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世界的福建名人:共和國的脊樑——陳嘉庚

享譽世界的福建名人:

共和國的脊樑——陳嘉庚

享譽世界的福建名人:共和國的脊樑——陳嘉庚

陳嘉庚一生經歷了晚清、民國和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此間發生了兩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先後與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建立過良好的個人關係,但他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他的商業帝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轟然倒塌,從此他連資本家都算不上了,然而他的社會地位和個人聲譽卻在商業上的失敗後不斷上升並且達到頂點,成為華人世界公認的華僑領袖,受到海內外廣大人民的無比崇敬,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奇蹟。

陳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著名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今福建廈門集美區)人。

1913年,回家鄉集美先後創辦了集美小學、集美中學、師範、水產、航海、商科、農林等校(統稱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廈門大學、集美學村各校師生都尊稱其為“校主”。

1949年,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回國參加政協籌備會。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等職。曾被毛澤東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1990年3月11日,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把一顆編號為2963的小行星命名為“陳嘉庚星”。

成長於鄭成功抗清復明故壘的陳嘉庚一生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晚年的陳嘉庚,請人在鰲園刻錄“臺灣省全圖”,念念不忘國家統一。

不管身在何處,故園難離

陳嘉庚雖身處南洋,但一直心繫中國,積極支持中國國內的革命活動。他結識了孫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會並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陳嘉庚擔任福建“保安會”會長,籌款支援福建,穩定了當地局勢。

陳嘉庚對於文化事業,也是積極支持。他支援了範長江、夏衍等人主辦的“國際新聞社”和《華商報》等,還匯款支持鄒韜奮復辦《大眾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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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中國濟南慘案發生後,南洋華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運動,陳嘉庚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積極籌款救濟難民,還發起抵制日貨運動。

企業家的抗日決心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陳嘉庚被推選為主席。他自己帶頭捐款,還組織各類活動。近1939年一年,南洋華僑就向祖國匯款3.6億多元,從盧溝橋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4年半期間,共計捐款約15億元,極大地支援了中國國內的抗日力量。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我國對外交通瀕於癱瘓。新修建的滇緬公路成為最主要的軍運大動脈。不但需要大批軍運汽車,而且急需大批熟練的司機和汽車修理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商請陳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機和修理工(通稱“南僑機工”或“華僑機工”)。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遂於1939年2月迅速發出《徵募汽車修機、駛機人員回國服務》的第六號通告。陳嘉庚一方面號召華僑捐款捐物,購買大量汽車和軍需物品,另一方面還親自到南洋各埠演說動員,廣大華僑青年熱烈響應、紛紛報名參加。白清泉等在新加坡首先報名,當即批准30名;廖國雄、賴玉光等在巴株、巴峇帶頭報名,當即批准50名。同年2月18日,首批南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成員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發,南僑總會舉行盛大歡送會。陳嘉庚勉勵大家:“你們是代表千萬華僑回國服務的,一定要堅持到底”。新加坡報紙出版歡送專刊,把首批迴國機工讚頌為“八十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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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堅持抗日到底,針對汪精衛等人的妥協方案,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著名提案。電文提案經5次刪改,原意被歪曲,鋒芒被砍掉,儘管如此,仍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振奮了全國人民和廣大海外僑胞的人心,對於當時重慶的主戰派亦起著很大的鼓舞作用。

延安,開啟紅色之旅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僑總會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慰勞抗日前線的將士與後方的軍民,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轉折。從1927年到1940年回重慶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稱“蔣委員長乃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擁戴之唯一領袖”,“蔣委員長的意志,即中國全國國民的意志”。抗戰義捐款項悉數匯交國民政府行政院。訪問重慶與延安之後,他了解了中國抗戰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認識產生了飛躍,斷定“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

陳嘉庚訪問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個里程碑。他說,這次來延安慰問不容易,國民黨造謠言破壞共產黨的名聲,處處設障礙阻撓我們到延安。蔣介石捧他、拉攏他,並干擾他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接觸。陳嘉庚為了弄清國共摩擦的真相,勸說國共兩黨團結抗戰,於1940年5月31日抵達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隨行的李鐵民車禍住院,這樣陳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離開延安東行,前往山西戰區慰問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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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當時訪問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膽略的。當時延安臨近前方,經常受到空襲。延安城已被日機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襲警報的槍聲不時破空而起。就在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將軍剛率領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對晉西北河防的六路進攻,山西全境的八路軍配合晉西北戰場,大破日軍,殲敵5萬餘名。在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的戰備大演習剛剛結束,留延安的200多名華僑青年,也在各自的學校、機關參加了演習,隨時準備行軍打仗。”

