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阿拉伯之春期間，《時代》在報道反抗卡扎菲的利比亞叛軍時說，“西方給予他們的迅速及時的援助值得稱頌”；站在叛軍一邊的西方軍事幹預乃是 “疲憊世界裡的一項義舉”。如今，自2011年卡扎菲垮臺以來已經五年多了，利比亞已經淪為阿富汗、索馬里一類的國家。關於這些地方，我們偶爾會聽到美國無人機轟炸的消息，除此之外少有其它消息。緊隨卡扎菲倒臺而來的是一場全國性的內部矛盾爆發。
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和東部昔蘭尼加（Cyrenaica）諸城之間的歷史性隔閡再起波瀾；各路民兵團體割據；軍火商迎來自蘇聯解體之後最大規模的生意暴漲；準軍事力量控制了石油基礎設施。
到2014年出現了兩個相互競爭的政府，兩方均未佔據統治地位。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的聖戰者找到了一個可以免受法國訓練的平叛部隊打擊的天堂。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以下簡稱IS）在卡扎菲的祖籍地蘇爾特（Sirte）建起了其最為強大的衛星國。在那裡，IS以阿布·穆薩布·扎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的名號命名了一家清真寺，並以懲治巫術的名義進行了多場公開處刑。至少十二個部落團體和敵對城鎮之間，在卡扎菲時代一度休眠或受到積極勸阻的世仇再度浮現，並持續存在，嚴重程度各有不同。
舉例來講， 2011年遭到來自其大型工業毗鄰區米蘇拉塔（Misrata）的叛軍徹底破壞的的塔沃加城（Tawergha）仍然是空蕩的廢墟。原住該城的居民仍流散在該國各處的四個難民營。
西方主導的政權變革引發了災難性的崩潰：在600萬的人口總數當中，4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逾百萬人逃亡國外。許多層次的——部落的、區域的、族群的、信仰的以及舊政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衝突現如今都疊加到一起了。
利比亞現在是一個有多個政府的國家，然而，雖然這些敵對實體都有著宏大的頭銜——民族團結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Accord）、民族救亡政府（Governmentof National Salvation）、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但它們當中沒有一個是為了主張對已不存在之國家機構（state）的權威而戰鬥。
的黎波里（Tripoli）市內武裝力量的真實面目只不過是遊蕩於該城的民兵組織。該國全國範圍內現有兩個敵對情緒日益高漲的權力集團：一個在東部，由老派軍官指導下的舊軍隊組成；另一個在西部，是米蘇拉塔（Misrata）城邦（city-state）部落商人精英的聯盟。兩個集團都盯著利比亞首都，籌劃著另一輪殘酷的戰鬥。
的黎波里本身則陷入到毫無疑問的衰敗氣氛當中。本該成為洲際酒店的灰色建築之上，吊車已經六年沒有啟動。城鎮邊緣坍塌的、未建成的塔式大樓赫然聳現在其它在戰爭中被燒燬或炸燬的大樓旁邊。其中很多大樓仍然掛著叛亂期間的標語。
這裡有財富的綠洲，乾淨整潔的街道如同法國的某些蕭條城鎮一樣，但轉過街角，你就會遇見其它一些如同尼亞美（譯註：Niamey，非洲國家尼日爾的首都）最窮的貧民窟一樣骯髒的地方。在醉人的勝利餘暉中被張貼到路邊廣告牌上的無數烈士海報如今已經褪色，幾近蒼白。
