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城金藏》扉畫及經文 鄭蔚/攝
為紀念《趙城金藏》搶運保護75週年，前天，臨汾隆重舉行首批百卷《趙城金藏》迴歸廣勝寺捐贈儀式系列活動。
《趙城金藏》是我國文化遺產中的珍品，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一起被譽為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的“鎮館之寶”。從去年3月起，臨汾市啟動了為期五年的《趙城金藏》複製工程，運用現代科技結合傳統工藝，對國圖館藏《趙城金藏》進行1：1原貌複製，每卷複製3件，1件迴歸廣勝寺，1件入藏即將建成的臨汾市圖書館，1件回贈出資單位或個人。
修復前的《趙城金藏》
國家圖書館館長韓永進在捐贈儀式上指出，臨汾採用政府組織、民間助力的方式，通過高仿製作重現《趙城金藏》面貌，是讓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的重要實踐，是保護、傳承、弘揚優秀歷史文化的一項重要舉措。山西省文化廳副廳長張健認為，此複製工程是對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生動實踐。
走過八百多年曆史風雲的《趙城金藏》，它和臨汾有著何種歷史淵源？它對中國佛教事業有何重大意義？75年前，八路軍又是如何為之浴血犧牲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文博工作者又是如何修復和妥善保存《趙城金藏》的?日前，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專家和山西臨汾的文物保護工作者，為文匯記者講述了這穿越時空的感人故事。
“松柏參天，殿宇雄偉，佛像莊嚴。五彩壁畫，藝術驚人，惜為不肖者刮賣，僅存壁尖殘餘。‘上寺’距其寺 (下寺) 四里山腰，遙見林木中高聳釋迦牟尼佛舍利塔，裝以綠色琉璃瓦，八角十三級層角造有天龍八部護法神像，飛舞活潑，行色各異，端懸鐘鐸，每風至，聲聞數裡，循聲登石級而達上寺。”這是1933年夏，高僧範成法師來到山西洪洞縣趙城鎮附近的霍山南麓的廣勝寺，留下的筆記。
相傳廣勝寺建於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東漢建和元年(147)，當時稱阿育王塔院。唐大曆四年(769)，代宗皇帝李豫敕建重修，並賜額“大曆廣勝之寺”，意為“廣大於天，名勝於世”。而它在中國佛學史上的特殊貢獻，不僅在於其建築群落佈局嚴謹，造型別致，飛虹寶塔璀璨奪目，更重要的是它還曾珍藏護佑了舉世無雙的《趙城金藏》。
修復後的《趙城金藏》
九死一生，《趙城金藏》重見天日
“《趙城金藏》的發現，對世界佛學的意義非常重大。佛教發軔於印度，但全世界佛教早期典籍保存得最多的卻不是印度，而是中國的漢譯本。”在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部，研究《趙城金藏》幾十年的研究館員李際寧先生向記者娓娓道來，“漢譯佛典絕大部分是東漢至隋唐時期譯成的，我國第一部木刻版的漢文大藏經在北宋開寶年間(公元971-983年)在成都雕刻完成，它採用千字文編次順序，共五六千卷，卷軸式裝幀，數千萬言，這可能是人類在公元十世紀之前最早最龐大的一部佛教叢書，史稱‘開寶藏’。但迄今為止，‘開寶藏’全世界只剩12卷，美國1卷、日本2卷、中國9卷。相對‘開寶藏’五六千卷的總量而言，存世者僅為只鱗片甲。”
國圖研究館員李際寧
北宋以來，中國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經的傳統。“佛法強調‘三寶崇拜’，就是對佛、法、僧三者的供奉，佛是指佛像，僧是指僧人，法就是大藏經及舍利等。但到民國初年，因為戰亂等各種原因，宋元明以來的各藏不僅經板早已毀滅殆盡，就是印本，也僅存零卷零本。國內比較完整的大藏經板，僅剩‘乾隆藏’一副經板，但因殘損、混亂，如不斥巨資和花費大量人力物力予以重新修版，幾乎沒有再使用印刷的價值。”李際寧說，“當時，寺院和學術界都痛感缺乏大藏經，於是開始到民間‘尋覓古經’。”
