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清：參加了三大主力長征的女紅軍
長征是艱難的，而康克清在長征中的經歷則更為艱難。1934年10月，隨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與朱德同在左路軍，隨紅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川康邊；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又隨紅二、四方面軍繼續長征北上，同年10月在會寧實現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大會師，經歷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全過程，歷時整整兩年。她的長征歷程，比紅一方面軍其他女紅軍多了一年時間，多走了萬餘里。她先後三次翻越終年積雪的雪山，走過荒無人煙的草地。可她對於長征的親身感受，卻語出驚人：“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
長征中，康克清跟朱德一起飽經憂患
作為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並不是憑藉總司令的權威而顯赫起來的。從童養媳到紅軍戰士，再到紅軍總司令部警衛連政治指導員，紅軍學校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中革軍委直屬隊政治指導員，她都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她參加了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鬥爭和中央紅軍的長征。長征中，她曾擔任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政治指導員，後為紅四方面軍黨校黨總支書記。
鄧穎超曾這樣述說：“長征隊伍中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樣堅定勇敢。……在長征途中，她們中間有些身體結實的，揹著自己的行李和乾糧，精神抖擻，一個勁兒地往前趕路，到了宿營地，有人就去向群眾進行政治宣傳，也有人幫助招呼傷病員，或者幫助伙房工作。她們不怕困難，肯於吃苦，充分表現了革命者的堅強意志和樂觀主義精神。30人中間的康克清同志，是一直在部隊擔任政治工作的，她身穿戎裝，腳穿草鞋，腰間配著短槍，完全和部隊戰士一起行動。”
在鄧穎超的記憶中，康克清是一名真正的紅軍女戰士，她的著裝形象亦在鄧大姐的腦海裡閃現。身為總司令夫人，康克清在艱苦異常的長征中，也並未獲得什麼特別的優越享受或照應，仍像普通戰士一樣隨軍行動。康克清曾對美國女作家尼姆·威爾斯如是敘述：
“在長征中，我一直跟朱德在一起，我們每天見面，但我從未關心他穿的吃的等等事情，這是他的勤務兵的工作。朱德並不喜歡女人只做家務。我當時忙得不可開交，連自己的衣服都沒工夫洗。我在長征中有時也騎馬，但大部分的時間，卻跟別人一樣步行，除揹負著自己的行李外，有時還幫著身體較弱的人揹負重物。我時常挽著三四支步槍，想借此鼓勵別人，朱德亦常常這樣，他騎馬和步行的時間各佔一半，給別人做個榜樣。我們穿的只是草鞋，一到夜裡，大家便一道宿營，各個領袖，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都聚在一起。”
長征中，康克清“最難忘懷的是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1935年夏秋時節，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所突現的那一場風雲變幻，張國燾反對中央、分裂紅軍的種種卑劣手段，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朱德、劉伯承首當其衝，屢次遭到張國燾及其一夥的威逼圍攻，起鬨辱罵，私下裡還受到監視、限制、挑釁以至於實行軟禁。作為總司令夫人，康克清也逃脫不了這場厄運，她同樣也遭到監視、欺侮和人身攻擊，生活上受到種種刁難，甚至吃不上飯。他們夫妻二人，都處於“身不由己”的困苦地步……
當時，隨同左路軍行動的除紅軍總司令部機關及所屬電臺、醫務和勤雜人員外，“留下來的一方面軍還有兩個軍團，第五、第九軍團，約萬把人”。在那極其尖銳的鬥爭關頭，張國燾不讓朱德“去指揮隊伍，接近隊伍”，企圖把總司令與部隊隔離開來。無奈之下，朱德只好委派康克清到第五、第九軍團去了解部隊的思想情況，並轉達總司令的意見和希望，藉以穩定這兩個軍團。事後不久，康克清就被視為朱德的“情報員”，被調到紅四方面軍婦女部門去工作。
