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正所謂“知彼知己”，尤爾琴科沒費多大功夫就跟美國的情報機構搭上了話。
正如他所料，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的投懷送抱引得美國情報界和政界一片振奮。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呢？當消息被送到華盛頓後，時任CIA華盛頓分局反情報科科長的格斯·哈撒韋油膩膩的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坐在一邊的同事也忍不住讚歎：別說這小子還挺機靈的，知道咱CIA才是明智的選擇，要是把希望寄託在隔壁FBI身上，那可就毀嘍！
初到美國的一段時間裡，尤爾琴科也確實如願過了一段光鮮的日子。CIA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帶著手下大將喬治·克萊爾千里迢迢跑來迎客，CIA和美國政府大小官員把審訊室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像話劇即將開場時的歌劇院一樣。尤爾琴科也沒讓對方失望，他上來就反將了CIA一軍，表示你們別以為我們克格勃不知道西方國家的鬼點子，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CIA、國安局就連同諸多北約情報部門在海底搭了條通訊電纜用來祕密傳輸情報，你們美國人把這稱為“常青藤鈴行動”，結果“常青藤”上長的“鈴”還不是都讓我們蘇聯摘了？原來，“常青藤鈴行動”的參與者之一，被克格勃代號為“朗先生”的國安局工作人員羅納德·佩爾頓一早就把情報賣給了敵人；受限於那個年代的技術，美國要定期派潛艇到海底提取情報。有一次，美國潛艇在執行任務時與一艘蘇聯潛艇發生碰撞，緊接著，海底的竊聽設備都蹊蹺地失蹤了。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正所謂“知彼知己”，尤爾琴科沒費多大功夫就跟美國的情報機構搭上了話。
正如他所料，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的投懷送抱引得美國情報界和政界一片振奮。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呢？當消息被送到華盛頓後，時任CIA華盛頓分局反情報科科長的格斯·哈撒韋油膩膩的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坐在一邊的同事也忍不住讚歎：別說這小子還挺機靈的，知道咱CIA才是明智的選擇，要是把希望寄託在隔壁FBI身上，那可就毀嘍！
初到美國的一段時間裡，尤爾琴科也確實如願過了一段光鮮的日子。CIA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帶著手下大將喬治·克萊爾千里迢迢跑來迎客，CIA和美國政府大小官員把審訊室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像話劇即將開場時的歌劇院一樣。尤爾琴科也沒讓對方失望，他上來就反將了CIA一軍，表示你們別以為我們克格勃不知道西方國家的鬼點子，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CIA、國安局就連同諸多北約情報部門在海底搭了條通訊電纜用來祕密傳輸情報，你們美國人把這稱為“常青藤鈴行動”，結果“常青藤”上長的“鈴”還不是都讓我們蘇聯摘了？原來，“常青藤鈴行動”的參與者之一，被克格勃代號為“朗先生”的國安局工作人員羅納德·佩爾頓一早就把情報賣給了敵人；受限於那個年代的技術，美國要定期派潛艇到海底提取情報。有一次，美國潛艇在執行任務時與一艘蘇聯潛艇發生碰撞，緊接著，海底的竊聽設備都蹊蹺地失蹤了。
尤爾琴科腦子裡掌握的祕密令他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座上賓，他也時不時地給主人帶來點驚喜。他大概是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人生巔峰就在美好的明天，因此便迫不及待地跟身處加拿大的情婦搭上了線，為了榮華拋棄了家庭的他想讓情婦來美國作伴。然而，這個小三卻是位明事理的女子，她失望而嫌惡地說：老孃仰慕的是那位克格勃上校，而不是一名叛徒！
