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市永川區，有這樣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除了知道他痴迷汽車，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有一個身份。1939年至1942年期間，約3200名青年華僑放棄安逸的生活，從世界各國趕回祖國，在被稱為“死亡公路”的滇緬公路上，在敵機的轟炸中，夜以繼日開車搶運軍需物資，用生命打通了一條“抗戰輸血線”。他們被稱為“南僑機工”。91歲的蔣印生，是3200人之一。今年是滇緬公路通車80週年紀念。目前在世的南僑機工，包括他在內，全世界僅剩三位。圖為蔣印生老人。
2018年11月，四川省成都市青城山，平日裡，蔣印生最喜歡開著他那輛紅色電動車，穩穩穿行於大街與小巷。偶爾的，他會恍然覺得仿若又回到了許多年前，開著道奇T234卡車的那些日子。蔣印生出生於印度一個華僑家庭，正如名字“印生”。祖父母在晚清末年來此謀生，憑藉精湛的補牙技術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牙醫，父親和比他大8歲的哥哥也都相繼繼承了衣缽。家中有傭人、園丁，還有一輛漂亮的英國產阿斯頓•馬丁小轎車。圖為蔣印生開著電瓶車帶著老闆在院子兜圈。
如果不是一個決定，他可能會一直過著這樣安逸的生活，念大學，去家裡的診所上班，成為一名受尊敬的醫生。那一年也是很多人的命運轉折點。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廣播裡傳來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講，“中國政府鑑於最後關頭已至，毅然發動全面全民長期抗戰。將以爭取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將以爭取國家民族之平等自由，故中國之抗戰，實為御辱而戰，實為自衛而戰！”。“中國、中國、中國……”握緊了拳頭，一遍遍念著這個名字，蔣印生全身熱血沸騰。朝東方眺望，那裡才是他的家啊！“祖國”二字，儘管遙遠，卻是他懂事起學寫的第一個詞。圖為南僑機工資料照片。
“雖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箇中國人。時刻都不能忘記。”從小父親就這樣教育他。父親去其他國家經商過海關時，工作人員對其他人恭恭敬敬，唯獨對中國人卻是斜著眼打量，蓋完章後隨手將護照扔到地上。在高級娛樂場所的門口，竟掛著牌子赫然寫著“華人不許入內”！父親時常講，祖國若是不強盛，海外華僑再有錢有地位，也會被人看不起。 家國有難，絕不能袖手旁觀。要是當了亡國奴，會更加受人欺負！
那段時間，父母與其他華僑為抗戰積極捐款捐物。1939年，以陳嘉庚為首的南僑總會向全體華僑發出緊急通告，招募軍車駕駛員：“本總會頃接祖國電，委徵募汽車之機修人員，及司機人員回國服務，凡吾僑具有此技能之一，志願回國以盡其國民天職者，可向各處華僑籌賑總會接洽。事關祖國復興大業，迫切需要。”原來，當時抗戰物資奇缺，幾乎所有的國際通道都被日軍封鎖，僅剩一條新搶修出來的連接昆明與緬甸畹町的滇緬公路，成為戰時西南大後方的“生命線”，急需大批司機與機修人員，將用於與日軍抗衡的軍用物資通過滇緬公路運輸到國內。 圖為滇緬公路上的運輸車隊。（資料圖片）
蔣印生聽見了祖國的召喚——為祖國做點事情的時候，到了！他常常偷著開家裡的小轎車，觀察哥哥開車的動作，9歲就學會了開車。“回祖國去！盡我所能，抗戰報國！”未滿13歲的少年做出了這輩子最重大的決定。擔心父母不同意，他便瞞著家裡悄悄和4名同學報名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並自稱16歲。 當時他身高才1米6，面容稚嫩，但嫻熟的駕駛技術卻是讓人小覷不得。第九批迴國南洋華僑機工名單上，便有了“蔣印生”這個名字。離家那天，他只帶了兩件換洗衣服和一張全家福照片，臨走前輕輕親了一口熟睡中的妹妹。“爸爸媽媽，原諒我的不辭而別。我知道你們需要我，但祖國更需要我。”圖為南僑機工資料照片。
1939年8月，蔣印生踏上歸國輪船。由於口岸封鎖，他們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然後坐了七八天船輾轉到廣西和越南交界處，又乘火車兩天兩夜抵達昆明。終於回國了！到處都是相似的面孔和熟悉的文字，蔣印生有了回家的感覺。雖然聽不太懂當地雲南方言，但老百姓都很友好，自發上街迎接他們進城。當時連續三天看戲、吃飯都不收錢。身披“南僑機工抗日回國服務團”的緞帶，走到哪裡都受到老百姓歡迎。很快，回國的興奮被訓練和實戰的艱苦和殘酷取代。圖為南僑機工資料照片。
