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員正在取出金剛牆上的磚。 劉精義供圖
定陵出土的皇冠
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六龍三鳳冠
2015年底，十三陵新建地下文物庫房啟用，3000餘件定陵文物重返地下。這些隨葬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鈞的珍貴文物，在地下找到了妥善的存放之處。
明代皇帝庸碌者甚多，多數不太為後世所熟知。其中，在位48年倒有“28年不上朝”的萬曆帝朱翊鈞，是比較知名的一位。他在後世的“名氣”，一半來自著名的《萬曆十五年》，一半就出自這座成為著名旅遊景點的開放陵寢。
整整60年前，明十三陵定陵地下玄宮開啟。
定陵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座採用科學考古方法主動發掘的皇陵。其它今人能夠進入參觀的皇陵地宮，或曾被盜墓，或是在外力作用下偶然發現，都是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壞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只有定陵，是在保存完整的狀態下，由一群專業的考古工作者打開的地宮。
定陵地宮被考古工作者打開，有機緣巧合的因素，而這次帶有實驗性質的考古發掘，在出土大量稀世珍寶的同時，也留下了諸多遺憾和教訓。它促成了此後中國文物考古“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的基本方針。
萬曆帝的定陵，在中國考古史上寫下了繞不過去的一頁。
試掘
1955年12月30日，新年將至，大雪紛飛，寒風呼號。剛剛邁出北大校門兩三年的趙其昌和一位工友來到十三陵，頂風冒雪爬上一座大陵的寶城、寶頂，在堅硬如鐵的凍土上開始艱難地打探鏟。
寶城、寶頂是明清時期帝王陵寢的建築形式。地宮之上砌築高大的磚城，在磚城內填土，使之高出城牆成一圓頂。城牆稱為“寶城”，高出的圓頂稱為“寶頂”。這種寶城、寶頂與前方的明樓構成一個整體，顯示著皇家陵寢的宏大氣勢。
趙其昌和那位工友選擇的這座陵寢是明永樂帝朱棣的長陵，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皇陵。
明陵考古最初的發掘對象，是長陵。
最早提出發掘明陵計劃的是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1955年10月，吳晗邀請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長沈雁冰、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等人，聯名上書國務院，請求發掘長陵。
這份多位文史大家聯名的提議，卻引起了考古界的反對。發掘明陵的反對者中，最知名的兩位是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
據《夏鼐文集》記載：“鄭振鐸同志反對這件事，以為當時考古工作很忙，這些不急之務可以暫緩。我還替鄭同志作說客，知道吳晗同志是此一舉的發起人，親自勸說他不要急於搞這項發掘工作。”
文史專家們想找到文物中的歷史信息，提議發掘明陵；考古專家卻認為皇陵不可輕動，顧慮當時考古技術、能力乃至專業人員之不足。雙方爭論到了國務院。最終，周恩來總理批示，“原則同意”。發掘長陵成為國務院批准、有計劃、有組織的一次國家考古行動。
隨後，長陵發掘委員會成立，下設工作隊，進行具體工作。夏鼐雖然反對發掘長陵，但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當時中國考古最權威的專家，因此也被納入長陵發掘委員會，實際上直接領導和主持了這次發掘工作。
中國的考古學，從1921年發掘周口店遺址開始算，至今也不到一百年的歷史。而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考古事業只能算是剛剛起步。中科院考古所的技術骨幹，多數是剛走出大學校園不久的年輕人。
考古工作隊的隊長原本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仲殊擔任。這位中國當代著名考古學家，1955年時年僅30歲。可是沒等長陵發掘開始，王仲殊被調到西安主持漢長安城遺址的發掘工作，夏鼐只能找到了更年輕的趙其昌。