在的黎波里破舊失修的地區，每天晚上都有人排著長隊等待麵包。過去六個月間，曾經由國家監管的市場悉數關閉，食品價格漲到了原來的三倍。即便是在富裕的區域，許多街道也未經鋪修或者破損嚴重、泥濘遍地以至於看起來像是未經鋪修。道路和排水系統亦破損失修。即便是一場陣雨也能讓狹窄的街道遭到水淹，並讓幾十輛汽車擱淺到環路上。
如今，每天停電時間持續14小時，但在一月中旬，由於一個民兵組織停止了的黎波里城西al-Harsha電廠的天然氣供應，從突尼斯邊境到班加西（Benghazi）的整個利比亞國境超過24小時都處於斷電狀態。在胡姆斯（Khoms）城外不遠，我看到逾百號人為了注滿汽缸而沿著一條荒廢的道路排成一條長隊。
每天早上都有迫切需要硬通貨的數百人排著長隊，希望能夠從他們的銀行那裡取出50美元的等價物。黑市繁榮的小商小販使得那些能夠搞到歐元或美元的人較為富裕。在的黎波里麥地那（譯註：Medina，阿拉伯國家的老城區）的Essaah廣場上，那些人只要扎著堆可疑地站著，其業務量就會遠超黃金商人和帶著意大利名字的咖啡館。
較為有錢的人談論移民（“相信我，如果人們有出路的話，他們肯定會出去的”）並且承認自己的悔恨感（“這場亂局需要數十年來收拾”；“卡扎菲不是天使，但是......”）。我跟一位拆彈專家進行了交談。他在2011年作為一個地下活動分子曾承擔了很多風險，他在夜裡懸掛“自由利比亞”的旗幟並於隨後參加了起義。如今他則充滿了愧疚。 “時代不同了，但當回望之時我會問自己：如果我待在家裡，卡扎菲是不是就會繼續掌權，而現如今的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的黎波里唯一的警察是交警。對於亂局，他們已經習以為常。即便街道另一頭出現了槍擊事件，他們也不會畏首畏尾。內政部行政大樓的大門僅由一個身穿T恤、頭戴貝雷帽、手提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男人單獨把守。我告知他，我到這裡是來拜訪禮賓司司長（director of protocol），他問道：“誰是禮賓司司長”——並不是要盤問我，而是真的好奇。進去後，經過兩個廢棄的樓層，一位身著時髦灰羊毛大衣的首領坐在辦公室一角一張大桌子的後面，看著《一酷到底（Be Cool）》裡的約翰·特拉沃爾塔（John Travolta）。
至少他還來上班了；相比之下，現今利比亞的很多警察力量都已經是僅僅存在於紙面上了。內部情報部門的一名上校告訴我，他以及每一個他所瞭解的高級別的長官每週都只在領薪水的時候才出現一次——利比亞的石油確保了資金能夠在戰事最嚴峻的時候也能夠流向內政部——然後其他時間都回家度過。他說道，在把那些在2011年起義期間被釋放而今活躍於各個民兵組織的罪犯名字列入名單之前，“（出來上班）太危險了：這裡什麼安全都沒有。沒有警察，沒有軍隊，沒有紀律，只有人字拖和衝鋒槍。”
的黎波里的秩序表象取決於四位執掌該城的民兵團體後臺老闆相互之間的脆弱理解。Haitham Tajouri，前獄卒，徵募了很多他之前的看守對象，控制著最大的民兵團體。薩拉菲派酋長Abdulraouf Kara的特種威懾部隊（Special Deterrence Force （Radaa））在該城東部的機場有一個正在拓展的基地。以Kara的老助手Mustafa Gadour為首的Nawasi旅駐紮在一個前騎術學校。Abdul Ghani al-Kikli（亦以假名“Ghneiwa”著稱）則以廢棄動物園南邊的Abu Sleem地區為根據地。
這些民兵團體形成了一個暫時的聯盟以抵抗外部武裝力量對的黎波里的侵入嘗試。四巨頭之下是許多小型團體。舉例來講，的黎波里大學處於Saadawi民兵武裝的“庇護”之下；該城西部是Fursan民兵武裝的領地；與基地組織有關之民兵團體的餘部與一股在全城都有活動的其它聖戰團體（包括Muqatilah，一般稱作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一起，控制了Rixos酒店後邊的Nasr叢林。