情場失意，“職場”的打擊也接踵而至。當尤爾琴科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心目中的錦繡未來上時，他驟然發現自己似乎失寵了。原來，美國政府和CIA對尤爾琴科的利用是雙重的。那會兒的蘇聯眼看一天不如一天，縱使情報很有價值，但恐怕再重要的情報，價值也是有限的。況且相比這些，CIA本身遇到的問題怕是比蘇聯死活更嚴重。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正所謂“知彼知己”，尤爾琴科沒費多大功夫就跟美國的情報機構搭上了話。
正如他所料，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的投懷送抱引得美國情報界和政界一片振奮。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呢？當消息被送到華盛頓後，時任CIA華盛頓分局反情報科科長的格斯·哈撒韋油膩膩的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坐在一邊的同事也忍不住讚歎：別說這小子還挺機靈的，知道咱CIA才是明智的選擇，要是把希望寄託在隔壁FBI身上，那可就毀嘍！
初到美國的一段時間裡，尤爾琴科也確實如願過了一段光鮮的日子。CIA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帶著手下大將喬治·克萊爾千里迢迢跑來迎客，CIA和美國政府大小官員把審訊室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像話劇即將開場時的歌劇院一樣。尤爾琴科也沒讓對方失望，他上來就反將了CIA一軍，表示你們別以為我們克格勃不知道西方國家的鬼點子，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CIA、國安局就連同諸多北約情報部門在海底搭了條通訊電纜用來祕密傳輸情報，你們美國人把這稱為“常青藤鈴行動”，結果“常青藤”上長的“鈴”還不是都讓我們蘇聯摘了？原來，“常青藤鈴行動”的參與者之一，被克格勃代號為“朗先生”的國安局工作人員羅納德·佩爾頓一早就把情報賣給了敵人；受限於那個年代的技術，美國要定期派潛艇到海底提取情報。有一次，美國潛艇在執行任務時與一艘蘇聯潛艇發生碰撞，緊接著，海底的竊聽設備都蹊蹺地失蹤了。
尤爾琴科腦子裡掌握的祕密令他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座上賓，他也時不時地給主人帶來點驚喜。他大概是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人生巔峰就在美好的明天，因此便迫不及待地跟身處加拿大的情婦搭上了線，為了榮華拋棄了家庭的他想讓情婦來美國作伴。然而，這個小三卻是位明事理的女子，她失望而嫌惡地說：老孃仰慕的是那位克格勃上校，而不是一名叛徒！
情場失意，“職場”的打擊也接踵而至。當尤爾琴科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心目中的錦繡未來上時，他驟然發現自己似乎失寵了。原來，美國政府和CIA對尤爾琴科的利用是雙重的。那會兒的蘇聯眼看一天不如一天，縱使情報很有價值，但恐怕再重要的情報，價值也是有限的。況且相比這些，CIA本身遇到的問題怕是比蘇聯死活更嚴重。
原來，早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CIA在美國民間就變成了不怎麼討好的角色，尤其是與對門克格勃相比，CIA的形象跌破了底線。據說，當情報局想要徵召年輕人為國效力時，不少年輕人居然當場表示自己不稀罕。出於自己的立場考慮，如何一舉扭轉頹勢才是至關重要的，相比之下，尤爾琴科的情報帶來的頂多也只能算作“附帶價值”。果然，當CIA拿著“克格勃大佬前來投誠”的消息在世界範圍內大肆炒作時，各界一致表示這是“美國偉大的勝利”；里根總統喜逐顏開，盛讚凱西局長。在這一番操作下，CIA似乎又變得閃閃發光起來。當美國人彈冠相慶，笑成一團時，居然沒有人搭理尤爾琴科了。
當你覺得眼下的生活夠糟糕時，千萬別灰心，不妨翻開日曆看看，你也許就會發現，明天的生活更糟。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正所謂“知彼知己”，尤爾琴科沒費多大功夫就跟美國的情報機構搭上了話。