趙其昌時年28歲，被任命為考古工作隊隊長，主持發掘長陵，是很多同齡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他最初卻“老大不樂意”。趙其昌的遺孀楊仕告訴記者，“他大學考古學的是舊石器、新石器、甲骨鐘鼎、秦磚漢瓦、魏晉碑刻……發掘明陵，他覺得太近了。”後來，還是吳晗親自說服了趙其昌。
發掘長陵，是中國考古科學發掘皇陵的頭一遭，誰也不能馬上給出著手點，甚至連可供參考的經驗都沒有。此前最著名的打開皇陵地宮的事例，是軍閥孫殿英盜掘清東陵。那是連炸藥都用上的野蠻亂挖。
“考古不是盜墓，也不是探險，原則就是從前古人入葬從什麼地方進去，今人考古也要沿著當年的入口和舊路進去。所以說，找到入口和舊路非常關鍵。”楊仕說，這是趙其昌掛在嘴邊的考古原則。
偌大個皇陵，地宮入口恰恰是最大的隱祕所在。趙其昌只能先用“笨辦法”試一試，帶著探鏟在長陵周圍勘察。
當時，十三陵尚不歸北京市，屬於河北省昌平縣。山區沒有電，荒蕪的陵園無法住人。趙其昌這個剛剛上任的長陵發掘委員會工作隊隊長，白天“轉山”，晚上下山找個小飯館，兩條長板凳一拼，他和工友對付著睡了兩宿。
連著探了三天，毫無收穫。嚴冬之下，凍土堅硬，勘察異常艱難。趙其昌和工友只好回京先查文獻，等天氣稍暖再去調查。
夏鼐得知了勘察沒有收穫之後，對發掘長陵的計劃及時進行了修改。他提出，長陵是主陵，規模較大，發掘工作必定艱難複雜，應該先選點試掘後，積累些經驗，再掘長陵，避免失誤。
“試掘”，是夏鼐提出的新名詞，定義上似乎帶有很大的“練手”意味，但實際上，試掘的發掘方式、原則與正式發掘並無二致，只是要找一個相對容易的陵墓作為發掘對象。
1956年春天，積雪剛剛消融，趙其昌帶著兩個工友再次來到十三陵。這一次，他們的腳步踏遍了13座陵墓。詳細調查之後，工作隊把試掘目標定為獻陵。
獻陵埋葬著朱棣的長子、明代洪熙帝朱高熾。朱高熾在位時間僅十個月，陵墓相對較小，便於發掘。而且獻陵營建年月和入葬時間都與長陵最近，參考意義最大。
工作隊圍著獻陵，像掃雷般一塊地皮一塊地皮地搜索、探測。然而近半個月的勘察仍沒有找到地宮入口的蛛絲馬跡。正在趙其昌等人為“入地無門”越來越焦躁時，定陵卻給他們送來了一份意外之喜。
定陵的主人萬曆帝朱翊鈞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朱翊鈞親政之初，有勤勉明君之風，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國力達到明朝巔峰。但是執政後期，朱翊鈞荒怠政務，窮奢極欲，據說曾“28年不上朝”。他的陵寢也營造成了僅次於長陵的十三陵第二大陵。
這天，工作隊無意中發現，定陵寶城外側有幾塊城磚塌陷，形成一個直徑約半米的小缺口。這個洞口像一個門券的上端，亮處可辨別磚砌的痕跡。“這是地宮入口！”有人當即喊了出來。
夏鼐得知這一情況，立即到現場複查。寶城缺口距地面很高，野外又沒有梯子，工作隊乾脆以人作梯，夏鼐直接蹬著隊員的肩膀就爬上去了。仔細察看，果然缺口內的磚不像是原來築成的，有再砌的痕跡，而且砌成的像是一個門券的上沿。如果缺口內真有券門，那很可能就是帝后入葬時的通道。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定陵地宮入口的意外發現，讓長陵發掘委員會最終把它確定為試掘對象。
定陵的發掘從1956年5月正式開始，委員會要求全部試掘工作在1956年雨季來臨以前完成。也就是說，在兩個月的時間內要挖掘到地宮大門。
然而，信心滿滿的考古隊員根本沒料到，直到整整一年後，他們才得以見到地宮大門前的金剛牆。
錯過
1956年5月17日，中國歷史上首次有計劃的、以科學研究為目的、主動地用科學方法對帝王陵墓進行的考古發掘破土動工。
昌平長陵鎮獻陵村的村民孫憲寶和其他幾十位民工來到了平日寂靜荒涼的皇家陵園。當年的孫憲寶頭一次聽說“考古”這個詞，懵懵懂懂的他只覺得這差事還不錯：“生產隊一天給記10個工分，每天還補貼兩毛錢。”一大早，他扛著自家的鐵鍬出了門，到了定陵才發現，工作隊給每個民工都配有新的鐵鍬和一種半圓柱形鐵鏟。頭一天，孫憲寶被分配的任務就是打探鏟，他才知道那奇怪的鐵鏟叫“洛陽鏟”。