大多數街道上都沒有隨心所欲的檢查站，它們在比利比亞更穩定的鄰國不經意間就會冒出來。你可以在的黎波里到處活動，基本不會有什麼麻煩，但是各種派別的民兵到處都是。他們上身穿著假的巴伯牌夾克（Barbour jackets），下身穿著美國海軍戰鬥褲，並攜帶著步槍。卡扎菲甫一倒臺，在西方列強支持下掌權的國家過渡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便被迫動用當時還算充裕的國庫資金來支付負責平叛工作的民兵。他們所支付的薪金種類引發了“革命者”數量的巨幅增加。
如今，這些民兵的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他們大多有著重度曲馬多（譯註：tramadol，止痛藥，致癮）依賴，在政權倒臺後報名參加民兵組織只是為了一杆槍和一條新褲子。民兵組織俘獲政府部門，接手他們的事務以及要人的別墅，並繼續向防務和內政部門滲透，支取國家薪金。大多數較大的民兵組織名義上受政府部門領導，但實際上卻不接受任何人的指令。
Kara酋長的Radaa部隊在該城中的行動尤其具有徵服的味道。一月份，我拜訪了他們在機場後邊的基地。在那裡，一個民團首領花了很長時間跟我講Radaa的人氣和總體的聖潔。 “我們採取行動搜捕逃犯並抗擊毒品和酒精走私，是因為警察過於軟弱，因為犯罪與毒品的泛濫非常危險，”他說道。很難相信他的說法，尤其是考慮到Radaa還跟Tajouri存在聯盟。而後者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滿嘴髒話、瀆神的可卡因吸食者。
“在我們的土地上有一些非洲人給我們的孩子餵食毒品和酒精，”他接著說，“他們在多數情況下是非法移民並且他們還運行著妓院，傳播致命疾病。”由於利比亞黑人城鎮和部落被指責與保皇派站在一邊，謠言還盛傳卡扎菲還僱傭了非洲傭兵，反非洲人情緒自起義以來就傳播甚廣。在對Gergarish的突擊搜查中，Radaa圍捕了700名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其中大部分都被運到了移民拘留中心，但有60人被留在了Radaa自己的私人監獄。
在利比亞有無數的人被留置在民兵的監獄；僅Radaa這個團體就監禁了逾2000人。據稱，這些監獄陰暗潮溼，但我並未獲准親眼見證。相反，他們帶我看了一個康復中心——另一個從司法部敲詐過來的合同項目——該中心有一個木工車間、一個一塵不染的麵包房、一個小型的制門裝配線以及一所古蘭經學校。與其它的民兵組織不同，Radaa的主要驅動力並非自我實現（self-enrichment）：Kara所秉持的薩拉菲主義（一種非聖戰派別）相對政治無涉、虔誠和保守，並且Radaa得到尊重是因為它呈現了一種秩序的外觀。該基地的一名指揮官說，一旦真正的政府組織出現他們就會自行解散，但現在沒人能做到這一點。
大多數其他的利比亞民兵組織並不自稱具備一套意識形態；他們似乎陷入了武裝反抗、永久革命的邏輯，但他們確實也不需要一套託詞來開展他們的走私、敲詐、謀殺以及綁架的業務。（在的黎波里，我從未連續兩天未遇到這種情況，即碰到一個人的鄰居或朋友遭到綁架。這種情況不是在幾年前的某個時間點，而是在當天早晨。）我最近在的黎波里市郊遇到的一個前民兵軍官Nuri說，劫車行為是最新的瘋狂時尚：即便是報廢汽車也也會遭遇打了就跑的搶劫行為。
他對秩序的缺失表示了遺憾，並特別嚴厲地譴責了他在Quwwat al-Mutaharika（一個民兵團體）時的前指揮官。在2014年的黎波里最後一場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就離開了該民兵組織。他說他們已經墮落成了劫匪，並希望哈利法·哈夫塔爾（KhalifaHaftar）將軍能夠從東部過來給他們降下法律的制裁。