在訪問延安期間,陳嘉庚先生參加了四次群眾性集會,同毛澤東、朱德和其他黨政領導人多次會晤,深入交談;參觀了中國女子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市容和安塞鋼鐵廠、印刷廠;與財政、公安、司法負責人談話;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並同延安各界人士和歸國華僑青年進行了多次接觸和座談;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和歡送會。

與毛澤東會面時,毛澤東曾對陳嘉庚描繪未來的國家:一沒貪官汙吏;二沒土豪劣紳;三沒賭博;四沒娼妓;五沒小老婆;六沒叫化子;七沒結黨營私之徒;八沒萎靡不振之氣;九沒人吃摩擦飯;十沒人發國難財。

陳嘉庚這次訪問延安,經過實地考察,親眼看到邊區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認為這是“克敵制勝之本”。反觀國民黨“大後方”官員腐敗,坐待外援,民眾疾苦無人過問,軍事節節失利。對比之下,感到中國共產黨深知民心僑心,國民黨無視民心僑心。陳嘉庚說,這次訪問延安最感滿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堅持國共團結、堅持抗戰到底,立場堅定,態度誠懇;對邊區各界艱苦奮鬥的精神尤為感動。通過這次訪問堅定了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團”也解開了,破壞抗戰、投降賣國、貪汙腐敗、禍國殃民的是國民黨,真正抗日救國、維護團結統一、廉潔奉公的是中國共產黨,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後,陳嘉庚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和國會表示抗議。並且抵制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指出蔣介石“一夫獨裁,遂不惜媚外賣國以鞏固地位,消滅異己,較之石敬瑭、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諸賊,有過而無不及。”1947年,又組織“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簡稱“民聯社”),積極聲援民主黨派關於制止內戰的鬥爭。

迴歸新中國

1949年5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當年9月,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陳嘉庚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享年87歲。後安葬於福建集美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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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其所有,興辦教育

陳嘉庚不僅是偉大的愛國者、著名的實業家,而且也是一位畢生熱誠為國興學育才的教育家。陳嘉庚事業達致頂峰時,不過擁資一、二千萬元左右,在當時的華人企業家中,比他富有的人為數不少,但為國家和民族興學育才始終如一地慷慨輸捐而自己一生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的,唯有陳嘉庚。正因為如此,黃炎培先生曾說:“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陳嘉庚傾資興學重點,一是集美學校,二是廈門大學,三是新加坡華僑學校。即立志興辦集美學校,從小學到中學及各類專業院校,學校規模之大,師生人數之多為全國之冠。與此同時,陳嘉庚在新加坡又先後積極資助與創辦六所華僑華文學校,開創了華僑在海外辦學新風。1919年,陳嘉庚公司進一步發展,企業資產總值約達400萬元左右,便雄心勃勃地回國籌辦全國第一家僑辦大學--廈門大學。為做表率,他帶頭認捐400萬銀元。其認捐數額正好與其當時全部資產總值相當。陳嘉庚在愛國興學方面用錢氣魄之大,目光之遠,舉世罕見。

陳嘉庚說:“民智不開,民心不齊,啟迪民智,有助於革命,有助於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麼時候都需要。”本著上述辦學目的和動機,他不惜傾資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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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不僅是一個教育事業家,而且不愧為一個教育家。在長期辦學的實踐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對重男輕女。大力倡辦女子學校,讓女子能上學,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開了風氣之先,是難能可貴的;第二、強調優待貧寒子弟,獎勵師範生。他反對辦學分貧富,盡力幫助貧寒子弟上學。同時,他非常注意師範生的培養,嚴格選擇和物色師資人才,對於好的加以獎勵;第三、講究教學質量,注意全面發展。陳嘉庚從辦學開始,就一直注意“德、智、體三育並重”,強調全面發展;第四、主張“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學校”,強調要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他認為要辦好學校,關鍵在於領導和教師,“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要提高教學質量,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選教師”,因此,他十分重視選擇校長和教師;第五、為了振興實業,培養生產技術人才,倡辦職業技術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並訂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計劃”,設立同安教育會和教育推广部。他為教育事業奮鬥了一生。

