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看問題需要動態、全面地看待
康熙皇帝歷來被人稱作“明君”，“康熙盛世”雖然並非過去宣傳的那樣的美好，但也是確實存在的。
自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始，清朝開始進行“全國性恢復建設”。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明節（二月廿九，4月4日）這一天，康熙皇帝宣佈了一項重大的個人決定！要求全國官員不必再討論，必須先行執行，細節問題以後慢慢交流。
這就是，康熙朝“永不加賦”問題。總體上對於這一政策，絕大部分主流學者都持“積極看法”，但隨著網絡學者地加入，將這一問題評論輕率化了。
例如在本平臺內部就有三篇文章，用不同的標題、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間發出同樣一篇文章，其主體觀點就是：“永不加賦”只是康熙為了博取好名聲，不顧國情、國力而出的問題，同樣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問題——百姓逃荒。
“靜止地看待問題”，當然可以得到一些正確的觀點。但“永不加賦”並沒有給清廷財政帶來多大問題，許多問題並不是“永不加賦”這一財政稅收問題導致的，而是因為其他原因。
例如流民問題。它是封建社會中國永久的問題，遇到災荒、動亂乃至戰亂，流民問題就會出現，什麼“盛世”都會有。同時，康熙五十一年的政策，從政策出臺到真正實行必然會有一個過程，這是每個成年人都應該有的“意識”。以流民來評價單一的稅賦問題很不厚道。
“永不加賦”問題從提出，中經雍正的“攤丁入畝”（1723年）定型，再到乾隆五年（1740年）徹底完成，歷經27年。作為康熙皇帝本身的價值在於：提出政策方向，開始進行大規模建設。
（1）戰後26年，康熙決定全國性進行民生建設
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康熙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宣佈，康熙五十年的地丁銀和歷年虧欠全部免除，共計956萬2500兩賦稅免收。
康熙五十年十月初三，康熙對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宣佈，康熙五十一年的地丁銀和歷年虧欠全部免除，共計1015萬3400兩賦稅免收。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三，康熙對江蘇、安徽、山東、江西宣佈，康熙五十二年的地丁銀和歷年虧欠全部免除，共計1234萬8797兩賦稅免收。
以上三年全國性免除了19個省級行政區的3206萬4697萬兩白銀的稅收。除此以外，折三年還對沒有進行普免的省份進行省內免稅，近三年共免除3800多萬兩白銀的賦稅。請注意，這是針對田地、人口的全國性免稅，不僅包括地主，還重點對佃戶們進行免稅。
這代表了什麼？
代表經過26年的發展，從1684年開始的全國性建設已經取得了成績，財政日漸充盈，而老百姓生活還很困苦的情況下，康熙從1710年開始大規模照顧民生問題、為民減稅運動。
康熙五十一年，清明節這一天，更是放了個大招！
（2）1712年清明節的聖旨，宣告清朝“全國性大建設民生問題”開始，選擇這一天，很明顯是一種意寓“政治清明、天下平祥”的含義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的清明節那一天，康熙發佈了一道聖旨，內容很讓人振奮。即從明年開始以後的時期，國家賦稅納稅人口按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口數量收取。日後無論生出多少人也不能變。
與此同時，康熙皇帝為了促進民生問題，宣佈大規模的減稅政策，又不完全統計，康熙朝總共減免賦稅1億4千萬兩白銀。
那麼？康熙為什麼要制定如此政策。他的理由很簡單：為了避免前朝滅亡教訓，我要知道真實的人口數，你們誰都別騙我，我不是想趁機加稅，相信我的真誠！
康熙認為：如今天下和平已久，百姓戶口日漸繁多，那麼，大清國到底有多少人呢？不知道！
戶部不知道、百姓不知道、皇帝更不知道。那麼，皇帝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少人是非常可怕的。
首先是，該交多少稅不知道。
其次，打起仗來，能動員多少兵馬不知道。
最後，老百姓早期反來也沒心理準備。向前朝農民起義，剿了一批又一批層出不窮。怎麼這麼多人呀！
為何這麼多人不在朝廷掌握中？除了“賤民問題”外，主要原因就在於：老百姓們生活都很苦，為了少繳稅，往往想盡一切辦法避稅、免稅、逃稅。
有錢有權的人可以合理合法地逃稅。沒錢的人普通來百姓只好少報人口逃稅。正如康熙在聖旨中所說“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戶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
那麼，不交稅的那些人在幹什麼？
百姓的回答估計會把康熙嚇死，“鹹雲：蒙皇上弘恩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遊閒居而已。”
因此，康熙很著急，到底有多少人遊手好閒呀？萬一有事兒，這些人都是不穩定因素呀。總要先了解情況。
康熙知道百姓的想法，便在聖旨中告訴官員們、百姓們“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
康熙甚至威脅直隸督撫及相關人口普查官員：朕於就近直隸地方遣人逐戶挨查即可得實！