1930年，陝西大旱。時任“華北慈善團體聯合會會長”的朱慶瀾將軍在陝西意外地發現了頗為罕見的宋元版《磧砂藏》，於是發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打算籌款影印《磧砂藏》。但藏經會很快發現，缺卷太多，用行款相同的大藏難以補齊。1931年，藏經會召開第三次常務理事會議，增補範成法師和黃贊熙為常務理事，並提出將《磧砂藏》從西安借到上海去拍照。
於是，範成法師開始在晉、陝地區調查古本大藏經。1932年九十月間，聽說郿縣魏家村鳳舞寺有古經，但西安郊外又有土匪，範成等人甚至“著破衣”，化裝前往，但該寺所藏是一部《永樂北藏》，不太理想。直到1933年夏天，範成到晉南趙城縣霍山山腰上的廣勝寺，才見到了藏於上寺的古本大藏經。“從文物角度講，範成可稱之為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大藏經的發現者。但是，他對這部大藏經的結構、規模、主持刊雕者、助緣人、刊刻年代、地區等，都沒有來得及弄清楚。從學術史講，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蔣唯心。”李際寧說。
蔣唯心當年是南京支那內學院創始人、院長歐陽竟無的弟子，1934年秋，他受命前往廣勝寺調查這部古本大藏經，一路顛簸，可謂九死一生。是年12月，蔣唯心在他發表的考察報告《<金藏>雕印始末考》中寫道：“今秋，餘謹銜師命，前往檢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關，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霽，赴河干喚渡，時風勢未戢，舟子不敢應。適有臨汾、洪洞二客，歸期急迫，冒險登舟，餘即提篋隨之。纜既解，浪湧舟橫，櫓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轉側，聽其漂流。東下約二十里，始著淺灘，四顧荒野，無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餘隨眾緣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著泥沙，後遂致目疾”。
蔣唯心在廣勝寺潛心研究四十餘天，終於弄清了這套古本大藏經的來龍去脈：“此經原刻自皇統八九年至大定十餘年，前後約三十載，以晉西南隅為中心，由私人募資，於天寧寺開雕大藏經版會刻成之，固毫無疑義。今正其名為‘金藏’可也。”蔣唯心的發現，舉國震動，他是首次提出這套古藏應定名《趙城金藏》的人。
李際寧強調：“《趙城金藏》為‘開寶藏’的覆刻本，它學術價值極為珍貴。它的重新面世，對20世紀中國佛學的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卷首扉畫，為《趙城金藏》所特有
佛學界和史學界公認，蔣唯心為《趙城金藏》的真正發現者。李際寧說，蔣唯心的貢獻為：“定名本部藏經為‘金藏’；首次將有關崔法珍的史料與本藏刊雕歷史結合起來；全藏千字文編號起‘天’終‘幾’，凡680帙，推測全藏應有7000卷；《金藏》之基本版式為每紙豎排23行，每行14字。其餘著述部分，行款不同，蓋‘多由單行本收入藏中，覆刻原版，遂不能一也’；大藏刊雕年代，雖‘未必適在皇統九年與大定十三年，然據此推測，亦不過遠’；本部《趙城金藏》為元初太宗與其後聽政時期補雕本。”
金代刻書於今傳世甚少，《趙城金藏》四千多卷均為珍貴的金代刻書的實物標本，僅從實物本身而言，就是中國印刷史上一座了不起的寶庫，而從其承載的文化內涵而言，更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