正如他所料，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的投懷送抱引得美國情報界和政界一片振奮。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呢？當消息被送到華盛頓後，時任CIA華盛頓分局反情報科科長的格斯·哈撒韋油膩膩的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坐在一邊的同事也忍不住讚歎：別說這小子還挺機靈的，知道咱CIA才是明智的選擇，要是把希望寄託在隔壁FBI身上，那可就毀嘍！
初到美國的一段時間裡，尤爾琴科也確實如願過了一段光鮮的日子。CIA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帶著手下大將喬治·克萊爾千里迢迢跑來迎客，CIA和美國政府大小官員把審訊室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像話劇即將開場時的歌劇院一樣。尤爾琴科也沒讓對方失望，他上來就反將了CIA一軍，表示你們別以為我們克格勃不知道西方國家的鬼點子，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CIA、國安局就連同諸多北約情報部門在海底搭了條通訊電纜用來祕密傳輸情報，你們美國人把這稱為“常青藤鈴行動”，結果“常青藤”上長的“鈴”還不是都讓我們蘇聯摘了？原來，“常青藤鈴行動”的參與者之一，被克格勃代號為“朗先生”的國安局工作人員羅納德·佩爾頓一早就把情報賣給了敵人；受限於那個年代的技術，美國要定期派潛艇到海底提取情報。有一次，美國潛艇在執行任務時與一艘蘇聯潛艇發生碰撞，緊接著，海底的竊聽設備都蹊蹺地失蹤了。
尤爾琴科腦子裡掌握的祕密令他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座上賓，他也時不時地給主人帶來點驚喜。他大概是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人生巔峰就在美好的明天，因此便迫不及待地跟身處加拿大的情婦搭上了線，為了榮華拋棄了家庭的他想讓情婦來美國作伴。然而，這個小三卻是位明事理的女子，她失望而嫌惡地說：老孃仰慕的是那位克格勃上校，而不是一名叛徒！
情場失意，“職場”的打擊也接踵而至。當尤爾琴科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心目中的錦繡未來上時，他驟然發現自己似乎失寵了。原來，美國政府和CIA對尤爾琴科的利用是雙重的。那會兒的蘇聯眼看一天不如一天，縱使情報很有價值，但恐怕再重要的情報，價值也是有限的。況且相比這些，CIA本身遇到的問題怕是比蘇聯死活更嚴重。
原來，早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CIA在美國民間就變成了不怎麼討好的角色，尤其是與對門克格勃相比，CIA的形象跌破了底線。據說，當情報局想要徵召年輕人為國效力時，不少年輕人居然當場表示自己不稀罕。出於自己的立場考慮，如何一舉扭轉頹勢才是至關重要的，相比之下，尤爾琴科的情報帶來的頂多也只能算作“附帶價值”。果然，當CIA拿著“克格勃大佬前來投誠”的消息在世界範圍內大肆炒作時，各界一致表示這是“美國偉大的勝利”；里根總統喜逐顏開，盛讚凱西局長。在這一番操作下，CIA似乎又變得閃閃發光起來。當美國人彈冠相慶，笑成一團時，居然沒有人搭理尤爾琴科了。
當你覺得眼下的生活夠糟糕時，千萬別灰心，不妨翻開日曆看看，你也許就會發現，明天的生活更糟。
值得一提的是，驅使尤爾琴科叛逃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那便是醫生診斷出他患了胃癌，活不了多久了。尤爾琴科帶著“拼死一搏”的悲壯孤注一擲，事情鬧到這一步，他縱使心灰意冷也看開了，大不了破罐子破摔，在美國等死得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新的醫生告訴他，您身體健康著呢，哪來的胃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尤爾琴科懵了，這原本事件令人慶幸的是，但他深知克格勃的厲害與手段，剩下的日子很長，這也意味著他的餘生將被恐懼籠罩。尤爾琴科糾結了半晌，他決定冒險補救這一切。
1985年11月2日，這位經驗老到的間諜輕而易舉甩掉了監視自己的美國特工，三轉兩轉來到了蘇聯駐美國大使館。他告訴蘇聯大使，自己是被CIA綁架了，費盡千辛萬苦才逃出來。實際上，克格勃早就透過內應知道了一切，不過，他們同樣認為尤爾琴科給蘇聯帶來的損失可以補救，在這個節骨眼上，處決這位上校反而並不明智。兩天後，克格勃召開了盛大的新聞發佈會，尤爾琴科精神盎然地出席會議，神采飛揚地講述自己被美國特工綁架，又從特工重重監視下逃跑的故事。尤爾琴科控訴CIA對他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折磨”，這令後者啞巴吃黃連。
