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徐悲鴻之女徐靜斐口述 張應鬆採寫
摘自《作家文摘20週年珍藏本·家國往事》
1948年，徐悲鴻與夫人廖靜文、兒子徐慶平
初識繼母
我的父親徐悲鴻與生母蔣碧微育有一子一女，即哥哥徐伯陽和我。
1943年，我13歲，在重慶的一所中學讀初中。當時父親在重慶磐溪租了一個地主家的花園，籌辦了中國藝術學院。那年暑假，父親組織學院的學生到風光旖旎的都江堰和青城山去寫生。我和哥哥假期閒著無事，得到父親允許也隨同去山上學畫玩耍。在青城山的日子裡，我發現父親身邊總跟著一位秀麗端莊的姑娘，經打聽得知這位姑娘是學院裡的圖書管理員，名叫廖靜文。在我的第一印象裡，廖靜文十分含蓄，非常文靜，每日把許多時間都花在練書法看文學書籍上。憑直覺，我覺得和廖靜文之間會有不少共同語言。
徐悲鴻所繪的廖靜文
1944年夏秋之際，父親患了嚴重的腎病和高血壓，他終於病倒了，住進了重慶高灘崖的一所醫院，醫生向整日一人守在父親病榻前的廖靜文發出了病危通知書。廖靜文哭成了淚人。
有一個週末，我偷偷跑來探視父親，看到病床上的父親頭髮蓬亂，鬍子老長，瘦得皮包骨頭，忍不住淚水在眼眶裡打轉。父親埋怨我不該偷跑出來讓母親著急，我只得撒個謊說母親知道我來醫院。天快黑的時候，父親催我快回去，廖靜文把我送出醫院，走了好長一段路，分手時她對我說：“你爸爸病情穩定，你要好好學習，你身體不好，讓媽媽多增加點營養。”我聽了心裡一陣熱乎，覺得廖靜文很有親和力。
在父親住院的一百多天時間裡，我曾親眼看到廖靜文為了省錢，吃的是父親的剩飯菜，睡的是冰冷的水泥地。我由此更加明白了這個女孩放棄金陵女子大學化學專業，摒棄來自家庭和外界的世俗壓力，全身心地照料年長她28歲的父親，為的不是名和利。
繼母引導我走上革命征程
1945年12月，父親和母親蔣碧微正式離婚。次年由郭沫若和沈鈞儒證婚，父親終與廖靜文喜結伉儷。還在住校上學的我此後便一個週末去父親處，一個週末去生母處“改善生活”。
1946年2月，父親和繼母與三百多名進步人士一起聯合簽名了《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並發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進言》擁護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獨裁。進步人士的震撼舉措令國民黨特務惱羞成怒，他們寫了封恐嚇信夾著兩顆子彈寄給了父親，但父親和繼母並未退縮。其時適逢郭沫若受周恩來囑託從延安帶來了小米、紅棗等營養品來看望父親，父親激動地表態：我籤的名負責到底，決不退縮！父親和繼母的勇敢，也極大地鼓舞了我，不久我拒絕與生母同去臺灣，選擇走上革命道路。那時候繼母多次與我促膝長談，她的進步思想及對共產黨的較高評價，開始影響我的人生價值觀。
徐悲鴻與廖靜文
1946年7月，父親因要擔任北平藝專院長一職，舉家遷往北平。畢業時，我準備報考北平的一所醫學院，可母親蔣碧薇只准我報考南京和上海的大學。我很失望，和母親吵了無數次也沒有效果，絕望之下，我撕碎了所有的准考證，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說以示抗爭。
在母親的強烈干預下，我無奈走進了金陵女子大學的考場。我被錄取了。像我這樣穿藍布衫黑布鞋的樸實學生很快就成了學校地下黨組織的發展對象。1949年元旦我和十一個姐妹跑到安徽巢縣（今安徽省巢湖市），先在江淮五地委聯絡部學習，後參加了三野先遣縱隊獨立支隊。
已在解放區投身火熱革命事業的我全然不知自己出走後，生母致父親的一封“麗麗失蹤”的信嚇得父親寢食難安，倒是瞭解我的繼母廖靜文判斷，我一定是到了解放區。我的平安信隨後而至，才讓父親長吁了一口氣。此後我在寄給父親的信中開始稱呼廖靜文為“母親”。後來我得知繼母常常在深夜反覆展讀這些信，面帶微笑，眼中含淚，她覺得自己很幸福。
母女情深
1951年的一天，父親突發腦溢血病危住院，我得到消息連夜奔赴北京。我哪裡知道，這竟是今生與父親的最後一次會面了！在北京的那幾天，繼母整日以淚洗面，情緒低到了極點。即便如此，細心的她仍不忘讓保姆用高價買回對蝦炒給我吃。