在寶城內側與城磚塌陷位置相對應的地方，民工們按照工作隊撒的白石灰和拉起的繩子，開挖第一條探溝。沒挖多久，孫憲寶就有了發現，寶城內側正對券門的石條上隱約可見字跡，考古人員用刷子將石條上的泥土清理乾淨，“隧道門”三個字緩緩顯現。“淺淺的刻痕，字體也不大工整。”孫憲寶回憶說：“我那時只認得‘道門’倆字，問了白老才知道是‘隧道門’。”
他口中的“白老”，是剛剛到任的工作隊副隊長白萬玉。白萬玉時年58歲，被稱為“白老”，因為他是工作隊最年長的成員。除他之外，其餘人幾乎清一色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小夥兒。
第一天正式發掘，就發現“隧道門”三個字，發掘工作異常順利。不久，在“隧道門”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個用城磚起券的大門。
這時工作隊如果順著磚隧道繼續挖，最後肯定能抵達地宮。但是，已經顯露的磚隧道距離明樓還很遠，加之陵園內古鬆蒼翠，為保護古樹，減少出土量，工作隊決定在第一條探溝延長線約100米處開挖第二條探溝。沒想到，為了省工省力設計的第二條探溝，卻讓他們錯過了隧道門裡最清楚不過的一個“指路牌”。
這個指路牌是埋藏在城牆券門之內的一塊小石碣。這塊石碣清楚地刻著：“寶城券門內石碣一座城土襯往裡一丈就是隧道棕繩繩長三十四丈二尺是金牆前皮。”這段文字告訴人們，在石碣本身所處的位置，向裡掘進一丈的距離就是通入地下玄宮的第二條也是最後一條隧道——“石隧道”，此處至玄宮前面金剛牆前皮的準確距離。
可惜，當時工作隊並沒有繼續挖掘隧道門。直到一年多後，定陵發掘工作基本結束，清理現場時，工人們才在隧道門裡發現了這塊小石碣。
第一天就發現隧道門似乎用光了工作隊的運氣，不但錯過了這個指路牌，而且第二條探溝挖了一個多月，沒有挖到任何隧道痕跡。現場的挖掘民工常戲稱，“考古考古，就是挖土。”可是，挖土一直挖不出任何線索，也著實令人心焦。酷暑季節，定陵考古一時陷入困境，試掘獻陵的想法又冒了出來。
《夏鼐日記》清晰地記載了這一波折：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議將定陵停工，改作獻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與陳滋德、朱欣陶、趙其昌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園，與吳晗同志商談明陵發掘事，他們仍主張（除趙君外）繼續發掘定陵。
吳晗與夏鼐這對同窗好友再度產生了分歧，夏鼐如何被吳晗說服不得而知，但“就是挖土”並沒有停下。終於在9月中旬，工作隊挖到了一個神祕的小石碑，上刻“此石至金剛牆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孫憲寶對小石碑的模樣記憶猶新：“大約50釐米高，刻字面很光滑，背面卻很粗糙，字體跟前面發現的‘隧道門’一樣，不太工整。”
這塊石碑後來被稱為“打開定陵大門的鑰匙”，現在作為定陵出土的第一件珍貴文物，陳列在定陵博物館的櫥窗裡。
但是這塊石碑剛出土時，卻讓很多在場的人心生疑竇：皇帝埋了之後，為什麼要放這麼個石頭小碑，還標出詳細尺寸和深度，到底是指路碑，還是迷路石？真按小石碑所指去挖，會不會有什麼陷阱？
不過，趙其昌和白萬玉對這樣的擔憂不以為然，他們心裡已經有譜了。
楊仕解釋說，定陵建成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而萬曆及孝端皇后是1620年10月才埋葬的。陵墓建好後，皇帝皇后都沒有死，自然先要用土封起來。負責陵墓修建的工部，為了將來用陵時能迅速找到地宮而不誤吉時，會在地下偷偷留個標記。這塊小石碑和隧道門裡的小石碣、隧道棕繩都是這樣的標記。
有了小石碑的“指點”，民工們精神大振，幹勁十足。孫憲寶回憶，為確保小石碑的可靠性，工作隊先從小石碑處量夠十六丈，讓民工在十六丈處打探鏟，“探鏟提上來帶有黃琉璃瓦的痕跡，後來挖開探溝才知道，黃琉璃瓦就在金剛牆上方。”恰在這時，工作隊又陸續在寶城內側的其他地點發現了“金牆前皮”、“大中”、“寶城中”、“左道”、“右道”等刻字，把發現刻字的地點與之前“隧道門”的位置放在一起看，這下連地宮的基本佈局都能推測一二了。
很快，與第二條探溝垂直、正對寶頂中心的第三條探溝開挖。隨著出土量日益增加，工作隊決定採用機械運土加快速度。未通電源的定陵陵園頓時變成了頗具現代氣息的工地，新安裝的柴油機帶動捲揚機，將探溝內的土運出。他們甚至在探溝外鋪設了一條十多米的小鐵路，以便於用四輪翻鬥礦車裝土外運。