1985年7月24日，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蘇聯代表團正按照日程造訪意大利。令他們想象不到的是，莫斯科方面居然派了一個名叫維塔利·尤爾琴科的克格勃官員暗中監視，就怕有人借出訪之名叛逃。此君可是大有來頭，當時的尤爾琴科職位為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一副處長，是安德羅波夫——日後的蘇聯領導人最為倚仗的得力干將之一。在西方情報機構眼中，尤爾琴科是個大麻煩：他自律、敬業且“忠誠”，不近女色，不愛菸酒，表面上看又不貪財，即便是想要策反他都難以下手。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完美的人，竟然搶在科學家代表團之前開溜了。
“叛逃”——這大概是歷史上最具雙面性的詞之一了：一方面，絕大部分叛逃者，哪怕懷揣著相對高尚的理想與追求，作出這樣的事情無疑也是可恥的；另一方面，能夠被稱為“叛逃”的人恐怕並非泛泛之輩，哪怕是普通人，只要被一方咬牙切齒地扣上“叛逃者”的大罪，手裡十有八九都握著極其重要的籌碼，它們甚至可以改變歷史。換個角度想，即便是一個當真“清清白白”的路人甲在對峙雙方關係最緊張時從A轉投B，恐怕大人物們也懶得搭理，更別說在歷史上留下名字了。
“叛逃者”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特殊的，同時，他們對歷史的影響也是顯著的；所謂“叛逃”，並不一定非要收拾細軟逃跑，只要背棄了曾經的信仰，哪怕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照樣能帶來極大的殺傷。舉個例子：在蘇聯面前一向糾結後果、心裡發虛的美國，為何敢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如此堅挺，直到逼迫蘇聯主動認慫？原因很簡單，懷才不遇的蘇軍上校奧格列·潘科夫斯基充當了內鬼，親口告訴美國人，蘇聯的導彈無法威脅美國本土。他出賣祖國並非為了回報，而是單純地想要報復；美國方面也十分看重他，然而，即便是CIA拼了命地保護，潘科夫斯基仍被克格勃揪了出來並處以極刑。
尤爾琴科跟前者的情況還不太一樣。20世紀60年代初，誰會把“衰敗”跟蘇聯扯上關係？那會兒的蘇聯國力蒸蒸日上，大夥兒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社會建設更是一片熱誠。蘇聯發展高歌猛進，哪怕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圍追堵截，前者也絲毫不虛半分，在當時，提起自己的祖國，十個蘇聯人中有九個臉上大概都會掛上自豪的微笑。在這種情況下，潘科夫斯基仕途不順心裡有苦我們尚能理解，卻非要用這種手段換來一時的痛快，簡直是糊塗。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那會兒的蘇聯是當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人後來回憶，退休的將軍和武器專家們一個月大約10美元的津貼都發不出來，貧窮容易令人盲目，繼而喪失信仰，尤爾琴科見狀，心裡也不由打起了小算盤。
從1960年加入克格勃開始，尤爾琴科在倒騰情報這一行幹了20多年，深知情報的價值。有時候，一條消息可能就能換來數以百萬計的真金白銀，更別說像他這種身居地方情報體系核心的關鍵人物了。尤爾琴科的目的很單純也很直接——過上富足的生活。1985年8月1日，也就是代表團抵達意大利的一週後，他在自己的旅館房間中糾結了許久，終於決定背棄自己追奉了半個多世紀的信仰。當天上午9時左右，他對同僚說來都來了，乾脆去著名的梵蒂岡博物館開開眼，尤爾琴科這一去就再也沒回來。
正所謂“知彼知己”，尤爾琴科沒費多大功夫就跟美國的情報機構搭上了話。
正如他所料，這樣一位重量級人物的投懷送抱引得美國情報界和政界一片振奮。美國人的反應如何呢？當消息被送到華盛頓後，時任CIA華盛頓分局反情報科科長的格斯·哈撒韋油膩膩的臉上露出了猥瑣的笑容；坐在一邊的同事也忍不住讚歎：別說這小子還挺機靈的，知道咱CIA才是明智的選擇，要是把希望寄託在隔壁FBI身上，那可就毀嘍！