哈利法·哈夫塔爾是由卡扎菲時期將軍轉變而來的CIA情報提供者。在弗吉尼亞流亡二十年之後，他重新出現在利比亞以參加2011年的反叛。他隨後返回了美國，但很快在2014年再度出現，那時，他在國家電視臺上發表了一個傳統的政變式廣播講話，宣稱自己已經代表“利比亞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in Libya）”執掌大權——這種說法完全是照搬埃及軍政府的套路。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的宣告被人們一笑而過，最後局勢沒有出現任何轉變的跡象，但哈夫塔爾仍舊堅持自己的主張,並且在空軍、海軍、防空部隊以及武警等前首長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在的黎波里挑起了一場戰爭。民兵組織與軍隊在他指揮下（他仍遠居幕後）與的黎波里的民兵組織大佬以及來自米蘇拉塔（Misrata）的武裝力量作戰，以奪取首都的控制權。雙方在鏖戰中摧毀了的黎波里國際機場。
哈夫塔爾未能最終執掌權力，但是他的利比亞國民軍（Libyan National Army）（由老的陸軍部隊、部落民兵組織以及原教旨的薩拉菲主義者組成）卻倖存了下來。哈夫塔爾宣稱手下有5萬人之眾，這一數據很難核實，但如果是準確的話，這一規模也就意味著利比亞國民軍是該國最為強大的武裝力量。
哈夫塔爾的口頭禪是“利比亞人民不知道民主制意味著什麼”；他說，這個國家需要一位軍事強人來掌控。CIA一段時間以前似乎已經與他切斷了聯繫，但在公開尋求西方支持一事上，他仍堅持了18個月之久。西方的外交官告訴我，他被認為是“一個強人但卻並非那麼強”且是“一個克里斯瑪氣質略遜的卡扎菲”（儘管法國情報人員正在跟他合作，且鮑里斯·約翰遜一直都在推動英國重審這裡的局勢）。在被美國一腳踢開之後，他轉向俄羅斯尋求支持，並且最近被拍到在莫斯科頭戴俄式雷鋒帽（ushanka）。
他從其位於東部的基地城市邁爾季（Marj）出發，操著一套經典的反恐戰爭修辭，一直和伊斯蘭國、非IS聖戰者以及任何其他在昔蘭尼加（Cyrenaica）起而反抗他的人針鋒相對。他的追隨者現在控制著班加西大部以及蘇爾特灣的油田。對他襲擊平民以及下令進行法律程序外殺戮的指控在降低對他的支持率一事上影響力十分有限，因為那些支持他的人希望他能夠推動問題的解決。
不論哈夫塔爾是否以及何時開進的黎波里，最強的抵抗將來自米蘇拉塔。距該首都兩小時路程，米蘇拉塔事實上是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城邦；它還是一個工商中心，擁有該國主要的鋼鐵產業集群，以及廣泛的商事活動。米蘇拉塔的工商業精英在的黎波里有著重大利益：該城是他們的消費基地。米蘇拉塔的詆譭者，包括哈夫塔爾在內，宣稱該城的領導層與利比亞穆斯林兄弟會（Libyan Muslim Brotherhood）的關係過於親近，過於渴求權力。
米蘇拉塔的民兵團體有4萬名裝備精良的士兵，是一個由相互之間並不總是一致的主流伊斯蘭主義、薩拉菲主義者以及實用主義者組成的鬆散聯盟。儘管在其內部存在分歧，但它可能是該國最為一致/融貫的權力集團，並且主導該城的老商業家族勢力已經明確宣稱，對於生活在哈夫塔爾治下毫無興趣。
一些民兵團體的首領宣稱他們是出於公民義務感在替警察維持秩序，但沒過多久他們就露出了真面目。Haitham Tajouri的手下大部分時間都乘著武裝車輛以及在載貨平臺上裝有火箭發射器的四驅汽車四處遊蕩。在Gurgi街環狀交叉路口，Radaa和Nawasi的戰士通常在裝有防空槍或者從武裝直升機上卸下的巨型機槍的豐田汽車裡站崗。我曾看到Radaa的人穿著黃褐色的jelabiya和白色的taqiyah漫不經心地坐在一輛車的司機座位上。該車經過改裝，攜有一部目測有16英尺高的艦炮（naval artillery cannon）——無疑，所有遏制扒手的更好武器都已經具備了。
