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在拼音出現之前，近代和古代的中國人是怎麼知道一個字的讀音呢？
古代沒有拼音的,給漢字注音時使用的是一種叫反切的方法：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
例如在北宋時期的《廣韻》一書中，就寫道：“冬，都宗切。”，就是說取都（du）的d和宗（zong）的ong，兩者合起來念冬。
到了唐末，僧人守溫大概是在梵文字母的啟發下用30個漢字總結了漢字的聲母稱作守溫字母，至宋被擴展為36個。
以上即為明代以前的“拼音”。
到了明朝，利瑪竇開創太西字母，實際就是一種拉丁拼音方案，但對於利瑪竇來說幾乎都可以把這個看做是拉丁化的漢語。該方案是共有26個聲母，44個韻母，5個聲調，利瑪竇用這個拼音方案記錄了當時的漢語，這個可從其留世手稿上看到。
除了利瑪竇，當然還有別的國際友人在使用這套方法，並引發了中國文人對中國文字拼音化的設想， 如方以智在所著《通雅》中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後來以為康熙的緣故，這個進程戛然而止。不過在沒有全民普智的階段，中國並不迫切需要其來推廣漢字的普及化。
一直到了清末，隨著西方列強的一聲炮響，繼續打開了中文拉丁化的進程。
當然還是因為傳教士。
這些傳教士真的敬業，他們用拉丁字母拼寫方案分拼寫廈門話、福州話、上海話、寧波話、廣州話、汕頭話等方言甚至包括苗語，拼寫出聖經傳教，以方便不認識漢字的普通民眾閱讀。
想想這些傳教士多喪心病狂，教中國人讀漢語。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人開始感覺到自己弱小，開始找尋原因並尋找強大的道路，並且很快就把目光鎖定在教育上。其實也有道理，畢竟少年強則國強。
自然的就把眼光放在文字改革——漢字拉丁化。
這一時期的拉丁化方案很多，但效果有限，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政府不支持。
這個狀況到了民國時期，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主要還是因為兩個運動：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
讀音統一會頒佈了注音字母，即後來臺灣沿用的拼音方案，這個方案實際是章炳麟所制的記音字母，從該方案中選取15個字母：“ㄇㄈㄅㄌㄏㄕㄊㄙㄧㄩㄛㄟㄠㄥㄢ”，再改造部分漢字得出23個字母，另外造一字母“ㄦ”，共計39個。1920年，增字母“ㄜ”，共計達40個。
國語統一籌備會在1926年又發佈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語羅馬字”方案。參與這個方案製作的就大有來頭了：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汪怡、周辯明等。這個方案和後面會提到的拉丁化新文字被稱為“中國人自己創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
1931，瞿秋白、吳玉章、蕭三以及另外幾個人在一個蘇聯漢學家的幫助下搞出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
20世紀30年代可以說是漢字拉丁化運動的黃金十年，而在1936年5月間先後刊載於《生活教育》和《中國語文》雜誌上的《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一文，更是將此運動推向了高潮，該文由蔡元培、孫科、柳亞子、林庚白、魯迅、郭沫若等688位文化名流聯名簽署。
直到1951年，毛主席說：“漢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
這個時候，漢字拼音化、拉丁化還沒有完全消失。
直到1958年，周恩來總理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
直至此時，漢子拉丁化運動才真正壽終正寢。
不得不說，偉人的眼光真的就像黑暗中的燈塔，能穿越當時的歷史迷霧，著眼未來，看得更廣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