1957年4月，兩道由花斑石壘砌的牆壁赫然出現，曾經失去蹤跡的隧道再度現身，並且，磚隧道“升級”成了石隧道，顯然，工作隊離地宮更近了。
當石隧道全部顯露出來時，地宮入口的承重牆——金剛牆矗立在考古工作隊面前。
公雞“探路”
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距離剷起定陵發掘的第一鍬土正好一年。孫憲寶記得，一向穩重的白萬玉老人那天高興得直拍手，“可算找著門了！”
定陵金剛牆的發現，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轟動，許多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學者及政界要人紛紛趕到定陵。為保護髮掘現場，北京市還特意派來一個警衛排。
23歲的劉精義幾乎與警衛排同時來到定陵，因是學歷史出身，他主要進行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常在定陵和北京市區兩頭跑。此外，他還負責接待參觀人員，據他介紹，因定陵發掘還處於保密狀態，當時只有經過特批的內部人員才能參觀，而外國人則是保密的重點對象。
劉精義記得，第一次去定陵時，他揹著行李從西直門坐火車到南口，一路打聽詢問，翻過兩個山口，走了幾十里路才找到。抵達定陵時，之前在附近村子借宿的工作隊已在定陵“安營紮寨”，他回憶當年的“宿舍”：“臨時搭了十幾間工棚，外面是竹坯子，裡面是刨花板，冷得很，冬天放盆洗臉水，轉眼就凍成冰。”
生活條件的艱苦，劉精義並不在意。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剛來到定陵不久，發掘現場就發生了塌方事故。6月的一場暴雨，直接導致金剛牆上方寶頂上的大片黃土塌陷，“圭”字封口和金剛牆都被黃土淹沒，“金剛牆頂部的黃色琉璃瓦也被砸碎了。”此事過後，工作隊不得不重新清理石隧道。同時，為了防雨，工作隊特地請來北京的老藝人，在工地搭蓋了長60米、寬26米的大型蓆棚，將第三條探溝和金剛牆完全覆蓋。
眼看雨季即將結束，工作隊準備著手打開金剛牆，種種離奇的說法卻紛至沓來。多年後，趙其昌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描繪了當年的情景：“有的說皇帝的陵墓佈滿暗箭，箭頭是用毒汁浸泡過的，碰著就要喪命。又說墓門之後，上有千斤石，下有滑動踏板，稍有不慎，要不粉身碎骨，要不失足深淵……”
孫憲寶則講了當年最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墓室中有小河，河上有船，八字相合的人才能坐船進到墓室，否則……”
對於此類流言，劉精義笑言，有些說法一聽就很荒謬，譬如帝王陵寢最忌諱墓室中有水，所以往往特意將棺床建得比地面高一些，哪有成心把河修在墓室的道理？至於暗箭機關，雖未實際見過，但工作隊傾向於認為“不足信，更不可怕”。唯一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屍體腐爛形成的有毒氣體。
儘管如此，孫憲寶等民工依然將信將疑。他告訴記者，趙其昌站在梯子上從金剛牆上抽開第一塊城磚時，只聽“撲”的一聲悶響，一股黑色濃霧從洞中噴射而出，一股黴爛潮溼的氣味頓時瀰漫開來。過了一會兒，霧氣由黑變白，氣味兒也沒那麼濃了。當金剛牆被打開了一個“圭”形洞口後，有人提議找條狗先放進去探路，沒承想，這狗太凶悍，怎麼也不肯進去。這時，又有人提議，乾脆抓只雞放進去，雞不會瞎刨，也不會弄壞地宮文物。孫憲寶說，他親自跑去村裡買了一隻公雞回來，“拿繩子拴住雞爪放進金剛牆內，幾天之後，公雞還能打鳴”，工作隊這才讓趙其昌腰拴粗繩，第一個走了進去。
不過，對於公雞“探路”這個故事，楊仕和趙其昌的女兒趙朗玥講述的卻是另一個版本：的確有人提議放雞進去，但沒等雞拿來，趙其昌就從梯子上跳進了金剛牆內。趙朗玥說，父親跟她提過好多次這段插曲，“他迫不及待想進去看看，其實更多的是興奮、激動，並沒有太緊張。”
真實的細節已經無從考究，但進入金剛牆後的小心翼翼，趙其昌妻女與孫憲寶的回憶是一致的。孫憲寶說，確認金剛牆內沒有毒氣和暗箭後，趙其昌、白萬玉等人先後進去了。為防翻板，他們人手一根柺杖，左邊一下，中間一下，右邊一下，“噹噹噹”敲三下，才往前走一步。幾人一邊往前走，一邊拿手電四處搜尋，終於，兩扇漢白玉做成的石門暴露在眼前。
“拐釘鑰匙”