該火炮充當著一列Radaa下屬之加拿大Terradyne牌武裝車輛的後衛。它們剛從Gergarish居民區進行毒品突擊搜查歸來。該突擊搜查出現了問題，並演變成了一場與尼日利亞犯罪團伙的街頭戰鬥。隨後駕車通過這片區域你能看到一些樓房的門牆被扯下；空氣中有火藥和打火石之類東西的強烈氣味。
米蘇拉塔人儘可以宣稱他們在針對卡扎菲的叛亂中冒了很大的風險，並且在蘇爾特的反伊斯蘭國戰鬥中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們在那裡傷亡數百人，卻被哈夫塔爾打到了外圍的油田上。意大利情報人員與米蘇拉塔軍隊的合作變得空前緊密（半國有的意大利跨國企業ENI在利比亞有著廣泛的石油利益），正如俄羅斯、埃及以及阿聯酋正在強化他們對於哈夫塔爾的支持一樣。
國際介入絲毫沒有起到緩和緊張的作用。1月3日，當米蘇拉塔軍事委員會首長Ibrahim Beit al-Mal正在訪問位於Jufra的南部空軍基地時，哈夫塔爾的利比亞國防軍的一次空襲造成了他的重傷。米蘇拉塔部隊的主要軍事發言人Mohamed al-Ghasri在兩週後宣稱“一場戰爭即將在南方打響”，並且在周邊的沙漠地區，米蘇拉塔人已經在與哈夫塔爾的士兵作戰了。
與此同時，民族團結政府的殘餘力量正在拼命地維持權力。該政府由聯合國根據2015年《利比亞政治協議》組建，旨在使2014年前出現的兩個政府和解：一個是位於的黎波里的民族救亡政府，另一個是以一千公里以外的東部城市Tobruq和Bayda為根據地的眾議院政府（在一段時期內該政府的“議會”曾在託卜魯克港的一艘希臘籍遊輪上召開）。將利比亞統一於一個單一政府之下被視為重建該國的第一步，但在該事件中，民族團結政府只不過是成了三個覬覦最高權力者當中的又一個而已。
剛開始的時候它受到這樣的困擾，即總有人指控它是西方為了將新的軍事幹預正當化而設置的傀儡：美國向民族團結政府提出的第一項請求就是讓它授權美國在蘇爾特地區對IS進行空襲。當民族團結政府的總統委員會由意大利海軍從突尼斯運抵的黎波里——晚了三個月且有兩名成員已經因為內部爭吵而退出——時，覺得它是西方工具的印象更是甚囂塵上。
在民族團結政府抵達的黎波里的最初幾個月裡，它不得不在其登陸的海軍基地裡舉行會議。它如今控制著總統委員會大樓。該大樓是在一個內科門診部的舊址上建造的玻璃建築。原來的建築因卡扎菲發現其職員曾慶祝對薩達姆的絞刑而於2006年被摧毀。
該委員會總部大樓的一半窗戶都已被射穿，且當我在一月份去往那裡的時候，它還被一城壕的髒水圍繞著。我在裡邊見到了彬彬有禮的副總理艾哈邁德·馬蒂格（AhmedMaiteeq）。幾天前該委員會的一位留守副手Fathi Majburi曾帶著一批武裝保鏢突然闖入總統委員會總理Fayez Serraj和聯合國官員的會議。另外一名委員會成員Moussa Kouni前一週已經辭職離開。馬蒂格堅持認為，民族團結政府的治理無能是另外兩個偽政府的錯，並且它們正在精心策劃電力斷供和銀行硬通貨短缺，意圖摧毀民族團結政府。
利比亞內戰一景
他說，哈夫塔爾只不過是一個有宣傳技巧的軍人，並不構成嚴重的威脅。只要民族團結政府有了自己的預算，所有的民兵組織都會被吸納進一個官方的安全等級結構中，而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2017年的預算無疑是一項進步：在其於12月獲准通過之前，中央銀行給民族團結政府的資金支持僅夠它開燈的花銷。“只要是新成立的國家/政權（state）就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馬蒂格說，“但你能想象如果沒有民族團結政府將會怎樣嗎？如果那樣的話，這個國家（country）的未來將會是怎樣的呢？”
