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詩經》首篇，《關雎》出自“國風·周南”，全詩文字如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先解釋三個詞：
1．“關關”是雎鳩的叫聲。雎鳩是一種鳩鳥，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鳩鳥，後世學者說法不一。古人認為這種鳥情感專一：一旦結為夫妻就會相伴到老。
2．“窈窕”，學者有兩種解釋：一是指淑女其人嫻靜美好。一是指淑女所居之處幽閒深遠。我們認為，後說更符合本詩原意。
3．“逑”，通“仇”。“仇”在古代不一定指仇人，也可以表示匹配、配偶。如同我們今天說的“對象”。
現在來理解這首詩，需要明確的是，由於漢儒首樹了文化正統地位，他們的教化性解說大行其道，對正確理解《關雎》一詩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和障礙。如《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認為這是歌頌后妃德行的詩歌。《後漢書·皇后紀序》又認為這是諷諫周康王的詩歌：“康王晏起，《關雎》作諷。”說周康王貪戀女色，早晨不能按時起來上朝，詩人便作此詩諷諫他。上述解釋由於其牽強附會，無不距離詩歌本意較遠。
而後世文學家出自本真，對此詩的認識更接近原意。如宋代劉克莊的《賀新郎·席上聞歌有感》寫道：“妾出於微賤，少年時朱弦彈絕，玉笙吹遍。粗識國風關雎亂，羞學流鶯百囀。”詞中所說的“《關雎》亂”指的只是男女情愛之事。
實際上，《關雎》一詩所寫的主要是青年男子的戀愛心理，卻客觀反映了戀愛中的生命成長，體現了一個從“好色”到“好德”的過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這是全詩第一句。“關關”是形聲字，形容雎鳩的鳴叫聲。古人關於鳥鳴的形聲字有很多，如啁啁（音周）、鵙鵙（音菊）、唶唶（音吉）、嘖嘖（音則）、嚌嚌（音接）、哠哠（音浩）、啞啞（音丫）、楂楂，等等。唯獨以“關關”形容雎鳩的鳴叫。這聲音類似鶴鳴，應該是比較大、比較熱烈的。按傳統的解釋，這是雎鳩雌雄求偶的和鳴之聲。所以詩人用之以起興，來寫青年男女尋姻求偶之事。當春日融融，和風熏熏，飄亂的楊花，輕拂的綠柳，會在青年人心中撩起一種春心萌動的情緒。正如李白在《愁陽春賦》中所寫：“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
詩中接著寫道，在這樣一個時節，一個青年男子看到一個嫻淑美麗的姑娘，正在那裡採荇菜，於是對她產生了愛慕、思念，乃至渴求的情感。男子“寤寐求之”，沒白天沒黑夜地想：怎麼樣才能追求到這個姑娘呢？然而，這個姑娘不僅很美麗，品德也很好，一點都不輕浮。這位男子追了一時沒追上。在“求之不得”之後，男子的心情既失落又惆悵，以至於在漫漫長夜裡睡不著，輾轉反側，思念不已。愛慕如此強烈，卻求之而不得。
今天的青年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怎麼做呢？有人可能會死纏爛打地強求，有人可能會選擇放棄，也有人可能從此消沉，甚至自我墮落，各種可能都有。
其實古人也是一樣。《左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鄭國有個叫徐吾犯的人，他的妹妹很美，已經接受了公孫楚的聘禮。公孫楚的堂兄公孫黑也想娶她，他明知堂弟已經與她有了婚約，還要橫插一槓子，硬下聘禮給徐家。徐吾犯懼怕公孫黑的勢力，不敢接受也不敢退婚，非常為難，他把這事告訴了當時的執政大臣子產。子產讓徐吾犯的妹妹自己選擇。徐吾犯讓妹妹在房內觀看二人，然後作出選擇。公孫黑長得很帥，打扮得非常華麗，屬於“高富帥”那種，他進了徐家擺上重禮之後，很自信地出去了。公孫楚卻是一身戎裝，拉動硬弓向左右射箭，然後一躍登車而去。姑娘最後選擇了公孫楚，並說：“公孫黑確實很帥，不過公孫楚才是個真正的男子漢。丈夫就應該有丈夫的樣子。”公孫黑強求姑娘接納他，最後還是沒有成功。這是因為他根本不瞭解對方的心思，也沒有對自身進行反思，一味地強求，結果必定不好。事實證明，徐吾犯的妹妹確實很會識人——公孫黑的這種行事方式，導致他最後在政治爭鬥中死去。
詩的後兩章是一個轉折。雖然男子開始沒有追求到姑娘，在痛苦的思念煎熬中，他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和想法，把最初那種強烈衝動的好色之願，昇華為追求精神上的相和與喜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古人對這後兩章歧解頗多。《韓詩外傳》說：“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我們認為，此語道出了《關雎》一詩後兩章的真意。古人講“琴瑟和鳴”，以“琴瑟”比喻夫妻的情意和諧，這種和諧關係的基礎就是精神上的互相欣賞和喜愛。“鐘鼓”也是古人常常對舉的兩種樂器，而且比較貴重。《荀子·樂論》說：“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琴瑟可以愉悅心情，而鐘鼓則可以表達志趣。“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所表達的就是男子想在精神上與女子情趣相投、志意相合的願望。
詩中男子的這種轉變可以說是由好色轉為了好德，由追求外在的美好轉為追求內在的美好。《孔子詩論》評論《關雎》就用了一個“改”字。“《關雎》以色俞（喻）於禮……其四章則俞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反內（入）於禮，不亦能改乎？”若翻譯成現代語言，意思是：“《關雎》之詩用情色來說明‘禮’……用琴和瑟相配合的那種精神愉悅，來昇華好色衝動的願望；用鍾和鼓的禮樂……將好色衝動納入禮制的規範，詩中的主人公不是很能改正自己嗎？”
孔子“刪詩”，為什麼選擇《關雎》作為《詩經》第一篇呢？古人對此多有討論。《韓詩外傳》記載子夏（孔子學生）問孔子說：“《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回答道：“《關雎》至矣乎！……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在孔子看來，《關雎》這首詩之所以好，是好在把天地萬物的道理、人類的生存的法則和王道的根源都包含在裡面了。中國儒家經典特別重視陰陽、男女的關係，認為其中蘊含著天地人間之大道。比如《易經》講陰陽、《尚書》講“釐降二女於媯汭”，《春秋》譏婚禮不親迎，都表現為對夫婦之道的重視。所以漢代匡衡曾評論《關雎》一詩說：“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唐宣宗大中年間，有一位《毛詩》博士，名叫沈朗，上疏稱先儒編次不當，《關雎》講后妃之德，不可以作為三百篇之首。應該“先帝王而後后妃”。因此他向朝廷進獻《新添毛詩》四篇，其中自撰二篇作為堯、舜之詩，又取《虞人之箴》作為大禹詩，又取《詩經·大雅·文王》之篇作為文王之詩，請求朝廷以此四詩置於《關雎》一詩之前。唐宣宗對之給予嘉獎。
由於擁有歷史的優勢，我們今天對於沈朗，完全可以鄙視他的無知和輕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