漢白玉石門之後，毫無疑問就是工作隊尋找一年多的地宮。然而，手推石門，卻紋絲不動。兩扇石門中間有一條小縫，手電光打進去，可以看到門後有一個石條，死死頂在石門上，外力根本推不動。
劉精義告訴記者，這是中國古代能工巧匠創造的一種自動鎖死機構，能夠把陵寢地宮從裡面徹底封閉。石門背後的石條叫“自來石”。此石呈長條狀，底部嵌在一個事先鑿出的槽中，上部卡在兩扇石門背面同樣事先鑿就的槽中，類似尋常百姓家頂門用的木棍。當帝后棺槨安放完畢，要封閉地宮時，將自來石下端卡在地宮內地面的凹槽中。石門留有一個較大的縫隙，門外的人用粗繩或其他工具牽引將自來石慢慢傾斜，直到上部嵌入石門兩邊的鑿槽。最後，隨著石門的關閉，自來石的上部完全進入石門的鑿槽之內，緊緊地頂住了石門。
這些都是後來打開石門後推理出來的原理，當時在門外的考古工作隊可是犯了難。頂門的石頭在裡面，人在外面，隔著兩扇緊閉的石門，要開門，還不能造成破壞，實在無處著手，一時陷入僵局。
學歷史出身的劉精義這時忽然想起，曾在文獻中看到過打開地宮大門的記載。他花了兩天時間翻找舊書，終於在《日下舊聞考》中找到了：李自成攻進北京後，崇禎皇帝自縊，昌平縣的幾個鄉紳出於對君主的效忠，湊錢為崇禎發喪，可惜崇禎生前未來得及給自己建陵，只是給他的寵妃田貴妃修建了一座豪華陵墓，鄉紳們便決定將崇禎安葬于田貴妃墓中。工匠們用了四個晝夜，挖開了田貴妃墓，見到了地宮大門，用拐釘鑰匙將石門打開……
劉精義將相關的文獻記載告訴了趙其昌和白萬玉。從裡面鎖死的地宮大門能夠從外面打開的記載很讓人鼓舞，只是拐釘鑰匙究竟是什麼樣？沒有人見過。但是“拐釘鑰匙”四個字，已經給出了線索。
後來經過研究考證，考古人員很快破解了這把鑰匙的構造。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L”形的鐵棒，順著門縫塞進去，然後旋轉90度，用力一推，就把自來石頂開了。
打開定陵地宮的拐釘鑰匙，卻不是這麼簡單。這把“鑰匙”原理類似，卻比“L”形鐵棒要思慮周詳。
工作隊把一根粗鐵絲彎成半圓形，立著從石門縫裡送進去，再轉過來，套住頂門石的腰部，然後把門外多餘部分鐵絲用手彎，邊彎邊送。鐵絲漸漸形成了一個圓，那一頭又從門縫轉了出來。兩頭一擰，連上繩子。這個鐵絲環的作用不是要把自來石推開，恰恰相反，是要把它拉住。開門的過程中自來石如果倒下去，很可能砸到地宮中的文物。即便是自來石本身，摔壞了也是難以彌補的損失。
頂開自來石的工具相當簡陋，就是一塊長條木板。一切準備就緒，十來個人合力開門。
一名隊員拽著拴在鐵絲圈一頭的繩子，其他隊員用竹板從門縫裡伸進頂門石的上端，一邊頂一邊推石門，頂頂推推，這樣門縫越推越寬。
等門縫大得可以鑽進一個人，年齡最小、個子最矮的孫憲寶側著身子就鑽了進去，一把抱住立起的自來石。門縫開得更大些，又有人進去，一起將自來石搬到旁邊，繼續推門。
鏗鏗鏘鏘的金石之音在地宮中悠長地迴響著，嗡嗡不絕。關閉300多年的地宮大門緩緩敞開。
定陵地宮打開的過程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下來，現在在十三陵景區內仍不斷播放著。不過，這個畫面是後來重演的，考古工作隊按照當年地宮封閉時的方法，讓自來石重新歸位，然後在攝影機前重複了一遍打開地宮大門的過程。紀錄片的畫面上，工作隊的隊員們表情輕鬆，趙其昌推開石門時甚至面帶微笑。
但當年第一個鑽進地宮大門內的孫憲寶現在回想起來還說：“真害怕！外面是沒翻板，誰知道地宮裡有沒有翻板？”
與孫憲寶相比，進入地宮的趙其昌等專業考古人員並不擔心傳說中的機關埋伏。他們更擔心的是，定陵地宮到底是否被盜過。劉精義說，如果考古人員費心發掘的陵墓到最後卻發現現場並非第一手的，那就是兜頭一盆涼水。
傳說中的機關、暗器一概沒有，但難聞的氣體卻很濃，好在大家都戴著防毒面具。這是地宮的第一道石門，石門內是地宮的前殿，這是個長方形券頂石室，地面鋪砌當時江蘇燒製的方形澄漿磚（當時的名磚，被稱為“金磚”）。
前殿後部有門，門也為石制。工作隊員們又用“拐釘鑰匙”打開此門，進入地宮中殿。此殿後部陳設有三套漢白玉石寶座，前有黃色琉璃五供和青花雲龍大瓷缸，缸裡裝有香油、銅瓢、燈芯，這就是當時所稱的“長明燈”，亦稱“萬年燈”。
可惜古人不明白最基本的燃燒原理，陵墓一封閉，沒有氧氣，燈自然熄滅，怎麼能長明？青花雲龍大瓷缸裡的燈油基本沒有用，因時間長久油已凝固。
中殿南北兩壁各有一條甬道可通往左右配殿，發掘人員又分別循著甬道進入配殿。配殿陳設有棺床，棺床上卻無棺槨。幾個考古專家的心一下子揪緊了。難道地宮被盜過？難道這地宮是假的？萬曆皇帝和皇后沒有葬在這裡，另葬別處？……