李際寧說：“《大藏經》為佛教經典的總集，它是包羅宏富的佛教典籍的綜合，也是異域佛教中國化、融合演變發展的結晶與載體，但它又不僅限於佛經，是在佛教篇目體系下，涉及哲學、歷史、語言、文學、藝術、天文、歷算、醫藥、建築、國際關係等領域的‘百科全書’。已故中國社科院宗教所所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老先生認為，《趙城金藏》已超越‘國寶’，屬世界文化遺產。”
1982年，國家組織出版《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正編，就是以《趙城金藏》作底本，按《趙城金藏》的目錄體系，重新編輯影印。可見《趙城金藏》對中華文化的重大貢獻。
但令人遺憾的是，記載主持《趙城金藏》刊雕的比丘尼崔法珍事蹟的資料已隨《大元一統志》《析津志》等典籍的亡佚而流散，而最初記錄崔法珍刊雕此藏的原始數據———趙渢碑，也在明代中期湮滅於世。蔣唯心曾說過：“明昌四年趙渢為崔法珍撰碑當有記載，惜有明以來，碑石久毀，無足徵也。”
上世紀90年代，李際寧在研究國圖收藏的《磧砂藏》之《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九的時候，在卷末題記中發現了崔法珍刊雕《金藏》的碑文；2016年他又對山西絳縣太陰寺發現的《雕藏經主重修太陰寺碑》進行了研究考證，於是梳理出了《趙城金藏》的來龍去脈：
“潞州長子縣崔氏童女名法珍”，斷臂出家，號召信眾三千餘人，化緣眾籌。這部大藏經版雖有多處藏院合作，但組織者為崔法珍，由崔在山西運城縣天寧寺雕造大藏經版，歷時二十餘年。經版雕成後，表奏朝廷，並進獻經板，世宗皇帝“敕降童女菩薩以為弘教大師”。可惜的是，此經板在元代中期被毀。但值得慶幸的是，在忽必烈進了大都(今北京)還沒有將國號改為“元”(史稱“蒙古時期”)之時，廣勝寺僧人已到大都的寺廟重印了這部大藏經，雖然目前已難以考證究竟是大都的哪座寺廟完成了印製的壯舉，但為這部古藏留下真跡而功德無量。這部大藏印好後，運回山西臨汾廣勝寺裝潢，加裝卷軸和扉畫。此扉畫為其首創，據專家考證，“開寶藏”中並無扉畫。扉畫的卷端，題有“趙城縣廣勝寺”，並珍藏在廣勝寺，在霍山上的暮鼓晨鐘裡默默度過八百六十多年時光。
日前，記者來到臨汾，在臨汾地圖上卻找不到“趙城縣”，其下轄的縣市中只有洪洞縣、趙城鎮。洪洞縣廣勝寺文管所副所長段建風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當地行政區劃調整，趙城縣與洪洞縣合併，趙城縣縣城原址改稱“趙城鎮”。
走進位於霍山的廣勝寺上寺，前殿中間供養著多尊佛像，既有銅鑄，亦有泥塑。四壁放置著10個似乎並不起眼的4開門的藏經櫃，其中高的有近2米，寬也有近2米。歲月已經在它們身上留下了斑駁的光影。
三面是敵，英雄虎口搶金藏
上世紀30年代，《趙城金藏》重現於世，海內外為之震驚。蔣唯心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發表，就引起日本學界的極大關注，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就有多篇學術文章介紹《趙城金藏》。李際寧告訴記者，“這裡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1924年(日本大正13年)，日本學術界開始整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1934年，《大正新修大藏經》印行。就在這時，中國宣佈發現金代雕刻的《趙城金藏》，對日本的震撼可想而知。”