康克清接到調令，心裡實在憋氣，她要一個人單獨北上，向黨中央報告張國燾反黨和分裂紅軍的罪行，“要去找黨中央說理”。朱德耐心地勸導她說：“不行！如果你單獨行動，他們就會借刀殺人。現在你和戰士在一起，有我在，他們不能對你如何，不敢隨便動手。”“你若單獨一人行動，正好給他們以藉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你頭上。這些你還沒有想到吧？”朱德的一席話，使康克清“認識到自己的想法過於幼稚簡單”。康克清如是回憶說：
“我覺得朱老總說的有理，心情也就平靜下來，放棄了自己的想法。”“到紅四方面軍婦委後，雖說同老總分開了，卻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瞭解更多的情況，向他們進行工作，使更多的人認識北上的正確，認識張國燾的錯誤。”
康克清與張國燾安插的“女伴”成為好姐妹
當時張國燾還在康克清身邊安插了一個“女伴”，名義上說是在一起共事，生活上給予照顧，實際上則是進行“監視”。此人名叫肖成英（後改名劉堅），四川通江縣肖家灣人，當時不過十六七歲，中共黨員，歷任中共川陝省委婦女部巡視員、青婦幹事、婦女部長等職。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監視”，肖成英居然被這位康大姐的言語行動緊緊地吸引住了，同時也被深深地感動了。
康克清這樣回憶說：“專來‘陪伴’我的肖朝英（應為肖成英），同我的關係越來越好，她悄悄對我說，她是上級派來專門監視我的，還叫她見機行事，繳下我的槍。她聽人說我帶過兵，打過仗，槍法又好，一直不敢動手。經過一段接觸，感到我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人，更不該繳我的槍，她決心不那麼做了。她問我：‘假如當初我動手繳你的槍，你會怎麼辦？’我立即嚴肅地說：‘我是個革命軍人，槍是上級交給我防身自衛、同敵人作戰用的，是我的第二生命。沒有上級的命令，誰也休想從我手裡把槍拿走！’她說：‘如果我一定要繳你的槍呢？’我把腰裡的短槍一拍，認真地說：‘那這支槍可就不客氣了。’她聽了我的話，悄聲說：‘幸虧我多了個心眼，沒那麼做。要是傻里傻氣聽了他們的話，說不定會挨你一槍哩！’……”
隨軍南下轉戰川康邊時，康克清又被調到紅四方面軍黨校工作，擔任黨總支書記。在此期間，她已和肖成英結成一對親密的同志、戰友和姐妹。在康克清的直接影響和授意下，面對不可冒犯的張國燾，肖成英勇敢地向其開了兩炮：
第一炮是1935年12月初，當時隨同紅四方面軍南下的張宗遜、郭天民、曹裡懷（均為紅一方面軍師團職幹部，時在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任職）等人，從嶽夏（即羅若遐，原為紅軍總部三局新聞電臺臺長，時任紅四方面軍新聞電臺臺長）、李建華（紅一方面軍30名女紅軍之一，電臺工作幹部）夫婦處獲知中央紅軍在直羅鎮等地作戰勝利的消息，私下裡竊竊議論：還是中央的北上路線勝利了！張國燾以洩露軍事機密為由，抓住這件事整治這幾個人。在一次“活動分子”會上，肖成英根據康克清事先的一番授意，帶頭髮言說：“這幾個同志不是別有用意，擾亂軍心，而是對紅軍作戰勝利消息感到高興，受到鼓舞。有些消息也許傳得不很準確，但這與洩露黨的軍事機密是兩回事，不應該開除他們的黨籍。”會上，還有人拿出刊載有中央紅軍作戰勝利消息的《紅色戰場》（半月刊，由紅軍總司令部編輯出版），對肖成英的發言內容加以印證，這才使得張宗遜等人免受黨紀處分。
第二炮是1936年9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攻佔臨潭、渭源、通渭等縣後，張國燾仍不想與紅一方面軍會合，公然推翻靜會戰役計劃，調集部隊從永靖渡黃河西進。在一次骨幹分子會上，張國燾為他的“西進”計劃作思想動員，意在爭取骨幹分子的贊同和支持。然而，肖成英卻遵照康克清的特別授意，面對張國燾又放了一炮。她說：“是北上還是西進，這關係到幾萬紅軍的命運！從部隊思想情緒來看，大家都要求趕快北上，早日與中央紅軍會合，不願過黃河西進；如果再要西進，恐怕會引起思想混亂。從物資條件上講，現在的防寒衣物和糧食都很缺乏，如果堅持西進，即使不會被敵人消滅，我們自己也會凍死、餓死。”
張國燾聽了勃然大怒，拍著桌子質問：“是誰教你這樣發言的？”肖成英說：“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不少人都是這樣看的、說的。不信，領導上可以去了解調查。”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鍾在一旁說：“下面是有這種議論。”幾經周折之後，張國燾才被迫放棄了“西進”行動計劃，在會寧實現了與紅一方面軍的勝利會師。康克清對肖成英讚不絕口，高興地說：“‘小鋼炮’，不簡單，這一炮打到點子上了，把張國燾都給打啞了！”事後還說：“你是紅四方面軍的女同志，兩次在會上發言都很成功，實事求是，很有說服力。”肖成英卻說：“這都是朱老總、康大姐教的，教導得好！”