偌大個地宮內，只剩最後的一個後殿尚未打開，它也是最後的希望。
後殿的石門與前殿、中殿一樣，考古工作隊在最後的這道門前駐足。
從門縫中間往裡看，三口硃紅色棺槨在汽燈和手電的光柱中隱約可見，棺槨周圍有傾斜的青花梅瓶、因腐朽而塌下去的木箱，還有一堆金器在手電的光劃過時爍爍閃耀。
萬曆帝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終於被找到了。
地宮深處
進入定陵地宮，工作隊的任務還沒結束。作為科學考古的一部分，他們即將開始的三具屍體以及隨葬品清理工作，才是最艱難最關鍵的一步。這些即將出土的器物，或許將揭開明代萬曆年間的經濟、文化和社會圖景。
幾十年後，趙其昌回憶地宮內部給人的最初印象，用了“殘朽狼藉”四個字。他在一次以發掘定陵為主題的講座中這樣講述：“棺材腐朽了，都塌裡去了，器物顯不出來，辨別不出顏色。這個搭那個，那個搭這個，看不清形狀，稍微一不小心，就一攤泥一樣，會遭到破壞。那時條件也有限，地宮光線極暗，還沒有拉進電燈去，只有一臺小發電機，燈光如豆。”
更要緊的是，地宮已經打開，外界的新鮮空氣必然湧入，再加上人來人往攜帶的細菌，原本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器物很可能要發黴、變質。怎麼辦？今天，隨著考古技術日益進步，考古人員在清理和保存文物時，往往根據器物材質、發掘地點環境等採取去離子純淨水定時噴灑、低氧實驗室保護等各種技術，保證文物在發掘整理期間就處於恆溫恆溼的環境中。但在新中國考古事業剛剛起步時，工作隊只能採用在地宮內噴灑酒精加福爾馬林的簡陋手段進行消毒。
在劉精義的記憶中，剛噴灑過酒精加福爾馬林的地宮內氣味很衝，人一進去，幾乎出不來氣，噴嚏連連，眼淚直流。工作隊只好先放放氣，再在地宮內日夜輪班，原地清理。
濃濃的福爾馬林氣味中，繡有100個童子的百子衣、金環鑲寶玉兔耳墜、鑲寶玉萬壽字金簪、孝端皇后的六龍三鳳冠、100多匹帶有“腰封”的珍貴絲織品以及兩位皇后的屍骨，陸續被拍照、繪圖、記錄、取出並貼上標籤。
為保證屍體及隨葬器物的順利清理，正患胃病的夏鼐也搬到了定陵工棚，與工作隊同吃同住。
清理到萬曆的棺槨時，新的難題來了。
這口棺槨體型巨大，外層的槨高達1.8米，裡層的棺材也有1.4米高，棺材內滿滿地堆放著一層又一層的隨葬品，人在棺外，即使站在凳子上，也難以觸及棺內所有器物，但考古必須嚴格遵循拍照、繪圖、取器物貼標籤的順序，考古人員不能置文物於不顧，進入棺內任意踐踏。無奈，工作隊又想了個土辦法，在棺槨兩側搭起略高於棺槨的木架，架上再鋪木板，人趴在木板上，頭和上半身探進棺內就能操作。等清理到棺材底部時，又做了個小木箱吊在木架橫樑上，人蹲在木箱內繼續清理。
趙其昌的回憶文章中提到，夏鼐曾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時間，才把萬曆的冕和皮弁的形式、結構、尺寸、色澤，以及串珠的繫結式樣、數量等，一一清楚地記錄下來，還親自繪製了草圖。
楊仕印象最深的是從萬曆棺槨內取出的一頂十二旒冕冠。冕冠是皇帝在舉行祭祀大典時才佩戴的禮冠，上面是長方形的板稱為冕板，前後兩側各垂有十二旒五彩玉珠。這頂冕冠，入葬時是用馬糞紙盒裝的，年歲久遠，打開棺槨時，冕冠上散落的幾百顆玉珠、馬糞紙的碎末以及灰塵等全都混在一起，工作隊不得不用篩孔大小不一的篩子反覆篩，才將冕冠上的玉珠全部篩出。
當工作隊清理到萬曆隨葬物品的第11層時，一條兩邊對摺的錦被出現了。打開錦被，萬曆的屍骨終於揭開了神祕面紗：不是想象中保存完好的屍蠟，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髏，輕輕拿動，骨骼就四散開來。
隨後，萬曆和兩位皇后的頭骨被送到北京口腔醫學院周大成教授處進行初步鑑定，發現萬曆患有嚴重的齲齒和牙周病。三具屍骨被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進行復原，研究人員從骨骼測定，萬曆身高1.64米，駝背，右腿明顯比左腿短。
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終於基本結束，歷時兩年零兩個月的定陵發掘以出土3000餘件文物宣告完工。1958年9月6日，第一座皇陵發掘的消息，在封鎖兩年多後經新華社向世界播發，一時引來世界矚目。對於整個發掘過程，趙其昌曾回憶說：“定陵的發掘工作並沒有走彎路，可以說比較順利。”然而，發掘完成之後，定陵出土的器物、萬曆的屍骨甚至趙其昌本人，卻不得不在特殊時代的洪流中走上了一段彎路。
