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化文（左二），原馮玉祥部任參謀，後投奔蔣介石，再投靠汪精衛，又反投蔣介石，最後加盟解放軍，一生事四主。
曲線救國論
關於大批國民政府軍高級將領在“曲線救國”的旗號下投敵的稱法, 是張蔭梧在1939 年春給蔣介石的電文中正式提出的一個名詞, 但當時並不為他人所知。直到1939年6月, 八路軍在殲滅河北民軍的戰役中繳獲了張蔭梧的日記本, 才知道有“曲線救國”這回事。
1940年8月, 彭德懷在紀念抗戰三週年發表的《三年抗戰與八路軍》演說中公開給予嚴正的揭露和批判, 這一漢奸理論才大白於天下。
關於投敵的國軍將領和部隊，有的書認為:“1941 年後, 國民黨的官員及軍隊大批投敵。據統計, 到1943年8 月以前, 叛國投敵的國民黨官員中, 有中央委員20人, 旅長、參謀長以上高級將領五58人。”
較為權威的一種說法是根據葉劍英在1944 年6 月22 日發表的《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但是偽軍的猛烈發展是從1942 年開始, 也可以說是從孫良誠投敵開始的。從那個時候起, 在抗戰營壘中投敵將領共有將級軍官六十七人之多。”這個數字被廣泛引用。
這也說明一個問題, 既然從1942年4月孫良誠投敵，到1944 年6 月葉劍英發文為止, 投敵將領已經有67名之多, 那麼從1939年6月八路軍繳獲張蔭梧日記本起，到抗戰勝利時止, 其間投敵的高級將領數量就一定更為可觀。
根據史料進行統計排摸, 發現至少有99 名國民政府軍高級將領在1939 年至1945 年間投降敵偽。
馮玉祥、張學良舊部做漢奸的最多
統計發現，投敵將領中絕大多數都是西北軍、東北軍、地方保安部隊的主官; 投敵行為多發生在魯蘇、冀察這兩個游擊戰區以及與日軍正面接觸的第五戰區; 投敵時間也多集中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一年半內。
由此可以推斷1939—1945 年國民政府軍將領的投敵至少和以下三個因素有直接聯繫: 國民政府對非嫡系部隊的蓄意犧牲; 國民政府敵後游擊戰的失敗;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改變策略, 加強了對國民政府敵後部隊的迫降。
第一, 國民政府對非嫡系部隊的蓄意犧牲是造成大批將領投敵的主要原因。
非嫡系軍隊是地方實力派的權力基礎, 是其與中央抗衡的支柱, 蔣介石借抗戰之機, 將這些地方軍隊大量調往前線, 並配合種種措施加以限制、削弱。
表現之一是從分割使用起, 使其無法相互照應。抗戰八年, 除“守土抗戰”的晉綏軍和“朝中有人”的桂系軍隊未受分割外, 其他地方部隊均被分散使用。
表現之二是在糧彈補給上大做文章。蔣介石將外國援助的武器大都裝備嫡系部隊, 而對地方部隊作戰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彈藥都不予供給。因此地方部隊的武器裝備, 一般都較差, 川軍尤甚。
最可笑的是, 當中央軍撤退時, 蔣介石指令孫良誠部留在黃泛區打游擊,“孫向蔣介石請求補充彈藥, 蔣介石竟要一粒子彈一角錢, 還需現款交易”。這使孫良誠自感日暮途窮, 被迫在1942 年春率領所部及8個高級將領向日偽投降。
非嫡系部隊在抗戰初期尚能本著“先國難後私仇”的精神“相忍為國”。李宗仁、白崇禧的桂軍, 劉湘、楊森、王瓚緒麾下的川軍, 於學仲麾下的東北軍, 孫桐萱、龐炳勳麾下的西北軍, 傅作義麾下的晉綏軍都曾為抗戰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但隨著蔣介石在蓄意消滅非嫡系部隊這一策略上的變本加厲, 越來越多的地方部隊開始關注如何保存自身實力。實力較強的非嫡系部隊公開抵制蔣介石消滅異己的政策。實力較弱的非嫡系部隊沒有和蔣介石對話的資本, 只有通過各種方法自救圖存。能夠通天的就用重金到“中央”拉關係，沒有辦法的就消極避戰, 如宋哲元在豫西不戰而退, 韓復榘在魯省輕棄濟南。
更有一批將領, 在軍閥混戰中養成了有奶便是孃的惡習, 本身嚴重缺乏民族意識, 迫於蔣介石集團的歧視, 紛紛降日叛國, 成為民族的罪人。