1953年，無情的病魔還是奪走了父親的生命，繼母悲慟欲絕，迅即數次把噩耗電告我遠在合肥的家。但遺憾的是我此時正在醫院產房中生第二個孩子，家人隱瞞了父親去世的消息，直到孩子滿月後我才知道我再也見不到最敬愛的父親了！我提筆給繼母寫信，解釋了未能去北京奔喪的原因。很快，我接到了繼母的回信，信中說：你父親生前對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讓你學一個專業。不學習太可惜，你和伯陽從小未得到家庭溫暖，悲鴻走了以後我要善待你們，使你們感受到家庭的溫暖。至於重新上學的學費，我會全力支持，希望你能完成父親的遺願！
徐靜斐的畫作
1954年，我懷第三個孩子八個月時，報考了安徽農學院（今安徽農業大學）蠶桑專業，並以非常好的成績被錄取了。繼母在接到我被錄取的喜報後以最快的速度從國家給的幾萬元撫卹金中取出一千五百元寄往合肥，並在我完成學業期間匯寄了數目不菲的生活費和學費。
繼母在父親去世後毅然把父親的全部作品、藏品——價值過億的財產捐給國家，她未要任何報酬。而我們家兄弟姐妹四人對繼母的做法毫無怨言。繼母的所作所為給我樹立了榜樣，使我在婚後也能善待愛人黎洪模前妻所生的四個孩子。
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一天，繼母隻身來到合肥探望我們。看到孩子們穿得破破爛爛，伙食又差，繼母的心碎了。她對我說，北京的家就是你的家，以後有困難就來北京。回去後繼母把我弟弟妹妹穿過的舊衣服成包成包地寄來，給我的孩子穿。1961年，人們在飢餓中掙扎，我們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危機，我只得帶著四個孩子投奔在北京的繼母。其實繼母家那時也缺吃少穿，但她還是熱心款待我們母子。後來我發揮特長，在繼母家的院中種下幾十棵玉米，自己進行人工授粉，收穫不小，這個“創意”終於使全家人渡過難關。危難之中見真情，自此我們母女兩人的心貼得更近了。
物質匱乏年代，繼母常幫我改善生活，曾寄七百元給我買冰箱，她的兒子徐慶平從法國帶回來的冰箱她又送給了我，不久她又送了一臺彩電……繼母綿綿不斷的愛，將北京的家與我合肥的家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2005年9月25日，繼母來合肥舉辦父親的畫展，從9月26日到10月10日半個月時間裡，我們母女每天都忙著在安徽省博物館給前來購買繼母的著述《徐悲鴻的一生》的市民們簽名。我發現繼母右手中指腫得突出了一大塊，在得知繼母的手指變形是因為常年簽名售書造成的時候，我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我埋怨她不該太累，長期拖著患有糖尿病、高血壓、頸椎病的身體奔波於全國各個城市辦畫展，為父親的事業犧牲了自己的一切。繼母久久地凝視著我，突然間哭了，說：“我現在年紀越大越想悲鴻，做夢也夢見他走到我身邊來了，心裡真高興，可夢一醒一切又都成了空白。”我對她說：“您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父親的事業，父親在天之靈會感激您的！”繼母說：“孩子，你有幸福的晚年，兒女們也都事業有成，在合肥的半個月裡，你的兒女輪流到賓館陪伴我，孩子們的熱情使我感到非常溫暖，更感到悲鴻遺愛猶存。”
受繼母的影響，我多年以前即把生母在南京的一處房產捐給了南京大學美術系；在安徽，我把父親的一幅畫賣給馬鞍山鋼鐵公司後，將所得50萬元成立了“徐悲鴻教育基金會”；1998年，全國發生罕見的洪災後，我與繼母將辦賑災畫展的所得一分不留地捐獻給了國家，出售父親紀念品的一萬多元，也捐給了安徽農業大學的貧困學生。至於平時三百五百地資助特困學生，我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有人問我：你家徒四壁，房子裡沒有一樣值錢的傢俱、家電，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我說，我不是沒錢改善生活，是父親和繼母的精神鼓舞著我，去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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