當時滇緬公路上共有17個汽車大隊，3000多輛汽車，其中有1100多輛進口道奇、雪弗蘭、GMC，很多是華僑募捐款購自海外。在印度街頭悠閒開著小轎車兜風，和在險要的滇緬公路上駕馭數噸重的重型卡車完全是兩碼事。卡車只要裝了2噸以上貨物，打方向盤時就要尤其用力，手上很快磨出了老繭。這個“娃娃兵”坐在車裡看不到前方，就找來靠墊，一個墊在後背，一個塞在屁股底下。結束了一個月的嚴苛訓練，他們正式走上了“戰場”——跨越崇山峻嶺和河流險灘的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中國段近千公里，需要翻越五座陡峭的高山，跨過六條奔騰洶湧的大江，地勢險峻，瘴癘肆虐。以僅三米多的單車道居多，若對方有來車，可能會倒車幾百米甚至數公里讓道。有時候，外輪胎是整個懸空的，掛在懸崖上開。雨季時，塌方是家常便飯，“邊修路邊行車，邊塌方邊修補，隨時都能看到翻車。”蔣印生說，卡車一旦掉下去就無影無蹤，根本沒辦法尋找。坡度三十度以上的路段有十幾處，機工們下坡很少踩剎車，都是掛低速擋，因為彎太多，踩剎車容易把剎車片燒壞。腳下奔騰而過的怒江，到處是懸崖峭壁的高黎貢山，風景奇秀，他卻不敢多看一眼，全神貫注，精力集中在眼前3米多寬山路和一道接一道的急彎上。身旁，一邊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邊是600米的峽谷。
除了險象環生的行車環境，還要提防隨時空襲的日軍飛機。運輸隊每次都會集結5至10輛車一同出發。日機一來，主要目標就是炸頭車，妄圖切斷抗戰“輸血線”。“頭車被炸，後面的車也走不了。”遇到日機空襲，躲避不了就下車匍匐在地，有條件躲避的，就趕緊往樹林裡開。當時日軍的雙翼飛機就在頭頂盤旋，蔣印生眼看著這些猙獰又冷酷的“鐵傢伙”俯衝下來，飛得最近時，離車頭只有20米。一連發子彈打在車身，一輪掃射之後，飛機的轉彎速度會放慢，趁這個間隙，蔣印生趕緊把車開到隱蔽處。待敵機飛走以後檢查車輛，才看到車上被打出一連串觸目驚心的彈孔，車胎也曾被打癟過。為躲避日軍轟炸，經常晚上行車，而且不敢開車燈。由兩個人牽一條4米長、1米寬的白布，車輛跟在白布後面行進。
很快，蔣印生對密集的空襲已習以為常，他多次幸運躲過了日機的轟炸，但身邊的夥伴不是每一個都如此幸運。他親眼見到有的人被炸掉了耳朵、雙臂、下巴，那曾經是多麼英俊體面的小夥子啊，每天把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噴上髮膠，西裝上總有講究的法國香水味。有的駕駛員犧牲了，遺體只能匆匆埋在雜草叢生的公路邊，連一塊墓碑也沒有。和蔣印生一同從印度出來的幾名同學，就永遠留在了滇緬公路上。滇緬公路揚塵嚴重，每週要吃一次血旺保護肺，洗臉時，一盆洗臉水能洗成黑色。昆明到中緬邊境畹町，跑一趟需要兩三天，配備兩名司機和一名修理工，晚上把車停在公路邊，在駕駛室裡裹著毯子就睡，蔣印生和同伴親切地把車叫做“道奇旅館”。累的時候，就分別哼唱起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的民歌，在對親人的思念苦中作樂。 圖為佩戴軍功章年輕時期的蔣印生。
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南僑機工》中展示了一份1940年1月的運貨單。一週之內，南僑機工運輸了2329箱迫擊炮彈，1502箱37釐米炮彈，186箱飛機炸彈等共計160噸軍火，這些都是前方將士迫切需要的殺敵武器。1939年至1942年，3200名南僑機工共運送了約50萬噸軍需物資，15000多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各類民用物資，包括汽油、槍彈、輪胎、汽車、醫療器械及藥品等。約半數南僑機工為國捐軀。
1942年5月，滇緬公路被切斷後，蔣印生繼續在救濟總署當駕駛員。抗戰勝利那一天，他興奮得把手裡的飯碗扔掉，跑上街載歌載舞。有的華僑回家了，蔣印生想多看看祖國，加之當時護照丟了，便暫時留了下來。沒想這一留，又是數十載。1946年，蔣印生進入貴陽國民黨部隊輜汽七團一連任駕駛員，後隨軍起義，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汽車五團；1950年部隊改編，在汽車二團一連任班長。川藏公路通車後，他和戰友負責將軍用物資從成都運送至昌都、拉薩，跑一趟要15天。翻越二郎山時，山下穿短袖，上山就颳起鵝毛大雪，寒風呼呼地吹，金沙江在腳下咆哮。在部隊幾年間，蔣印生先後榮立一、二、三等功，還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萬里行車安全獎章，被西藏軍區授予在“八一”軍旗下照相的殊榮。
