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代，中國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當官成了每個中國人心裡根深蒂固的願望。當官不僅意味著社會地位的躍升，還能拿到優厚的俸祿和其他各色收入，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那種高人一等，呼么喝六的感覺實在是太美妙了。所以對中國人來說，天下第一等好事，無非當官。
在清代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有一個人物叫王二麻子，他在社會上混跡半輩子後得出來一個結論：“統天底下的買賣，只有做官利錢頂好!”可以說這代表了那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人生觀。
做官的一項主要好處就是有俸祿，有了俸祿，就不用辛苦勞作了，還能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這種好事，對普通百姓來說好比進了天堂。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官員俸祿，雖有多寡厚薄，但總的來說都十分豐厚，對普通百姓來說是可望不可及的。
唐宋兩朝的官員俸祿以優厚著稱。白居易生活的時代，早已過了盛唐，唐朝的國力已經凋敝，然而，官員待遇仍十分豐厚。
白居易早年出道時，獲得了一個戶曹這樣低級官職，他很高興，寫了一首《初除戶曹，喜而言志》做紀念，其中寫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
白居易說他工資有四五萬文和二百石糧食，四五萬文錢相當於四五十兩白銀，白居易那個時代一兩白銀相當於現在2000左右的人民幣，五十兩白銀就是10萬人民幣；唐朝一石等於現在108斤，二百石就是2萬多斤糧食。
到了白居易晚年的太和七年，他又被授為太子賓客分司，這是一個三品的高級官職，白居易又很高興，於是又寫了《再授賓客分司》，其中寫到：“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分命在東司，又不勞朝謁。”可見他的俸祿已經差不多翻了一倍，而且工作非常清閒，所以在唐朝做官，真是很幸福的。
宋朝的官奉更是豐厚，宋朝時工資是用“貫”來計算的，1貫錢就是1兩銀子或者1000文錢，其中一文錢相當於現在的8毛，所以一貫錢就相當於800元。宋朝的高級的官員，每個月可以拿到的俸祿是四百貫錢，也就是相當於每個月可以拿到32萬人民幣，而這還不是全部，其他各種補貼甚至比俸祿還多， 比如餐飲補貼、燃料補貼、保姆補貼等等。像宰相或樞密使一級的官員，月收入都是超百萬人民幣的，其生活之優裕可想而知。
與唐宋相比，明清的官俸就顯得微薄了，在人們的印象裡，明清兩朝的清官們，生活都是十分清貧的，平日裡只能粗茶淡飯度日，比如海瑞，因為給母親祝壽而買了兩斤肉，結果居然震驚了朝野。
那麼事實果真是這樣嗎？其實，除了海瑞這種千年難遇，特立獨行的人，其他官員的生活絕沒有如此不堪。
清朝名義上官俸很低，一個七品知縣的年奉只有45兩白銀，合人民幣4500元。這點錢養活自己都很困難，遑論官員還有一大家子人。
可是清朝官員並不是僅靠俸祿生活的，他們的主要收入來自俸祿以外，那點俸祿還不如他們實際收入的零頭，只能算幾個鋼鏰而已。
晚清時，有一個叫李慈銘的官員有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叫《越縵堂日記》，其中也記錄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況。
光緒十三年，李慈銘獲授戶部郎中一職。清朝時的堂官都設滿漢兩席，滿人為正，漢人為副，實權在滿人手裡，所以李慈銘並無實權，只是落了個閒職。因為清閒，他平時不去衙門，只是年終考核時去應付一下。
日記顯示，李慈銘的年奉是135兩白銀和1200斤小米。這些錢約合人民幣13500元，月均僅1000元左右，以如今的標準來看，根本養不活一家子人。可是日記又反映出他年支出2000多兩白銀，合人民幣20多萬元，這麼多錢是從哪兒來的呢?
原來李慈銘在俸祿外，還有禮品、束脩、印結、饋贈四項收入。禮品主要是下屬友人贈送的茶葉、菸草、果品、地方土特產等實物；束脩是他在書院學堂講學的兼職收入；清代時，地方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門辦事，要請擔任京官的同鄉證明其出具的材料屬實，為此需要這位同鄉出一份蓋了章的保結文書，稱為印結，這樣可以得到一筆錢，稱為印結銀。這筆錢由衙門統籌，每月分發給官員們。按慣例，地方官進京時要給京官送錢物，冬季稱為碳敬，夏季稱為冰敬，其他季節稱別敬，這就是饋贈。李慈銘的日記顯示，這四項收入達2861.2兩白銀，收到的實物還不算在內，而他的俸祿只有這四項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有了這些錢，李慈銘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納了小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飲聽戲，好不逍遙，而他還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中級官僚，一個平時班都不用上的閒官。
朝廷對於高級官員，除俸祿外，還有其他補貼。晚清時，侍郎一級的官員，雖然基本工資只有200多兩白銀，可是僅“飯補”，也就是誤餐費一項就有兩三萬兩之多，合人民幣兩三百萬，可見其收入之高。
由於地方官員缺少京官那種撈錢的便利，朝廷為了避免他們搜刮當地，就在俸祿以外，另外發放“養廉銀”，目的是高薪養廉。“養廉銀”高達俸祿的百倍甚至數百倍。比如總督的奉銀不過180兩，可是“養廉銀”多達15000兩，有些甚至達30000兩。即使一個七品知縣，他的俸祿加“養廉銀”也比同品級的京官俸祿高八倍。