意思很明確，雲貴川等地區離我遠，我不容易查。直隸總督你小心點兒，少欺瞞我！我派人挨家挨戶去查，肯定能得出實際數字，別以為我不會。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真實的人口數量不是為了加稅！你們全都不用擔心！
最後，康熙斬釘截鐵地說：這件事就這麼定了“此事毋庸速議”！我一個人就這麼定了，等以後再慢慢地說細節！
對於“永不加賦”問題，許多人都有一個擔心：影響財政收入，不僅康熙朝的官員們如此，就是有些現代網絡史學家也是如此認為。
（3）“永不加賦”問題沒有影響財政收入問題
有些人受影視劇影響，總覺得康熙朝末期多麼爛，給雍正留下一個爛攤子。
其實，並非那麼不堪。影視劇為了捧“主角”往往利用手段給他增加光環。
“三藩之亂”被平滅代表清朝已經沒有被推翻的威脅；“施琅收復臺灣”代表清朝最本質的敵人被消滅。也就是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開始，清朝就進入了“全面建設”時期。再到永不加賦時期，清廷的庫存白銀數量可以代表財政收入的一部分。
之所以說一部分，就在於任何朝代戶部掌控的錢都只是朝廷掌控的錢的一部分而已。
康熙戶部存銀（以後年份照此省略）十一年1810萬；十二年2136萬；十六年531萬；十七年334萬；二十五年2605萬；二十六年2896萬。
可見戰亂一停，戶部存銀問題逐漸釐清，二十五年即達2605萬兩。由此，逐漸升高，在康熙朝，存銀最高年份是五十八年的4737萬兩，其後為四十七年的4718萬兩。康熙五十九年到六十一年，數字開始下降，到了雍正元年就只有2371萬兩庫存了。
為什麼？那三年清廷在用兵於：定西藏、屯兵青海對付準噶爾等，由此才造成康熙朝最後三年庫存白銀大幅下降。軍費是封建社會朝廷最大的花銷，什麼時候打仗什麼時候財政支出就陡然上升。中國和歐美國家對戰爭的區別在於：中國的戰爭從來不是為了發財，一般是為了穩定。歐美國家則主要是為了掠奪財富。所以，古代中國因戰爭發大財很少，歐美一般都是為了發大財主動挑起戰爭。
因此，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後，儒家因此比較反對戰爭。對於這一點，宋朝最為典型。其次，就是晚清時期。
但即使如此，我們發現：從戶部存銀看，“永不加賦”政策對清廷的財政收入收入沒有產生負面影響。因為，戰爭一結束，雍正朝的財政收入、戶部存銀立刻上來了。
雍正朝乃至乾隆朝的國力發展、民生基本穩定，其實主要就有賴於“永不加賦”，因為它主要針對的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而農民是當時的主體人群。同時，“永不加賦”等減稅免稅政策，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由糧食作物向經濟作物發展，經濟作物有促進了手工業發展、商業發展等。
可以說，“永不加稅”問題利國利民。
（4）“永不加賦”問題利國利民，但政策發揮效應是有時間過程的。而且，稅賦問題是單一問題，它不能解決封建社會頂層設計問題、吏治問題嗎，更不能影響儒家思想問題，因此，不能毫無理由地把“晚清的失敗”打在康熙屁股上
康熙“永不加賦”問題，毫無爭議地可以說是一項好的政策。但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有執行能力問題，還要看客觀環境變化，如此等等，定然會出現各種問題。因此，不能像本平臺內的某兩篇文章所做的那樣，把晚清的錯誤歸咎到康熙的“永不加賦”上，其實根本經不起任何推敲。把一個半世紀後的事情推到一個半世紀前的做法，本來就是錯誤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沒有一項好的政策能在二三十年內不走樣，好的變壞的。其根本就在於仁政問題。這是整個封建社會（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的問題。
對於這一點，如果把心態放平正應該會認同。但歷史從來不會被公正評價的學問，因為是人的學問，是人就會有錯誤或錯誤嫌疑；因為是人的學問，評價者就會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同樣一段歷史文字，你如果本身就對清朝有其他想法，自然好的也可以說成壞的。
特別是在目前情況下，更是如此。康熙朝“永不加賦”政策對於當時的中國卻有好處，但它的政策發揮是有時間過程的。其根本路徑就是：康熙朝小範圍實現，雍正朝經過“攤丁入畝”真正實現，乾隆前期得到真正實現。
例如“陋規”問題。“陋規”問題的本質就是“貪腐”問題。有些人認為“陋規”問題的擴大是因為康熙朝“永不加賦”政策造成的。首先，“陋規”問題古已有之，宋朝、明朝都比較明顯，只不過，宋明沒有形成明顯的“潛規則”。
貪腐涉及到“人性本惡”觀念（我是管人的人，難道跟你被管的人一個生活水平嗎）、封建我、社會的等級觀念（我是官、我是民之父母你老不百姓不供養父母不供養官員嗎？），以及明朝和順治康熙朝實行的“低工資制”所造成的官員生計問題、以及清朝的財政制度設計問題（地方官員留給一定的稅收，但如果地方內發生戰亂、災荒等問題，要先自行籌集經費進行墊付，然後經由戶部報銷）等諸多問題。
下文提示：
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可以介紹清楚的，因此，本文之後我們將從康熙認為“永不加賦”後對財政收入影響，應該從哪些方面進行彌補，去說明康熙對這一民生問題的考慮並非像有些人“簡單粗暴”地評價那樣：只是為了臉上的麻子兒少些，讓自己更漂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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