遺憾
1966年8月的一天，十三陵的一片廣場上火光熊熊，激昂的人群高呼著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主階級頭子萬曆！……”他們批鬥的對象，是已經死去300多年的萬曆皇帝和他的兩位皇后的屍骨。在此之前，中科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經過一年的努力，才將三具散開的屍骨穿製成整體。
當年目睹屍骨被焚的定陵博物館職工師峰曾對楊仕回憶，三具屍骨先被砸爛，繼而點火焚燒，許久，一場大雨傾盆而下，燃燒著的三具屍骨，最終在萬曆精心挑選的這片風水寶地中與泥土融為一體。那時，萬曆和兩位皇后的棺槨，也早已被扔到寶城外面的山溝裡。
十幾年後，因撰寫定陵考古報告，趙其昌和報告的另一位作者王巖一起來到了三具屍骨被焚的現場，渴望找到一點歷史的遺痕，可惜，最後連一點骨渣都沒發現。
據史料記載，萬曆一生多病，經常出現“頭暈目眩”、“身體發軟”、“目疾足痛”等症狀，但臣僚們面對其28年不上朝的消極怠工，多將他的病症歸咎於酒色過度、精氣虧損。那麼，究竟是什麼病致萬曆於死命？作為發掘明陵的倡議者之一，郭沫若曾向趙其昌建議，要對屍骨多方面化驗，可借鑑國外的病理學研究，解開萬曆痼疾之謎，也可藉此瞭解明代社會的疾病情況。然而，一把大火讓屍骨消失殆盡，這個謎終究成了不解之謎。
在政治運動的衝擊下，趙其昌也未能倖免。因為一張批判他在地宮內放“毒氣”的大字報，他被下放至良鄉竇店農場勞動。沒有人去深究，所謂的“毒氣”，就是簡陋條件下不得不拿來消毒的福爾馬林，這“毒氣”，也給趙其昌留下了肺部受損的“紀念”。
除了時代洪流的影響，技術水平和經驗不足造成的遺憾更令人心痛。
楊仕告訴記者，定陵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絲織品應該是最具價值的。她解釋說：“明代的絲織品一向以織工細緻、花色鮮豔、品種繁多著稱，可謂中國織造歷史上的光輝一頁，但在定陵發掘之前，民間很少見到明代絲織品，存留至今的實物更是鳳毛麟角。定陵的整匹絲織品，每捲上都有‘腰封’，寫著尺寸、時間、產地、質地，實在是太難得了。”
談及此事，劉精義嘆息連連：“定陵最惋惜的就是絲織品沒能很好地保存……” 他對剛出土時的絲織品印象深刻，有的被擠壓後連在一起揭不開，但也有不少絲織品、衣物是完整的，顏色略顯暗淡，花紋圖案卻很清楚，質地也很柔軟，能舒展開。遺憾的是，由於經驗不足，考古人員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塗抹在半腐的衣物上，剛開始幾個星期，衣物還看不出變化，效果似乎不錯，哪知過了幾個月就全變黑、變硬、變脆。再加上當年的文物庫房太過簡陋，四面漏風，根本談不上恆溫、恆溼、避光，以至於後來出版的考古報告裡，大多數絲織品只能呈現支離破碎的損壞狀態。
對此，趙其昌也曾無奈感嘆：“損壞沒有發生在發掘之初，而發生在發掘之後，這是萬萬沒有料到的。不無痛心，更不無遺憾，而遺憾再也無法彌補。”上世紀90年代，他隨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前往西安參觀兵馬俑。聽說陶俑身上原本繪有顏色，自土中取出來時，色彩貼在土上，土成了彩繪，而俑卻露出了陶身，成了灰色，趙其昌不禁再度感慨，發掘易，保存難！
事實上，直至今日，考古界對於出土絲織品的保存也沒有完全可靠的方法。當年的領導層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趙其昌回憶，在定陵考古工作尚未完全結束的時候，國務院就曾通告各文物部門，皇陵不能再發掘，而最初的長陵發掘計劃，自然也就擱置了。
“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如今已是中國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方針之一。據中國文物報社副社長彭常新的研究，這一規定，正是源於定陵的考古試掘。他在文章中寫道，夏鼐身體力行地清理萬曆棺槨時，看到棺內衣物疊壓難辨、器物一碰即碎的情景，更加堅定了業已形成的對帝王陵寢不宜過早發掘的思想。幾十年後的1987年，面對各省上報主動性發掘計劃越來越多的情況，國務院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通知》特別指出：“對不妨礙基建的重要古墓葬、古遺址，在當前出土文物保護技術還沒有完全過關的情況下，一般不進行發掘。”