第二, 國民政府敵後游擊戰的失敗是造成冀察、魯蘇戰區大批將領投敵的重要原因。
抗戰初期, 國民政府對日作戰主要依靠正面防禦。七七事變後, 國民政府雖然也曾指令前方或陷於敵後的國民黨軍政官員組織游擊隊“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 但實際上地方政府官員多已潰散。
武漢失守以後, 蔣介石下令各戰區劃分若干游擊區, 增設冀察、魯蘇兩游擊戰區, 派遣部隊進入敵後進行遊擊戰爭。“至民國二十八年, 軍事委員會核定編成之遊擊隊, 超過二十八萬人”。
國民政府對游擊戰的關注, 從理論上來說是把戰爭引向淪陷區, 以減輕正面戰場壓力, 爭取主動。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 蔣介石仍一本限制非嫡系部隊的初衷, 再加上國民政府軍運用戰術本身的錯誤, 故冀察、魯蘇兩戰區日益削弱, 成了盛產投敵將領的重災區。
第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改變策略, 加強了對國民政府敵後部隊的迫降。
這是1941年以後國民政府軍投敵將領人數猛烈增加的根本原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日軍採用的是武力威壓和政治誘降並行的迫降政策, 打擊對象主要是分佈在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的抗日軍隊。這使第二戰區、冀察戰區、魯蘇戰區、第五戰區的國民政府敵後武裝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
在第二戰區, 日軍在佔領中條山游擊區之後, 繼續對閻錫山部施加軍政壓力, 展開“對伯工作”。但後來確認“閻的真意是腳踏兩隻船, 力圖從雙方儘可能多地吸取甜頭”, 遂於1942 年2 月發動對閻的“B 號作戰”。
晉綏軍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騎一軍第一師師長趙瑞、騎一軍第五師師長楊誠相繼投敵。
在冀察戰區,日軍以重兵圍攻位於河南、山東交接處的戰區司令部, 迫使副司令長官孫良誠率所部及8 名高級將領投敵。
此後, 日軍又在1943 年4 月大舉進攻太行山區, 新五軍軍長孫殿英、冀察戰區長官龐炳勳率所部及11 名高級將領投敵。至此, 國民黨軍在河北的最後一塊遊擊根據地亦告喪失。
在魯蘇戰區, 日軍對魯中、魯南的于學忠部多次進行掃蕩, 使該部受到沉重打擊。1943 年初, 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投敵, 與日軍夾擊堅持抗日不願反共的于學忠部。于學忠被迫率領餘部撤出山東向皖北轉移。至此, 魯蘇戰區的山東遊擊根據地不復存在了。
與此同時, 日軍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對淮安以東地區進行大規模掃蕩, 位於該地區的魯蘇戰區總司令部及所屬部隊損失慘重, 向西退入安徽。至此魯蘇戰區的蘇北根據地也不復存在了。
在第五戰區, 日軍從1943 年2 月開始發動“江北戰役”, 一二八師首當其衝, 由於旅長古鼎新叛變投敵, 全師陷入絕境, 師長王勁哉被迫率領殘部及8 名高級將領投敵。
毫無疑問, 從1940 年以後, 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日軍的軍事迫降工作是成功的,它直接造成了大量國民政府軍高級將領的投敵叛國, 在1943 年達到了頂峰。
此後, 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陷入了困境, 不得不從中國戰場上抽調大批軍隊。這樣, 對佔領區的肅正作戰也慢慢進入了衰敗時期, 國民政府軍敵後武裝所面臨的軍事壓力大大減輕了, 投敵將領的人數也就隨之逐年遞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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