初到美國的一段時間裡，尤爾琴科也確實如願過了一段光鮮的日子。CIA局長威廉·約瑟夫·凱西帶著手下大將喬治·克萊爾千里迢迢跑來迎客，CIA和美國政府大小官員把審訊室圍了個水洩不通，好像話劇即將開場時的歌劇院一樣。尤爾琴科也沒讓對方失望，他上來就反將了CIA一軍，表示你們別以為我們克格勃不知道西方國家的鬼點子，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CIA、國安局就連同諸多北約情報部門在海底搭了條通訊電纜用來祕密傳輸情報，你們美國人把這稱為“常青藤鈴行動”，結果“常青藤”上長的“鈴”還不是都讓我們蘇聯摘了？原來，“常青藤鈴行動”的參與者之一，被克格勃代號為“朗先生”的國安局工作人員羅納德·佩爾頓一早就把情報賣給了敵人；受限於那個年代的技術，美國要定期派潛艇到海底提取情報。有一次，美國潛艇在執行任務時與一艘蘇聯潛艇發生碰撞，緊接著，海底的竊聽設備都蹊蹺地失蹤了。
尤爾琴科腦子裡掌握的祕密令他成為了美國政府的座上賓，他也時不時地給主人帶來點驚喜。他大概是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人生巔峰就在美好的明天，因此便迫不及待地跟身處加拿大的情婦搭上了線，為了榮華拋棄了家庭的他想讓情婦來美國作伴。然而，這個小三卻是位明事理的女子，她失望而嫌惡地說：老孃仰慕的是那位克格勃上校，而不是一名叛徒！
情場失意，“職場”的打擊也接踵而至。當尤爾琴科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回到心目中的錦繡未來上時，他驟然發現自己似乎失寵了。原來，美國政府和CIA對尤爾琴科的利用是雙重的。那會兒的蘇聯眼看一天不如一天，縱使情報很有價值，但恐怕再重要的情報，價值也是有限的。況且相比這些，CIA本身遇到的問題怕是比蘇聯死活更嚴重。
原來，早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CIA在美國民間就變成了不怎麼討好的角色，尤其是與對門克格勃相比，CIA的形象跌破了底線。據說，當情報局想要徵召年輕人為國效力時，不少年輕人居然當場表示自己不稀罕。出於自己的立場考慮，如何一舉扭轉頹勢才是至關重要的，相比之下，尤爾琴科的情報帶來的頂多也只能算作“附帶價值”。果然，當CIA拿著“克格勃大佬前來投誠”的消息在世界範圍內大肆炒作時，各界一致表示這是“美國偉大的勝利”；里根總統喜逐顏開，盛讚凱西局長。在這一番操作下，CIA似乎又變得閃閃發光起來。當美國人彈冠相慶，笑成一團時，居然沒有人搭理尤爾琴科了。
當你覺得眼下的生活夠糟糕時，千萬別灰心，不妨翻開日曆看看，你也許就會發現，明天的生活更糟。
值得一提的是，驅使尤爾琴科叛逃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那便是醫生診斷出他患了胃癌，活不了多久了。尤爾琴科帶著“拼死一搏”的悲壯孤注一擲，事情鬧到這一步，他縱使心灰意冷也看開了，大不了破罐子破摔，在美國等死得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新的醫生告訴他，您身體健康著呢，哪來的胃癌？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尤爾琴科懵了，這原本事件令人慶幸的是，但他深知克格勃的厲害與手段，剩下的日子很長，這也意味著他的餘生將被恐懼籠罩。尤爾琴科糾結了半晌，他決定冒險補救這一切。
1985年11月2日，這位經驗老到的間諜輕而易舉甩掉了監視自己的美國特工，三轉兩轉來到了蘇聯駐美國大使館。他告訴蘇聯大使，自己是被CIA綁架了，費盡千辛萬苦才逃出來。實際上，克格勃早就透過內應知道了一切，不過，他們同樣認為尤爾琴科給蘇聯帶來的損失可以補救，在這個節骨眼上，處決這位上校反而並不明智。兩天後，克格勃召開了盛大的新聞發佈會，尤爾琴科精神盎然地出席會議，神采飛揚地講述自己被美國特工綁架，又從特工重重監視下逃跑的故事。尤爾琴科控訴CIA對他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折磨”，這令後者啞巴吃黃連。
幾個月後，CIA試圖扳回一城，美國媒體突然不約而同地炒作尤爾琴科已經被蘇聯政府處決，然而話音未落，尤爾琴科就活蹦亂跳地在電視上露了臉。此舉搞得美國政府十分尷尬，他們甚至都開始懷疑尤爾琴科之前痛痛快快供出來的情報是不是蘇聯人的反間計。至此，美國政府也懶得拿他做文章了，這位克格勃上校從此消失在了歷史舞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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