1997年，國務院首次明確：“由於文物保護方面的科學技術、手段等條件尚不具備，對大型帝王陵寢暫不進行主動發掘。”至此，定陵發掘引出的“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寢”意見，終於在各地意圖發掘帝王陵寢刺激旅遊的現實中，成為鐵的規定。
風雪俱停
今天的人們提起十三陵時，多少都會憶起定陵發掘的些許往事。鮮為人知的是，從1958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館建成開放，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前，定陵對於眾多的遊客而言，只是一座普通的遺址博物館。遊客們不知道定陵發掘背後的坎坷往事，除了考古界的同行，也很少有人追問新中國發掘的第一座皇陵為何遲遲不見發掘報告問世。
《風雪定陵》的作者之一嶽南是個例外。1989年下半年，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就讀的嶽南來到十三陵參觀，看到氣勢恢宏的定陵地宮時，他忍不住向講解人員詢問定陵的發掘過程，結果講解人員也是一知半解，只知發掘與北大考古繫有關。於是，嶽南帶著疑問找到了北大考古專業教授閻文儒，輾轉介紹，這才找到畢業於北大的定陵發掘工作隊隊長趙其昌。
那時，趙其昌正在等待定陵考古報告的最終出版，經歷了多年的曲折，對於定陵發掘的細節故事，這位曾經開朗健談的老人選擇緘默，不願多言。
按照考古工作的常規，從發掘完工至建起博物館只算完成了工作的一半，要到整理、修復文物並把全部發掘過程、出土文物以及相關問題編寫成為報告，公諸於世，才算最後完成。可惜，由於歷史原因，定陵發掘的後一半工作卻一拖就是20多年。
親自指導定陵發掘的夏鼐，深知報告對於研究的重要性。趙其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夏師一直在關心此事，每次見面總要問起”，“‘文革’後期，在燈市口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長……他把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信函遞給我，有國內的，更多是國外的，厚厚一疊，有詢問，也有譏諷、挖苦，甚至口出不遜，令人難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詢問信送給他看，他不再走動，靜靜地坐著，一語不發……” “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把整理定陵出土文物、編寫發掘報告列入了“社科六五規劃”項目。1979年，趙其昌、王巖等人進駐定陵，定陵發掘報告的編寫工作終於上馬了。
楊仕告訴記者，雖然編寫報告時帝后的屍骨和棺槨已遭損毀，原始資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黴汙，絲織品殘損更甚，但十幾年的運動風波中，定陵的倉庫保管員李亞娟一直默默守護著裝滿文物和發掘工作原始記錄的簡陋倉庫。倉庫裡的大量文物、照片以及趙其昌的發掘筆記，成了定陵發掘報告最原始的資料。1985年5月底，總計65萬字、近400幅照片的定陵發掘報告初稿最終完成。1990年，報告取名《定陵》，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面世。此時，距離1956年定陵試掘開始，已經過去了30多年。
歲月行至今朝，恰逢定陵發掘60年，定陵博物館也已對外開放50多年。當年存放於簡陋倉庫中的3000餘件文物，已然如當年的考古前輩所願，在斥資3000多萬元修建的地下專業文物庫中“安家”。總面積2435平方米的新建文物庫房，終於能達到安全保衛和文物所需要的恆溼、恆溫要求。
就像趙其昌在《風雪定陵》一書的序言中所寫，“現在風已停歇，雪已消融”，而那些曾經伴隨這座皇陵的往事，終將成為中國文物考古史上難以消逝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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