1937年，“七七事變”導致抗戰全面爆發。日寇入侵山西以後，就一直圖謀奪取《趙城金藏》。當年太嶽根據地的創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嶽區第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的史健(原名李維略)曾指揮八路軍從“虎口之下”搶運《趙城金藏》。使這國寶免遭日寇洗劫。
幸運的是，在李際寧老師的幫助下，記者找到了史健之子李萬里先生。
史健之子李萬里
李萬里雖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鑠，思路極為清晰。為還原當年八路軍搶救《趙城金藏》這段歷史，三十多年來他訪問了數十位父輩的老戰友，對這段歷史如數家珍：
搶運《趙城金藏》的時間為1942年2月。據他查證到1942年7月6日《新華日報(太嶽版)》曾刊登報道，全文如下：“新華社太嶽分社訊：據確息，趙城佛家勝地廣勝寺，為兩千餘年之古蹟，藏有古代經卷四千七百餘卷，為古代文化之珍寶。日寇佔領後，覬覦此巨經已久，近且設法盜取，為我當地軍政民發覺，遂配合精銳武裝，並得該寺和尚之助，於日前將該經全部搶救出來，業已轉送邊區政府保存。”
此文可信度極高，因為日軍的“五一大掃蕩”已於6月中旬結束，日軍退回原據點，而跟著八路軍轉輾山野反掃蕩的《趙城金藏》也安然送到邊區政府。此消息的公開報道，不會給這部古藏帶來危害。
誰是日軍要搶奪《趙城金藏》的情報來源？當年的太嶽區第二地委祕書長(曾任國務院參事)曾遠回憶說，那時二地委地處太嶽區的前沿，敵工工作開展得好，工作能做到敵佔區的縣城裡頭。當時的敵工人員都是單線聯繫，太嶽區有的敵工人員就是由史健親自談話派出的，記得有穆彬、李力耕等同志。潛伏的陳煥章(陳濤)還當上了臨汾偽大漢義軍的少將司令。我記得日本人要搶廣勝寺藏經的情報是從敵人內部獲得的，說日本人打算搶經，但沒找到藏經的具體地方。
據曾遠回憶，這一重要情報的來源，是地下黨安插在日軍中的內線穆彬。穆彬是二地委的敵工部長，化名“馬廷傑”潛入臨汾日軍69師團任情報班長。可惜，因穆彬1946年就犧牲，沒有為後人留下更多的細節，成了無名英雄。
當年的趙城縣委書記李溪林(曾任國家安全部諮詢委員會副祕書長)告訴李萬里，一天中午，我在石門峪縣大隊部接到史健書記電話，說：延安有電報來，批准我們搶運經書。這部經書很珍貴，是國寶。你們務必做到：一、經書一定要拿到手；二、動作要迅速；三，要嚴格保密。當時，趙城有兩座寺廟，興唐寺比廣勝寺大，開始我認為經書藏在興唐寺的可能性較大，於是派縣遊擊大隊長徐芳生去興唐寺調查，撲了個空，才知經書在廣勝寺。
李溪林於是帶徐芳生和警衛員趕往廣勝寺，當他們向住持力空和尚說明來意後，力空面露難色，說：“太原失守前，一戰區衛立煌中央軍的一箇中將軍長親自來找我要經，我沒給。太原淪陷後，二戰區閻長官派個師長來要經，我也沒給……”經李、徐兩人曉以大義，力空和尚深思後說：“要可以，但只能親手交給朱總司令。”
“七七事變”至1938年春，八路軍總部與朱總司令曾在趙城縣馬牧村住過，在當地影響很大。李溪林勸力空和尚說，朱總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等把書運到根據地，再讓朱總司令的祕書寫個借條送回來。力空和尚這才最終同意。
當時廣勝寺的東北方向通往抗日根據地，而西北30裡的趙城縣有日軍一箇中隊、西南洪洞縣城駐有日軍一個大隊，正南15裡的蘇堡鎮有日軍一個小隊。因此搶運任務由地委機關幹部、軍分區基幹營一連和洪洞、趙城兩個縣大隊在夜間執行。那時，經書已經藏到飛虹塔二層銅座佛空心的體內，由部隊入寺取經，當晚12時左右將經書全部安全運出，由趙城二區幹部群眾牽驢運輸。據老前輩回憶，在撤退的過程中，曾與日軍發生交火，有多名戰士犧牲。但我軍沒有戀戰，將經卷直接運到根據地內安澤縣的亢驛村，當時這裡是二地委的機關所在地。
當時，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物資相當匱乏，紙張更為稀缺。有個別戰士不懂經卷的價值，將經卷引首的空白處剪下釘成本子用。史健知道後痛心地說：“無知、無知、太無知了! 這紙相當於宋紙，都是寶物很珍貴，誰再損害要受紀律處分!”
