起出來的地渣不需要外運，還原給兩邊的空地即可。在這樣狹窄的地帶裡操作，大人只能側著身子砍煤，而拉煤因動作幅度大，只能落在我們男孩頭上。

進煤窯首要的是照明問題，那時我們用得是一個類似於不帶把的小醋壺的小瓷壺，在壺裡邊插一根多股線繩擰在一起的“捻子”，壺裡邊添上蓖麻油點燃後，捻子不停的吸附壺中的油供應燃燒，於是大豆般大小的燈光，便明亮了深埋在地下不知多少萬年而今被開採出來的坑道里。其光亮度，用現今的電燈比，不比而知。大人在坑內砍煤時，可將油壺燈固定在一個地方，相對穩定些，可防風。而拉煤的孩子就完全不同了。拉煤是在巷道里爬著跑，跑得慢了沒速度，跑得快些，戴在頭上的燈就被巷道里逆風吹滅了，就得在黑洞裡摸著爬。如對巷道里熟悉還好些，如對巷道里生疏的話，就會隨時碰壁，吃苦頭。

拉煤用的車子，老家人叫“馱馱”，何物也？實際就是用幾根木條釘成一個長約一米五，寬約五六十公分的長方形木框，在木框架下邊釘四個鐵滑輪，在框前釘個鐵環供掛鉤用，就成了，一般都是自制的。拉煤時，在長方形木框上放置一個用荊條自編的筐裝煤，一般能裝一二百斤即可。拉煤用的揹帶，類似現在學生書包的雙肩跨帶，後有一根尾巴似的長帶子，帶子頭上有個小勾。帶子是用很多股麻繩編織出來的，非常結實、耐用。

你千萬別小看拉煤，其實名堂很多。向外拉煤時人在前，車在後。人套上揹帶要像動物一樣“四蹄”著地在巷道里爬才行。爬行時要挺胸抬屁股，雙腳吃力爪地，前腳伸，後腳蹬，步伐順序要對，否則會擰腰加累。而卸完煤進煤窯時，是車在前，人在後推著進。如在直道上跑誰也沒問題，但遇到拐彎時，就要講點技術了。巷道本身很窄，大幅度施展不開，左拐時，要左手壓定車左後輪，右手外旋向前推，才能使車頭左轉，同理，右拐彎時，要右手壓定車的右後輪，左手外旋向前推。轉不對就會碰到壁上，因慣性衝擊力，很容易將人撞到煤筐上面受傷。

十一二歲的孩子在地下黑洞里拉煤時的心情，我實在說不清，進到巷道里砍煤處時，雖然大人在不覺得害怕，但總有股憋氣和“四塊石頭夾塊肉”的恐懼感，但出到外面倒煤時，在一個深山溝裡，有時還能看到動物大便在冒氣，加之天氣寒冷（在窯內很熱，只穿單衣）又怕、又冷，只想趕快往裡跑。總之是出來想進去，進去想出來，不知如何是好。我三個冬季在煤窯裡基本是平安無事的。只是有一次在清渣時，突然從天花板上掉下一塊鍋蓋般的石板，將我壓倒在巷道里，惠元（字子和）叔（砍煤人）放下工具忙將巨石從我身上推到一旁，我才爬起來，這一下著實受驚不小。從此，我對煤窯才真正有了恐懼感。

說到煤窯的安全問題，我初進煤窯時什麼也不懂。有一次我帶的紅面蒸餃乾糧，被窯內的白鼠發現咬的亂七八糟，我很生氣，就要追著去打，被大人發現後告知說：“那可是咱們的救星呢，不敢打。窯內有白鼠，說明是適於生命的環境，有氧氣，無瓦斯，保安全，想養它還怕找不上呢。”此後，我們再也不敢亂追打白鼠了，如有幾天見不到，心裡還犯嘀咕呢。

年輕時，常將小時候在梅印的挑扁擔，拉煤炭當作受苦，受罪在講說，現在我年已八旬，身體健壯硬朗，是與那時候吃了梅印村的水，吸入了梅印村的泥土氣息，似動物般四蹄著地爬行運動是分不開的，我十分感謝那段難以忘懷的歷史。

梅印村因地下產優質煤而被“紅杏”煤礦老闆收買了地盤，將村民遷往交口村給蓋了新樓房安居，將原有的院落剷除推倒。長史莊村同樣因產煤，也被另一個更大的煤老闆“華潤聯盛”收買，將人員遷往雙池鎮新居。從此真正意義上的長史莊和梅印村都將在地球上消失，再不可能是人居之所，今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象不出，但長史莊村和梅印村是我出生和生活過的地方，那裡埋葬著我的祖先，也有著我許多的童年記憶，親情難捨，感觸萬千，有感而發，一言難盡，淚中留言，以昭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