1958年部隊精簡，蔣印生轉業到四川省汽車運輸公司永川汽車25隊任駕駛員（現重慶長途汽車運輸（集團）有限公司）。從永川到南充、潼南、成都，跑起了客運，40座的峨眉客車，開起來得心應手。開了20多年客車，車門開開閉閉，迎來送走一批又一批乘客。還被評為國家特級駕駛員。大家都愛坐這位笑容和善，技術過硬的司機師傅的車，卻很少人知道他的過去。蔣印生心中一直有一個遺憾。由於戰爭，他與家裡通信中斷。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家裡託一位來中國的朋友尋找，正好那個人開始尋找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遇到一個從二十五隊調到雲南省交通廳的人，告訴他“我們那裡就有一位蔣華僑啊！”蔣印生這才與家裡有了書信來往，一封信往往要走一個多月。 圖為1947年蔣印生（右）在貴陽，南僑解散後拍攝的照片。
改革開放後，蔣印生實現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又實現了多年的心願——成為第一批迴國探親的華僑之一。1980年，蔣印生帶著妻子和小兒子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少年時的家鄉已完全變了樣。打車到了信裡的地址。侄兒看到蔣印生後，愣了幾秒鐘，趕緊撒腿朝裡屋跑，大聲喊著，“中國的二爸回來了！”白髮蒼蒼的老母親顫巍巍地迎出來，喃喃道，“我的印生兒啊……”話沒說完，已是老淚縱橫。他跪在媽媽面前，母子倆抱頭痛哭。 當年，直到去中國的船開了，才有人跟他家裡人說，“你娃娃上船走了，回中國了。”父親和哥哥都過世得早，蔣印生卻無法陪伴在家人身旁盡孝。 “媽媽，我對不起您……”蔣印生哭得像個小孩子，自覺沒有盡到兒子的責任和義務。他愧對於家人。但他對得起國家。 母親勸他留在印度。蔣印生輕輕地搖搖頭。“媽媽，我得回中國。我想一直守在這片戰友們獻出了熱血和生命的土地。”圖為1954年在西藏昌都立一等功拍攝的照片。
全國政協委員、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林曉昌介紹，目前全世界在世的南僑機工只剩三位。張修隆，101歲，海南。羅開瑚，103歲，雲南。蔣印生，91歲，重慶。林曉昌是已故南僑機工林福來的義子，一直在為這個群體不懈奔走。“所幸南僑機工被越來越多人緬懷，有了紀念碑和紀念館。希望更多人瞭解這一段歷史以及南僑機工為抗戰做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圖為1968年，蔣印生一家拍攝的合影，寄給國外的親人。
蔣印生老人目前在青城山鎮一處幽靜的旅居養老中心安享晚年。每天早上，他會喝一杯加楓糖的牛奶，下午2點半，親手沖泡一杯咖啡，搭配幾片吐司。那是他在南洋養成的習慣。在電視裡看到印度電影，還會情不自禁蹦幾句印度話。“南僑機工歸國服務團”綬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功勳章”，是老人最珍愛的東西，盒子被裹了好幾層塑料布，平時別人碰不得，老人有時會小心拿出來輕輕撫摩。
2015年，他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慶典，在禮賓方隊護衛下，在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儀式。這一天，蔣印生心情很不錯，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和《在太行山上》，並用手打著拍子，這是南僑機工們最喜歡的行軍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唱著唱著，老人取下眼鏡，背過身擦拭。韓紅珍知道，他又在思念戰友了。
中國僑聯、雲南僑聯準備明年組織三位南僑機工和相關人員再聚滇緬公路，那時，蔣印生又能見到戰友們了。活著的，和死去的。昆明有一座“南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底座上書寫著四個大字，或許是對蔣印生和戰友們最好的註解，“赤子功勳”。圖為位於昆明的“南僑機工抗日紀念碑”資料圖片。
上游新聞記者 紀文伶 鄒飛 攝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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