長征中，肖成英在康克清的引見下跟楊梅生相戀了。楊梅生時年30歲，湖南湘潭縣人，參加過秋收起義，原在紅九軍團第三師八團當團長，隨所部南下轉戰期間，調任紅四方面軍總部警衛營營長。長征到達陝北後，這對來自紅一、四方面軍的戀人，終於結為終身伴侶。楊梅生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新中國成立後，劉堅（肖成英）仍身著戎裝，歷任湖南省軍區後勤部副政治委員，廣州軍區直屬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長征後，康克清和朱德同聲讚美長征
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寫道：
“長征結束後，她（指康克清）對海倫·斯諾說，她覺得長征並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樣’。”
歲月流逝了近半個世紀，康克清對於長征的感受，卻一直沒有改變。1984年11月2日，康克清在接受索爾茲伯裡採訪時說：“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對此，索爾茲伯裡這樣評述：
“在她的同伴中，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與她有同感的人卻並不多，大多數認為長征是一次艱鉅而又危險的行動，自始至終都是如此。”
言為心聲。長征本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歷時整整兩年的艱苦長征，不僅要在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幾十萬大軍浴血奮戰中求得生存，還要在極其艱難困苦的雪山草地、飢寒交迫的境況下求得生存，這在中外戰爭史上以及人類遷徙史上都是罕見的。然而，康克清的“長征就像散步”之說，卻別具一格，獨領風騷。乍一聽，很是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如此艱苦卓絕的長征，在她的心目中卻變得這樣輕鬆愉快，居然像遊山玩水一般“在野外散步”。
長征途中，康克清事實上也吃夠了苦頭，飽受疾病折磨，尤其是惡劣的自然環境之苦。艱苦而又曲折的漫漫征途，怎麼說也不會“像在野外散步一樣”！康克清也曾這樣述說：
“我想在長征中，最困難的地方該是四川的卓克基和毛爾蓋。在這兩個地方，我們一點兒吃的東西都沒有，只好用生麥、青草和樹皮充飢。……在草原上，蠻子的騎兵時作襲擊，我們的戰士又因天氣奇冷，不能發揮戰鬥能力，在這時候，許多身體衰弱的都死去了。”
這一段口述實錄，指的是1935年7月，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後，由兩河口爬雪山到卓克基，再由卓克基經黑水蘆花到毛爾蓋，部隊連日在人煙稀少的藏民地區艱苦行軍，時值青黃不接之際，糧食奇缺，指戰員受到嚴重的飢餓威脅。當時，兩個方面軍總共十幾萬人馬，先後在這一地區滯留多日，有的長達一個半月之久。為了籌足過草地的食物，紅軍總司令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隊收割藏民的青稞，以籌備足夠的糧秣。那些尚未完全成熟而勉強可以割來食用的青稞，“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都一齊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朱德“不僅同戰鬥員一樣割麥和打麥子，並且割下以後從一二十里遠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來”。
為了謀求數萬大軍的生存，朱德不只是以身作則收割青稞，他還組織了一個“野菜調查小組”，帶領大家到野外尋找一些認識的、可吃的野菜，採集回來，洗乾淨，煮著吃。同時又動員大家去找挖野菜，以彌補糧秣不濟之急。1936年繼續長征北上時，朱德還曾組建了一個“野菜委員會”，吸收醫務、炊事人員和當地老農參加，由他親自領導帶隊，尋找出可供食用的野菜20多種，並編寫成《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發至連隊。同時要求基層連隊組織成立了野菜組、捕魚組、打獵組，想盡一切辦法同飢餓作鬥爭。他還身體力行，帶頭撕羊毛、捻毛線、織毛衣毛襪等禦寒衣物，千方百計地克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困難，戰勝康藏高原上的風雪嚴寒。