清代物價水平遠低於如今，當時一戶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幾十兩白銀，就是非常殷實的人家了，官員的鉅額收入對他們來說就是天文數字。其實在清朝的消費水平下，官員僅憑基本俸祿就能過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官員們並不滿足於此，他們追求鮮衣怒馬、妻妾成群的奢華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如果不是這樣，做官還有什麼意義呢？
比如那位李慈銘郎中，他住著豪宅、養著姬妾、僱著傭人，可是從他的日記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本生活用度不過200多兩。然而他的實際花費卻超過2000兩，可見他把大量錢財用於其他奢靡享樂了。
在清朝，不僅官員們可以用各種方式得到灰色收入，即使是沒有正式官職的吏員，也就是衙門僱傭的臨時工，也能利用職務之便撈到大筆好處，而朝廷對此也持默認態度。雍正年間發生的一件事頗能反映當時的官場生態和官吏們的價值取向。
據李嶽瑞所著的《春冰室野乘》記載，雍正六年元宵節，政府照例放假過節，官員們都回家團圓賞燈去了，只留一些“臨時工”值宿。到了晚上，那些“臨時工”們也都跑到街上去看燈了，只有一位姓藍的供事一人留守崗位，無聊之際，他便獨酌解悶。
當夜，雍正帝微服私訪至此，見藍供事獨守崗位，便詢問其他人去哪兒了，藍供事以為對方是巡查官員，就如實回答了。雍正又問了些工作上的事，然後又問藍供事為什麼沒有和同僚一起去遊玩賞燈?他回答說：“內閣是朝廷最重要的部門，不能一刻無人。倘若一時的疏忽而出了問題，那責任可就大了。”雍正聽了很欣慰，便與他對飲了幾杯，還問他有什麼要求。藍供事已經有點微醺，於是酒後吐真言，說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目標，他說：“將來當差期滿，只希望朝廷能委派一個小小的官職，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雍正又問他想做一個什麼樣的小官，藍供事說：“如果能外放到廣東河泊所做個執事就再好不過了！”“這是為什麼呢？”雍正問，藍供事說：“因為河泊所靠近大海，熟話說靠海吃海，那裡過往的船隻多，在那裡當官可以得到許多饋送。”雍正略一沉吟，然後微笑著說：“如此，你就不怕貪贓枉法？”藍供事連忙正色說：“這個肯定不敢，頂多收一些漁獲，值錢的東西是斷斷不敢收的！”雍正聽了哈哈一笑，與藍供事又飲了幾杯酒，就告辭離開了。
次日上朝，雍正皇帝問大臣們說：“廣東河泊所有官缺嗎？”。大臣們滿腹狐疑，因為廣東河泊所是個徵收漁稅的機構，雖是個肥缺，但主官只是個九品職位，皇帝怎麼會突然關注這個小衙門呢？ 正當他們揣摩皇帝提問的意圖時， 吏部尚書回奏說那裡有空缺。雍正皇帝又說：“內閣藍供事勤於公事，忠於職守，可以補授這個缺。”
得到意外任命的藍供事正在萬分錯愕間，前來宣讀任命的太監又向他傳了一道皇帝的口諭：“想吃魚應該自己下河去撈，不得佔漁民的便宜!”這下藍供事恍然大悟，原來昨天晚上與他對飲的官員竟是當朝皇帝!藍供事一邊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出格悖論，一邊感恩於皇帝的恩德，百感交集之下，口莫能言，只是涕淚橫流磕頭謝恩。
雍正帝以吏治嚴酷、鐵腕反貪著稱，可是他對官吏們的假公濟私行為居然也如此容忍，著實出人意料。可見即使冷酷剛硬如雍正帝，也深知當時官場的貪腐已呈常態，根本無法杜絕，為了朝政正常運轉，也只能適度放任。
如果說，藍供事只是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工作之餘順手謀點私利，那麼晚清時的小吏就十分囂張了，他們甚至敢利用自己掌握的環節勒索官員，甚至連封疆大吏也要讓他們三分。李鴻章作為位高權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過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沒有發作，還乖乖地認了。
據《李鴻章全集》記載，李鴻章擔任淮軍統帥時，每年的軍費報銷數額達白銀3000萬兩之巨。可是他去辦理報銷時，戶部的承辦書吏竟向他索要“部費”，理由是為了“多添書手，日夜迅辦”，這樣才能提高效率速辦速結，否則，“僅就本有之人，三數年不得了事。”
李鴻章統軍作戰，軍情火急，如果軍費不到位，軍餉不能發放，軍械無法採購，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誤的事又怎能等上幾年?誤了軍機，吃了敗仗，他這位統帥可是要被朝廷處以軍法的。情急之下，李鴻章也只能放下身段與書吏們協商。原本書吏要索取回扣一釐三毫，即報銷一百兩得一兩三錢，以3000萬兩的報銷額度計算，回扣是約40萬兩，合人民幣4000萬元。經過反覆討價還價，最後給了8萬兩。
一個小小的書吏，竟然敢在事關存亡的軍國大事上勒索封疆大吏，如今想來匪夷所思，可當時真就發生了，可見那時官場腐敗到何種程度。在那種氛圍下，真可謂洪洞縣裡無好人了，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只要是個官想不發財都難，最終苦了百姓。像海瑞那樣弄得如此清貧，想來是拒絕了所有俸祿以外的灰色收入，而他又有一大家子要養；為了辦公，他還要僱傭師爺和書手，這些錢都要從他自己的俸祿中出，如此一來，日子自然清苦，在當時的官場環境中，除了他海剛峰，還有誰能如此自律呢？
在中國歷史上，封建官場的貪腐從未被真正杜絕。嚴刑峻法未能嚇阻官員們鋌而走險，高薪養廉只是反襯了人性的慾壑難填。要徹底改善官場風氣，不能依靠人治和自律，必須健全和完善監管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將官員的行為暴露在陽光下，接受群眾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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