陳嘉庚致富後首先想到的是興學報國。他說:“國家之富強,全在於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教育是立國之本。”早在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獻2000銀元,在家鄉創辦惕齋學塾。民國3年3月創辦集美高初兩等小學校,此後又相繼創辦女子小學、師範、中學、幼稚園、水產、商科、農林、國學專科、幼稚師範等,並逐步發展,在校內建起電燈廠、醫院、科學館、圖書館、大型體育場。在昔日偏僻的漁村裡建設起舉世聞名的集美學村。陳嘉庚興學的動機和愛國情懷,可以從如下他在1918年“致集美學校諸生書”中得到反映:“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絀,……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國今處列強肘腋之下,成敗存亡千鈞一髮,自非急起力追難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數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舉不足攖吾念慮,獨於興學一事,不惜犧牲金錢竭殫心力而為之,唯日孜孜無敢逸豫者,正為此耳。諸生青年志學,大都愛國男兒,尚其慎體鄙人興學之意,志同道合,聲應氣求,上以謀國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禎,懿歟休哉,有厚望焉。”(按:“致集美學校諸生書”,錄自《陳嘉庚先生紀念冊》) 。

辦學軼事

1913年,陳嘉庚在家鄉泉州府同安縣集美創辦小學,以後陸續辦起師範、中學、水產、航海、商業、農林等校共十所;另設幼稚園、醫院、圖書館、科學館、教育推广部,統稱“集美學校”;此外,資助閩省各地中小學70餘所,並提供辦學方面的指導。1923年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批准“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集美學村”之名就是由此而來。規模這樣宏大,體系這樣完整的“學校”,全國還找不到第二個。

1921年陳嘉庚認捐開辦費100萬元,常年費分12年付款共300萬元,創辦了廈門大學,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個系,這是唯一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也是全國唯一獨資創辦的大學。廈門大學於1921年4月6日開學,陳嘉庚獨力維持了16年。後來世界經濟不景氣嚴重打擊華僑企業,陳嘉庚面對艱難境遇,態度仍很堅定地說:“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費。

陳嘉庚傾資興學,他希望有志之士,聞風繼起,振我中華,故雖企業收盤,仍多方籌措校費,艱苦支撐,百折不撓,估計他一生用於辦學的款項,約達美金一億元以上。在他的倡導下,許多華僑紛紛捐資興學,蔚然成風,影響極為深遠。

陳嘉庚為集美和廈門大學興建數十座雄偉的高樓大廈,自己的住宅卻是一所簡樸的二層樓,既小且暗,辦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艱苦樸素,自奉菲薄。床、寫字檯、沙發、蚊帳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褲子、鞋子、襪子全都打補丁。他家有數百萬財產,晚年卻為自己規定低的伙食標準即每天五角錢,經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乾、腐乳加上一條魚。他身體力行的座右銘是:“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

享譽世界的福建名人:共和國的脊樑——陳嘉庚

儘管陳嘉庚曾是南洋成功的華人大實業家之一,但他的個人生活卻始終十分簡樸。他的個人自傳中寫到,“我之個人家庭,年不過數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過。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萬元,他無所有。”但是他極具公益心,尤其對於興辦教育,非常熱心。早在1913年,他就在家鄉創辦小學,1918年又創辦師範學校,並設立中學,附設男女小學和幼兒園。隨著他的企業的興旺發展,他又繼續在集美開辦水產航海學校,商業學校,農林學校,幼兒師範等,同時也設立了科學館(現集美大學工程技術學院),圖書館和醫院等,使集美成為了系統完整的學村。

在新加坡,陳嘉庚對於當地華僑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熱心,1919年創辦了規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是當時南洋地區華僑的最高學府。在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又創辦水產航海學校,南僑師範和南僑女中等學校。當時有教會請陳嘉庚捐款10萬元創辦一所大學,陳嘉庚慨然答應,但提出要以兼設中文課程為條件。

在承擔集美、廈大兩校龐大開支的同時,陳嘉庚還於民國10年聯絡新加坡華僑,組織同安教育會,支持同安縣創辦40多所小學。民國13年,陳嘉庚把同安教育會改為集美學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國24年,先後補助本省20個縣市的73所中小學,補助總額達193227銀元,全部由陳嘉庚承擔。在僑居地,陳嘉庚竭力倡辦華文學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學校總理。民國4年在新加坡捐資創辦崇福女校,民國8年又捐資3萬元創建南洋華僑中學,後來又捐40多萬元作為該校基金。民國36年3月,創辦南洋女子中學。

並非最牛商業人,卻最具家國情懷

陳嘉庚17歲(1891年)時渡洋前往新加坡謀生,起初主要在他父親經營的順安米店服務,共做了13年。陳杞柏晚年實業失敗,陳嘉庚接手衰敗的家業後,於1904年創建菠蘿罐頭廠,號稱“新利川黃梨廠”;承接了一個也經營菠蘿罐頭廠的日新公司;自營謙益米店。是年,陳嘉庚之弟敬賢來新加坡習商,管理謙益米店財務,主理新利川菠蘿廠業務。1905年,陳嘉庚創辦“日春黃梨廠”(兼製冰)。1906年,陳嘉庚入股恆美熟米廠,在福山園套種樹膠。經過兄弟二人同心努力,自1905年起三年間各年分別獲利(實利)5萬多元、4萬多元、13萬元。