跟隨朱德南下川康邊的康克清，當時也擺脫不了飢寒交迫的艱難困境。先後兩次翻越夾金山的情景，就足以使她感受到長征中的辛酸苦辣。1935年6月，第一次翻越夾金山時，由於高原反應嚴重，她是在李伯釗等人的扶助下，雙手拉著一頭騾子的尾巴，一路上搖搖晃晃、跌跌撞撞，總算是翻過積雪茫茫的夾金山。第二次翻越夾金山時，正是1936年初春時節，高原上冰天雪地，冷得出奇。紅軍在向甘孜地區轉移的途中，經達維、懋功至丹巴，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不巧的是，康克清這時突然病倒了，一連數日高燒不退，昏迷不醒，一步也不能走動。更為嚴重的是，張國燾的一個親信要將她留在當地的一戶老百姓家中，名義上說是照顧她“休息養病”，實際上是要將她與總司令徹底分開，排除出紅軍的戰鬥隊列。在此危急關頭，多虧肖成英騎馬送信給朱德，這才將她從危難中挽救出來。朱德決定讓她跟著部隊走，走不動就抬，用擔架抬著走。翻越夾金山時，因為山路陡峭冰雪載道而不能抬擔架，可她又昏昏沉沉、虛弱無力，也不能騎乘牲口，無奈之下，就只好採取馬拉雪橇的辦法，讓她躺在擔架上，由一頭騾子拖著翻過了夾金山。過了夾金山，又以同樣的方法，翻過了丹巴至道孚之間更為高峻艱險的，被當地藏民稱為“神山”的折多山主峰黨嶺。
僅此而言，能說康克清沒有吃過“爬雪山過草地”之苦，“像在野外散步一樣”輕鬆愉快嗎？而康克清，卻懷著十分樂觀的心態，一面以革命者無所畏懼的戰鬥精神，沉著冷靜應對眼前的艱難困境、凶險敵情；一面又以堅定的信念和快樂的情趣，在行軍沿途觀察和欣賞美好的風光景色。
康克清曾向索爾茲伯裡坦然相告：“我很善於走路和騎馬。我總走在一群人前面幾十米，這群人中有蔡暢和幾位留過學的黨員。他們整天談論他們的經歷，談論在國外的學習情況，吃過的好東西以及去過的地方。他們每天談呀，笑呀，還開玩笑。和他們在一起感到鼓舞。他們不斷地說笑，有時還唱《馬賽曲》。我確實對海倫·斯諾說過，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樣。與這麼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什麼呢？”
如此輕鬆愉快的切身感受，這般美好有趣的生動體驗，從而形成那樣一句別開生面的長征絕唱。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艱苦情景，對朱德來說，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在長征路上，朱德身體強健，一路上就沒病過，他“只有一個擔子，一個人，一匹馬，一個馬伕，四個特務員。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騎一半馬。人還是感覺得很爽快，不感覺如何愁悶”。他“沒有坐過擔架，一直到草地，才害了一次感冒病，坐了五里的擔架，坐得不舒服，就下來騎馬了”。他的“腦筋也是與身體相同，問題就從來沒有放鬆過，處處想得到，也想得遠。就是怎樣困難，也解決得開。從來就沒有認為什麼是沒有辦法的，相當的有點樂觀主義”。
感覺“很爽快”也好，不覺得“愁悶”也罷，都歸結於“樂觀主義”這一根本因素。他“處世，對人也是樂觀的”。他的樂觀主義，在對過草地的讚美中抒發得淋漓盡致。他認為“死氣沉沉的樣子，是過不去草地的”，“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說是人生極大的最艱苦的階段了。但我覺得是很有味道”！總司令不禁這樣自述：“當過草地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是困難極了。我還認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紅的花，黃的花，都很好看。幾十裡地裡都是，還有大的森林和樹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彎彎曲曲的，斜斜的一條帶子一樣，往極遠處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裡無拘束，也是極有趣的。也許因為我自己帶著樂觀性吧！”
朱德的思想原動力，乃是革命的樂觀主義——樂以忘憂，樂天知命，樂此不疲，樂在其中。愉快喜悅的一個“樂”字，既是樂天派人物性格的生動體現，也是革命英雄氣概和長征精神的一個方面。朱德兩年間三過草地，他一面割青稞、挖野菜、捻毛線、織毛衣以求生存；一面又以自己的樂觀性觀摩和享受大自然的秀美風光，草地上的自然美景也在吸引、激勵和鼓舞著他前進的腳步。
在美國女作家尼姆·威爾斯的筆下，“康克清是最令人感興趣的人物”，她“一見到康克清就有好感”：“她的性格惹人喜愛，圓圓的臉盤，容貌端正秀麗，長著一雙淺褐色的杏仁眼和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她的身材高於一般人，體格健壯勻稱，舉止沉著穩重。……她是健美的化身，晒黑了的臉上和紅潤的雙頰上光華常在，流露出誠摯的神情”。這位長征過來的總司令夫人，她不只是以“誠摯的神情”道出了長征對於她如同長途“散步一樣”的絕唱，同時也揭開了之所以有此絕唱的內在根源：
“朱德給我的影響非常大，不過，他不僅是影響我一個人……”
終於道破了天機，揭開了一個不可理解的謎團。康克清的長征“散步”之說，原是從朱德的樂觀精神潛移默化而來的，正好應了“夫唱婦隨”這一成語。朱德在長征中的言傳身教，不只是落實在她的行動中，同時也滲透在她的思想靈魂深處。從她對於長征的感受和回憶中，同樣也使人看到紅軍總司令老當益壯的偉大身影。當然，朱德總司令的影響力量之大，不僅限於康克清一個人。
作者：盧振國