這是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並沒有什麼國家/政權（state），並且儘管民族團結政府宣稱它將蘇爾特從伊斯蘭國的魔掌中解放出來，但它僅有的貢獻只不過是簽字授權了美國的空襲。2月3日，民族團結政府為利比亞簽訂了一份土耳其式的歐盟移民協議以換取20億歐元的資金；無國界醫生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正確地將該聲明描述為“妄想的”，民族團結政府根本無權簽署/落實這樣一份協議。民族團結政府只有在米蘇拉塔民兵團體在該城的運作支持以及與其它包括Tajouri在內的民兵首領達成交易的情況下才能夠在的黎波里待下去。
一名當下在技術上受民族團結政府指揮的內政部高級官員告訴我說，民族團結政府同意支付Tajouri幾百萬美元以換取其合作時，他剛好在場。現任聯合國特使馬丁·柯布勒（Martin Kobler）與馬蒂格意見一致，都認為《利比亞政治協議》的唯一替代性選項只有混亂，但其實兩者已經處於共存狀態當中了。很難找到有人會認真對待民族團結政府。訴諸其背後的聯合國支持，正如它做的那樣，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在的黎波里，任何與聯合國相關的東西都會遭到誹謗中傷。
不管怎麼說，為期兩年的《利比亞政治協議》在本年底就要過期了，而對替代性安排的謀劃卻未見任何跡象。有一些未受外國勢力玷汙的能吏，比如的黎波里市長Abdulrauf Beitelmal以及他的幕僚長Salem Mokadmy，正在盡力清理城市中心，並伺機掌控該國，但他們只能在民兵組織的庇護下工作。遊蕩在市政廳前的主要交叉路口、手持火箭發射器的人員使得道路維護和垃圾回收都很困難。
西方列強半心半意地嘗試著支持由聯合國撐腰的權威機構，但那並不是它們所做的一切。美國的無人機經常飛到該國上空；並且，在駐英基地F15戰機的幫助下，美國一個個勾掉了其殺人清單上的名字。美國、意大利和英國特種部隊的分遣隊只是勉強做了一些掩飾就在利比亞開展行動。在去年針對伊斯蘭國的蘇爾特戰役中，他們與米蘇拉塔的民兵團體並肩作戰。
意大利部隊甚至已經在米蘇拉塔建起了一座自稱的戰地醫院，但那實際上是一個軍事基地：該地僅有12張床位卻有著300名部隊軍官。出於同樣的原因，俄羅斯、埃及和法國的支持同樣為哈夫塔爾壯著膽。局勢如此破碎混亂，以至於英國和意大利的特種部隊的所作所為越來越像其法國對手，卻沒有意識到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又一次，西方列強煽起了一場他們不理解且沒有應對計劃的一場內戰。
不幸的是，作為人們眼中後革命時代國家的首都，的黎波里缺乏政治願景。“這裡曾經所有的只是‘讓我們擺脫卡扎菲’——而沒有任何其它除此之外的考量”，一個活動家告訴我。公共討論極為有限、陳腐，且經常被簡化成派系表態：這裡蔓延著深沉的、政治無涉的虛空。利比亞應當成為怎樣的社會以及應該如何運轉這個國家，這種問題根本沒人會提，更不要說加以討論了。對這裡的人們而言，第一要務是個人安全、溫飽問題，而維持這些要務的努力助長了狹隘的派系主義。
無法無天的狀態自有其益處——這裡沒有了壓制性的政權機構——但這些益處正在失去吸引力。的黎波里已不再是威權主義國家的首都。這裡確已沒有被情報人員監聽抑或被祕密警察任意逮捕的恐懼。取而代之的是任何一天都不知道街道的實際控制者是誰，綁架的持續威脅，即將發生戰鬥的流言，以及暴力事件隨時都會發生的常識。（轉載自“經略網刊”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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