新加坡當時的法律有規定“父債子免還”,但以信譽為重的陳嘉庚雖然經濟拮据,卻宣佈“立志不計久暫,力能做到者,決代還清以免遺憾也”。面對家道中落,陳嘉庚艱苦奮鬥了4年時間,終於有些盈利,他便不顧親友反對,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找到債主,到1907年為止,連本帶利還清了父親所欠的債務。此事成為新加坡華人商業史上一大佳話。當然,當時也曾有人說他“傻”,但他說:“中國人取信於世界,決不能把臉丟在外國人面前!我們中國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陳嘉庚“一諾萬金”的信譽迅速傳遍了東南亞。此後,人們十分相信陳嘉庚的商業道德和信譽,都願意與他做生意。可以說,陳嘉庚之所以能在家業衰敗後艱苦創業10年左右成為百萬富翁,與他“一諾萬金”的誠信商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橡膠第一次從巴西移植到馬來西亞,陳嘉庚即用2000元購了種子,播種在菠蘿園中,進而大面積種植,到1925年,他已擁有橡膠園1.5萬英畝,成為華僑中最大橡膠墾殖者之一。之後他開辦橡膠製品廠,生產橡膠鞋、輪胎和日用品。鼎盛時期(1925年)營業範圍遠及五大洲,僱傭職工達3萬餘人,資產達1200萬元(新幣,約值黃金百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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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首創橡膠製品大規模生產,促進了僑居地民族工業的發展;他開闢了橡膠製品和其他製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華僑中第一個打破英國壟斷資本的壟斷局面;他還培養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和技術人才。

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陳嘉庚先生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愛國老人。他的事蹟全球傳揚,他的精神歷久彌新。陳嘉庚先生一生愛國、一生創業、一生興學,他的實踐和精神形成了獨特而又豐富的嘉庚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君子必誠其意”、“士不可不弘毅”……九十多年前,陳嘉庚從中華文化的精髓中提煉出“誠毅”二字作為他所創辦的集美學村各校的共同校訓。誠者,誠以待人;毅者,毅以處事。嘉庚先生要求師生做到“誠信果毅”,他說“我希望於你們的,只是要你們依照著‘誠毅’的校訓,努力地讀書,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國家民族做事。”“誠毅”校訓有著巨大的凝聚力,成為一代又一代集美師生的座右銘。

陳嘉庚雖未秉政,但備受推崇,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逝世時,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親自執紼,陳毅在弔唁的時候激動地說:“陳嘉庚先生是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作為華僑領袖來說,他是一個傑出的愛國主義者,追隨革命,善始善終,值得後人學習。”可見,國人推戴之誠。

我只是一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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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17歲隨父親到新加坡學習經商,因其勤奮刻苦、經營有方,僅用20餘年的時間,即發展成南洋各埠聲名顯赫的大實業家。

他一生奉行“國家之富強,全在於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於教育”的理念,在各地創辦和資助的各種類型學校,總數達118所。

1911年,陳嘉庚懷抱“教育興國”、“興學報國”的信念,先後在故鄉創辦了集美小學、集美中學、師範、水產、航海、商科、農林等校(統稱集美學校)和福建省最早的綜合性大學——廈門大學。

1955年,陳嘉庚設立“新加坡、香港基金”,將他在新加坡的資產全部增添為教育基金,指定為集美學校經費。當他1958年患病住院時,首先考慮的仍是教育經費問題,立遺囑將他餘款、利息及今後捐款的各項收入,都作為集美學校教育基金。

陳嘉庚逝世後,其國內334萬元人民幣的存款,均由政府用於教育與公益事業,他的後代未取一分錢。

他曾寫文章說,我長時間住在南洋,但心懷祖國,希望為國效力。我衷心期望,集美將成為全世界典型的學區、大學村。

1939年至1942年間,受愛國僑領陳嘉庚感召,3200多名華人子弟放棄了優越平靜的國外生活,從東南亞各國回到中國,在新開闢的滇緬公路上搶運中國抗戰所急需的戰略物資。

晚年的陳嘉庚,請人在鰲園刻錄“臺灣省全圖”,念念不忘國家統一。這位老人最後的遺言是,“臺灣必須迴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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