這些經卷還沒有來得及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日軍就開始了“五一大掃蕩”。反掃蕩出發前，史健規定每個人都要背經卷轉移，還宣佈了紀律：“人在經卷在，要與經卷共存亡。人在而經卷不在者，回來要受黨紀處分。”
八路軍就這樣保住了《趙城金藏》。在反掃蕩中，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又有很多戰士為保衛經卷而壯烈犧牲。
時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張天珩(曾任輕工部副部職)，在回憶中說道，在軍情如此緊急的情況下，史健能慧眼識珠地想到搶運和保護這稀世珍寶，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機會，真是為中華民族立了一大功。
紙壽千年，百廢待興救“金藏”
《趙城金藏》雖未落入敵手，但狀態並不樂觀。“大概有三分之二成‘炭棍’了，”在北京國圖古籍館的文獻修復組，研究館員杜偉生告訴記者，“因為在反掃蕩轉移中，有的經卷藏身煤窯裡，黴菌和煤灰把一卷卷的古藏都粘結在一起，從外觀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亟待整理修復。”
國圖研究館員杜偉生
北平和平解放以後，1949年2月，當時解放軍尚未突破長江天險，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就請示中共華北局及華北政府並獲批准，將《趙城金藏》移交給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 (今國圖的前身) 保管，可見共產黨人對中華文化典籍何其重視。一個多月後，華北大學派員押送古藏到當時的北平。入藏北平圖書館以後，時任代館長王重民和善本部主任趙萬里對此非常重視，馬上組織人手著手整理、修復這部珍貴的佛教經典。
是年5月14日，北平圖書館為此召開了首次為修復古籍而舉行的研討會，研討修繕和保護方案，並由此成為學術慣例。根據國圖保存的座談會會議紀要，座談會由王重民主持，北京圖書館著名版本學家趙萬里、運送《趙城金藏》的張文教、巨贊法師和范文瀾、晁哲甫、於力、馬叔平、韓壽萱、周叔迦、向達等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趙萬里先生提出的整舊如舊“保存原樣”的修復原則。當時百廢待興，尚未宣佈建國，國力維艱，但依然決定增派修裱技工，以每人每月小米180斤為月薪，而裝裱所需紙張則由巨贊法師、李濟深副主席和其他社會名人向海內外華僑信眾募資籌得。
次年6月，巨贊法師募購廣西沙紙已經運抵北京。至此，修復《趙城金藏》的用紙準備完畢。
“修復《趙城金藏》最難的是什麼？”記者請教杜偉生。
“難度就在‘揭’，只要能把粘結在一起的經文揭開，一半任務就完成了。”杜偉生說。
揭，按傳統的手法，既有幹揭，也有溼揭。“當時我們採用的辦法是蒸揭，就是把經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紙，再擱在特製的籠屜裡蒸。用水蒸氣潤一下，紙才能揭開，但不會破。如果揭到一半又揭不開了，說明水蒸氣還沒有進到這一層，就再蒸，直到書頁全部揭開為止。”
“您不是說經文上長黴了嗎？這怎麼辦？”記者問。
“揭開了就洗，用水溫在90℃以上的清水漂洗。在洗去黴斑的同時，也殺死了黴菌。洗乾淨之後，再根據經卷本身的受損程度，決定是‘託’，還是‘禙’。後面粘一層紙、上牆繃平的叫託，粘兩層紙的叫禙。全部修好了，最後再在經卷首尾兩端加裝天地杆。”
《趙城金藏》的修復從1949年7月開始，直到1965年修復工作全部結束，前後一共用了近16年的時間。“這是技術活，”杜偉生說，“我們請來參加這一工作的，都是年齡在五十歲左右，原來就是在琉璃廠做古籍修復的老師傅。”
上世紀50年代，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正在修復《趙城金藏》
杜偉生向記者展示一件真跡影印的《趙城金藏》。記者用尺量了一下，扉畫的尺寸是長38公分、高28.5公分；經文的尺寸是一頁長47公分、高28.5公分不等。
李際寧先生告訴記者，在國圖的精心保護下，《趙城金藏》在“文革”中躲過一劫，目前安然保存在國圖的地庫中。總數有4813卷，每卷都放在一個有編號的楠木盒子中，一個櫃子存放98個盒子。
“紙壽千年，”杜偉生說，“只要這樣好好保護，再放幾百年、上千年應該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